乡村振兴视野下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策略研究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提升农业整体竞争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需要。但由于各服务供给主体在自身及彼此协同方面存在种种问题,导致了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因此,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使各服务供给主体克服自身局限并协同发挥作用,才能最终形成合力,高效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农业生产性服务。     

经营规模分化视角下土地转入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的影响

基于2013—2018年12402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Ⅳ—Probit模型,探究了经营规模分化视角下土地转入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转入显著促进了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选择存在经营规模临界值,仅当经营规模达到临界值后农户才会提供服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土地转入与经营规模仅在无合作社提供服务的村庄、平原地形村庄对农户服务供给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在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进程中,应重视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潜力,为其发展提供政策扶持;继续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合理配置农村土地资源;注重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特征,因地制宜制定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政策。     

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路径优化研究

［目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业总产值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物质投入日益增加并接近饱和,然而,农业生产效率未见显著提升,农产品竞争力不足。在此背景下,文章以生产性服务融入农业生产可以有效提升重庆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为逻辑起点,研究农业生产性服务提升重庆市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有效路径。［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在分析2002年以来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投入水平和趋势的基础上,利用中间投入率等指标着重分析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投入的来源（供给）和去向结构性的变化,探寻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水平和内部结构的短板所在。［结果］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总体投入水平偏低,传统服务仍占主导地位,现代要素的投入不足,政府组织的作用有所弱化,农业的销售类服务需求激增,对种植业的投入是短板。［结论］通过提高政府责任、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整合农业全产业链生产性服务供给、三产融合发展、培育新型服务主体可以优化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有效提升重庆市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     

农业生产性服务供求关系演变趋势与功能优化研究

农业生产性服务是在"大国小农"基本国情下,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通过规范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发展阶段农业生产性服务供求关系的演变趋势,发现伴随经济体制、农业经营体系、农业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农业生产性服务在供给主体、需求主体、服务目标、服务内容等方面也正在或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与需求主体、需求内容的异质化,对新时期农业生产性服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局部地区农业生产性服务实践中出现的"小农户挤出" "服务组织经营规模盲目扩大"等潜在"不良倾向"问题应引起充分重视,应对不当可能影响新时期农业生产性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为此分析提出优化现有农业生产性服务功能的具体策略,使其更有效地惠及坚持家庭经营的传统小农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助力小农户更好更快地步入农业绿色发展轨道。     

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偏好异质性特征与来源

农业生产性服务是促进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重要桥梁,为优化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依据江西、湖北等10省区调研获取的740份农户有效微观数据,分析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偏好异质性特征与来源。研究发现: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均更加偏好于购买产中服务,但前者的偏好强度要高于后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购买产前服务的偏好强于小农户,尤其是金融保险服务,但其购买产后服务的偏好则要弱于小农户。二是农户类型、农户基本特征、家庭农业生产禀赋均会对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偏好异质性产生影响,其中农户类型的影响最为强烈和稳定。三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之间产生偏好异质性特征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目的和生产技能的差异。据此,应从优化供给结构和增强需求内动力两个角度,提升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精准性。     

农业社会化服务供求结构差异的比较与分析——基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供求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以对99个村297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农户最迫切需要的社会化服务项目、服务供给状况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供求的结构差异,并提出未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与整体性治理研究

近年来,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呈现“碎片化”特征,即供给主体、供给决策及供给监督“碎片化”。基于此,应引入新公共治理理论中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充分发挥自身的整体性治理取向与无缝隙供给养老公共服务的优势,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建构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机制;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实现供需有效对接;整合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监督机制,构建科学评估反馈体系。     

公共服务创新性供给如何促进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营销——以广东省“12221”市场体系建设行动为例

本文从公共服务创新弥合农村数字化需求鸿沟的视角，考察广东省“12221”市场体系建设行动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匹配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营销需求的过程，以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创新性地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进而达到满足农村快速增加的数字化需求的目的。研究发现：广东省“12221”市场体系建设行动的公共服务供给创新表现为地方政府构建公共服务生态系统，以营销行动推动系统中多元主体的服务资源与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化需求匹配，实现价值共创，从而达到促进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营销的目的；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成功实现的原因在于，多元主体的长尾式数字化服务供给对接了农业经营主体广泛细分的、小众场景的、个性化的长尾式数字化需求；地方政府的系统服务提供了实现数字化营销所需要的便利条件和转换因素，使农业经营主体得以突破可供性约束，数字化营销可供性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共创价值保证了参与各方获得相应收益，从而能保障公共服务生态系统持续发展；农业经营主体获得的数字化营销能力有助于他们在全产业链拓展数字化应用。     

扬州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分析

[目的]基于农业供给主体、农业供给侧改革制度和相关保障、农村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资金融通能力等5个维度选取了17个指标构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对2010~2016年扬州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进行度量。[方法]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赋权,测度扬州市农业供给侧改革成效,在此基础上对比扬州市和江苏省的差异。[结果]扬州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整体处于江苏省平均水平之下,但发展速度高于江苏省平均水平;5个维度贡献度差异较大,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结果不一;农业供给主体增长速度最高达到13.64%,农业供给侧改革制度和相关保障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较低分别为5.33%和5.17%。[结论]优化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农业保障机制、创新农业融资模式和深化农业风险分担机制是扬州市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

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与发展现代农业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普遍存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服务业提供主体单一、农业金融保险发展滞后、农业科技人才匮乏、农业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因此,应该从优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多元化的服务组织、完善农业金融服务体系、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农业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带动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接小农户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以我国蔬菜工厂化育苗为例

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优化生产服务方式、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本文以农业生产集约化与精细化管理的先行者、现代农业服务于小农户的典型-蔬菜工厂化育苗为例,在回顾我国蔬菜育苗产业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40余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蔬菜种植户的生产组织形式、种苗服务需求与困境;介绍了以服务小农户为主的我国蔬菜工厂化育苗在优化产业布局和变革对接模式方面的探索实践;提出了立足国情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保障生产性服务有效供给、因势利导完善服务主体运营环境、与时俱进创新机制体制等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建议。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效果及对策建议：以宁化县济村乡为例

总结梳理宁化县济村乡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的实施情况,分析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现状,提出推动服务主体多元发展、拓宽社会化服务面、推进土地经营规模化、注重示范引领、创新服务机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建议,为促进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提供参考。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逻辑、现实阻滞与优化路径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和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关键途径。本文基于理论、历史与实践视角,系统阐释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逻辑;从市场发展与政策支持出发,重点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的现实阻滞;以消解现实阻滞为基本导向,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在市场供需匹配与政策体系优化的相互影响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是农业分工不断深化以及服务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互促过程,农业社会化服务仍然面临存量需求整合困难与增量需求显化不足并存、服务供给主体自生能力不足、本土化发展迟缓与供给结构性失衡并存的市场短板,以及战略性支持不足、政策落实不佳、联动机制不健全和政策绩效有限的政策短板。因此,必须以突破双重短板为重点优化存量需求,拓展增量需求,进一步构建市场供需均衡、政策引导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引导农民合作社向高质量发展轨道迈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只有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才能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而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日前,农业农村部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为包括农民合作社在内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培育发展工作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河北省科技服务机构创新供给问题与对策

科技服务机构是科技服务业的中坚力量,在帮助和促进创新主体的科技创新上具有重要作用。创新供给能力是影响科技服务机构功能顺利发挥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分析河北省科技服务机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在为创新主体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策略,以提高河北省科技服务机构的综合实力,促进其健康发展。     

绿色农业生产性服务新型联合体的运行特征与服务效能——以中化集团阿旗MAP示范农场为例

探索"多主体参与、多目标融合"的绿色农业生产性服务模式,可以解决目前农业生产劳动力"弱质化"、土地"碎片化"、农药化肥"过量化"、绿色农产品价格"低值化"等现实问题,也是破解中国未来谁种地和如何种地的重要手段。中国中化作为中国农业的"国家队",2017年启动了MAP战略,构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模式,是有效实现绿色农业生产"参与主体合作、资源整合、协同响应、互利共生"的一种创新型农业绿色生产组织模式,本文以中化集团阿旗MAP示范农场为例,分析了新型联合体的运行特征和功效,并提出构建稳定的龙头企业主导型绿色农业生产性服务新型联合体的建议。     

互联网驱动农业生产性服务创新:基于价值链视角

互联网+引入农业生产性服务领域,促进服务的不断创新,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依托互联网+,以农业价值链为基础,分析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对象的需求、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主体追求和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农业生产性服务创新的内源动力,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及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的外源动力。互联网不仅带动农业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升级以及革新服务模式,而且促生新服务业态、创新服务内容,这是互联网驱动农业生产性服务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本文结合案例提出服务主体创新、共享经济平台化服务、专业化精准服务、跨界融合服务等四种模式是典型的互联网+农业生产性服务创新模式。     

西部区域特色农业发展与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

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是西部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取向,而发展特色现代农业乃至农业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产品是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从西部农业公共产品供给实际出发,以区域特色农业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为取向,进一步创新农业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西部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发展探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直接推动者,本文在分析阐述新阶段农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经营主体的地位作用及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最后从转观念、提能力、降成本、补短板、促融合、防风险六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天然具有"生产"和"服务"双重功能,现已发展成为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中坚力量,构建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客观评价、准确了解现阶段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现状的有效途径。文章从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益两个维度入手,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细分为七个层面、三十项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以山东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服务项目供给和流通服务率是衡量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水平最重要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山东省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发展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因此,一方面,合作社应根据农户需求,从供给侧优化服务项目供给;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势头良好,但仍处于初级阶段,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加强政策的引导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