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块链的食品信息透明度博弈分析

在传统食品供应链中信息不透明现象普遍存在,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去中心化、智能合约的数据库账本技术,具有信息安全透明、可溯源、信息无法篡改等特性,能够有效解决食品信息不透明问题。针对食品企业投机行为,文章构建了食品企业和消费者的食品信息透明度博弈模型,并加以求解。结果表明:在区块链环境下,食品企业选择区块链技术与消费者购买行为密切相关,当食品企业选择区块链,提供信息完全透明的食品时,消费者将会青睐信息完全透明的食品;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提高有助于食品企业选择区块链技术,当消费者缺乏对食品信息判断能力以及购买行为降低时,食品企业会采取投机行为,舍弃区块链技术,食品信息透明度将难以获得。     

基于行为特征因素及情境因素的消费者安全认证猪肉购买路径分析——来自华东地区12市的微观调查

本研究从影响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猪肉的购买意愿以及消费者购买意愿—行为差距的内外部因素出发,综合计划行为理论、感知价值理论和情境效应理论构建消费者购买决策模型。基于华东地区江苏省和安徽省844个样本的调查数据,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挖掘影响消费者对安全认证猪肉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消费者行为特征因素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在安全认证猪肉消费领域存在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不一致的现象,消费者情境因素(感知行为控制)和环境情境因素在购买意愿向购买行为转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安全认证猪肉的合理定价以及安全健康生活理念的宣传推广不容忽视。     

转基因食品陈述性偏好与购买行为的偏差分析——以城市居民食用油消费为例

本文基于7个城市991份消费者的调研数据,采用多元无序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了转基因食品陈述性偏好与购买行为之间偏差的存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消费者陈述性偏好与购买行为的偏差表现为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之间的认知失调现象;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是否一致受消费者收入、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及标识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转基因食品的价格优势、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较低及对转基因食品标识政策缺乏关注是二者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应加强转基因科普知识及标识政策的宣传,进而提高消费者选择效率,为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发展创造良好市场环境。     

信任对城市居民有机食品消费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目的]揭示不同信任水平消费者在有机食品消费行为上的差异及其内在逻辑,从而为有效破解有机食品市场提供新的思路。[方法]文章以价值感知和食品安全意识为中介调节变量,构建信任影响消费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基于全国1 113位城市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信任水平正向影响居民有机食品消费行为和价值感知,价值感知在信任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同时,居民食品安全意识在信任与价值感知之间起调节作用,从而价值感知对信任与消费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也会受到食品安全意识的调节,即产生了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结论]信任是决定消费者有机食品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信任缺失会限制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利用有效的信号揭示和传递机制能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增进消费者信任,从而促进有机食品消费市场发展。与消费者信任相比,价值感知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更为直接的因素,不同消费者信任水平导致的购买行为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影响消费者价值感知实现的。因此,提供差别化的产品与服务、加强消费者的良性社交互动,普及和传播食品安全知识,有效提升消费者的价值感知水平和食品安全意识,都有利于有机食品市场培育。     

消费者品牌猪肉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长沙市的调查数据

猪肉品牌化是生猪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文章以长沙市猪肉消费者为样本,考察了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品牌信任、政府信任、支付意愿以及品牌猪肉的购买行为等。结果显示,长沙市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认知度较低,对品牌猪肉及政府部门监管猪肉质量安全的信任度不高,导致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支付意愿及购买行为均偏低。最后,文章针对存在问题的提出了相应对策。     

消费者生鲜食品的质量信息认知和安全消费行为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3个省份消费者的生鲜食品质量认知和安全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购物渠道的选择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密切相关;消费者的家庭收入、受教育水平和所在地的市场发育程度对其认证食品的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尽管消费者对认证食品的质量评价较好,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消费者无法确定食品质量等因素,导致消费者对认证食品没有产生现实的购买力.为此,应加强政府组织对食品质量信息的监管,保证食品认证标准的统一性和真实性.逐步降低认证食品的生产成本和信息传递成本,从而降低认证食品的总体价格水平,增强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购买能力.     

食品安全管理的困境与出路

假设某一地区存在两个食品生产企业，某企业生产的不安全食品(泛指对危害人类健康的食品)能够对另一企业的安全食品产生负面外部性，比如由于该企业生产的食品不符合安全食用标准，消费者购买食用受到伤害后，在下一次购买决策中，由于上一次的食用负面心理影响，造成一定的信息传递，致使消费者怀有对该类食品的不信任态度，由此对生产安全食品的企业造成了一定的间接经营损失。反之我们也认为生产安全食品的企业同样会对其它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     

获取披露信息能提高食品信任水平吗——基于湖南省长沙市生鲜品信息公示的调查数据

缩小主体间信息差距是提高食品市场信任水平的重要途径。为了研究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环境中,消费者获取信息对食品信任的影响,本文通过问卷调查长沙市1050位消费者,搜集消费行为和个人特征的数据,并使用内生处理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样本中只有17%的消费者主动搜寻公示信息,但是获取披露信息能够缓解不对称程度并提高满意度,进而显著正向影响信任程度;同时,获取披露信息在女性组中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年龄组间的影响为倒U型;另外,信息获取行为的选择受到食品安全、干净卫生和对新鲜程度关注度的显著影响。结果说明,在信息披露后,帮助和引导消费者主动获取信息,能够更好地提升食品市场的信任水平。     

地方政府出让被征农地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本研究利用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地方政府出让被征农地行为的内在机理和影响因素。在统计分析不同土地出让方式出让被征农地在省际间的变化特点的基础上,对被征农地不同出让方式的价格特征(低价协议出让工业用地、高价招拍挂出让商住用地)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地方财事权不平衡程度越大,地方财政支出压力越大,高价招拍挂出让被征农地数量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低价协议出让被征农地"招商引资"的激励越强;省份人均收入水平越高、人口越多,地方政府选择高价招拍挂方式出让被征农地获取更多的土地出让收入激励越大。因此,改变以GDP为主要政绩考核指标、扩大地方财权、减少地方事权将有利于我国土地出让市场化的完善。     

消费者对含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消费偏好分析

基于现有的研究文献,本文在对可追溯猪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做出设定的基础上,通过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山东省潍坊市765位消费者对含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的可追溯猪肉的偏好。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度、对可追溯食品的认知、关注"猪肉可追溯标签"信息、自身收入与家中是否有孕妇、受双汇"瘦肉精事件"影响等变量显著影响其对含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偏好。对变量边际效应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偏好可追溯猪肉的消费者更偏好含有养殖与屠宰信息的可追溯猪肉,高收入消费者则偏好同时含有养殖、屠宰、加工三种信息的可追溯猪肉,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者选择含有不同层次可追溯信息猪肉的主要因素。     

大学生液态奶消费行为研究 ——以南京市仙林大学城为例

为了解当代大学生在购买液态奶时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消费行为,文章以南京市仙林大学城地区的大学生为例,就消费者对于购买液态奶时的影响因素展开问卷调查,通过调查数据,以标签信息受关注度作为独立自主型变量,以促销接受度作为盲目从众型变量来揭示当代大学生液态奶消费行为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在购买液态奶时,他们的消费行为会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价格、口味、饮用目的及包装材料等,然而通过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当代大学生的液态奶消费行为主要属于独立自主型,这表明当代大学生在选择液态奶时首先关注的是产品本身是否符合自身的需求,其次才是产品的外部因素。     

农村居民的购物地选择行为:对村级零售商的含义

本研究的目的是深入了解农村居民购物地选择行为信息,以帮助提升农村零售商店的竞争能力。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村居民购买烟酒时更倾向于在本村零售商店购买,而购买食品和日用品时则更倾向于外购。②农村居民选择购物地的首要考虑因素是商品质量,其次才是购物地的便利性、商品价格和服务。③村级零售店为农村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但村级零售店未来还需超越便利,改善经营。④农村消费者可细分为消遣型农村消费者、经济型农村消费者、品质导向型农村消费者和淡漠型农村消费者4类。消遣型农村消费者多属于家庭收入中等、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高和女性;经济型农村消费者的家庭收入偏低、年龄较大、文化程度不高;品质导向型农村消费者家庭收入水平高,所占市场份额最大;淡漠型农村消费者的家庭收入中等、文化程度偏低。     

可追溯猪肉原产地属性与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消费者偏好分析

本文以中国江苏省无锡市110位消费者为样本,采用真实选择实验的方法,借助随机参数与潜在类别模型研究了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属性及其层次的偏好。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可追溯信息真实性的政府认证属性支付意愿最高,对原产地属性的支付意愿高于对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支付意愿,且追溯到屠宰加工环节的可追溯信息属性与本地产属性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与外地产属性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因此,尽管消费者群体存在异质性,但不同类别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本地产属性均具有一定的支付意愿。故在中国可追溯食品市场建设初期,在可追溯食品属性体系中设置原产地属性具有积极意义。     

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属性偏好研究:基于选择的联合分析方法

本文基于商务部肉菜流通追溯体系七个试点城市1380份消费者的调研数据,运用基于选择的联合分析方法,采用多元Logit回归模型,研究了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属性的偏好。研究表明:消费者对可追溯信息的认证属性最为重视、其次为外观、可追溯信息和价格;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属性的偏好具有异质性,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显著地影响其对可追溯猪肉属性的偏好。本文提出了应加强对食品可追溯体系相关知识的宣传,鼓励生产者生产不同可追溯属性层次与不同可追溯信息认证相组合的可追溯食品,并尝试推行食品可追溯体系与认证标签制度相结合政策体系,以发展安全食品市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消费者对安全食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

以无公害猪肉这一安全食品为例,本文利用2008年7月在福建省厦门市的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分析了影响中国消费者对安全食品支付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支付意愿是"是否愿意支付额外费用"和"愿意支付多少额外费用"这两个决策过程的统一。消费者的主观知识,安全食品的购买频率,对食品安全公共机构的信任程度,消费者关于安全食品对健康、野生动植物和环境的利益的信念以及对安全食品的态度显著正向影响其对安全食品的额外费用支付意愿;消费者关于安全食品对健康、野生动植物和环境的利益的信念,对安全食品的态度和主观规范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愿意对安全食品支付的额外费用。社会经济变量和人口统计变量中,只有消费者的个人年收入和年龄变量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支付意愿。     

新消费时代一线城市预制食品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预制食品是指经过简单处理、调配的各类初级加工食材、半成品菜及成品菜，也可称为广义预制菜，主要可分为即食、即热、即烹、即配四大类，而狭义预制菜则是特指经过预选、调制、包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半熟食品。在快速发展的新消费环境下，预制菜已越来越受到市场青睐，消费者选择预制菜的影响因素也在不断变化。文章以预制菜为切入点，基于S-O-R模型，通过研究刺激消费者购买预制菜的因素以及消费者自身的心理感知，最终反应至购买行为的过程。力求通过研究预制菜分析出当前环境下消费者选择所有预制食品时着重考虑的因素，有针对性地给出建议，助力预制食品产业良性健康发展。     

供应链协作关系、外部激励与食品企业质量管理行为分析——基于江苏省、山东省猪肉加工企业的问卷调查

供应链理论认为紧密供应链协作关系能够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然而,对于当前我国食品企业尤其是肉类加工企业比较分散、市场集中度较低现状,供应链资源的整合是否能够促进食品企业改善质量管理行为进而提高其市场竞争优势呢?本文选择在中国具有代表性消费的猪肉产品的加工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江苏和山东140家猪肉加工企业为数据来源,分析了猪肉供应链协作关系、政府激励与企业质量管理行为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政府激励行为与猪肉加工企业的质量管理行为具有正相关关系,而供应链管理行为则对企业的质量管理行为的影响存在不同的作用方式和机制。     

北京市消费者质量安全畜产食品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对北京市消费者的调研资料展开。研究表明,消费者对畜产食品质量安全的关心程度比较高,标识信息的可接受性影响着消费者对畜产食品质量安全的认知水平。当前,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理解还相当混乱,不能掌握其真正涵义,增加信息透明度会改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消费者愿意为安全食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应该促进安全信息的有效传递,增加消费者的信息占有量进而来改善安全食品的生产、销售状况。     

基于信号博弈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中围标“蜜罐”行为的分析

研究目的:依据土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的特征,构建围标"蜜罐"行为的动态贝叶斯博弈模型,找出促使均衡结果合理化的因素变化差异和关系。研究方法:信号博弈。研究结果:(1)由分开均衡的求解可知,在土地使用权招标中,当招标人看到投标人报低价时将检查,看到投标人报高价时则不检查;投标人围标时将选择报低价,不围标时将报高价。(2)由合并均衡求解可知,无论投标人围标与否,投标人报低价时,此博弈有两个完美贝叶斯均衡。研究结论:为遏止投标人进行围标合谋这一"吃蜜罐"的行为,要增加围标成本、合理控制检查成本、降低投标人预期收益和完善惩罚形式、加大惩罚力度。     

邻里效应及其对农地流转选择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贵州省540户农户的调查

本文选取贵州省农户为调查对象,以3县3村为调查样本,以50米以内、100米以内以及小组内成员定义邻里,运用线性均值模型、logit模型等工具分析邻里效应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并将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区分为内生效应与外生效应。研究表明:(1)农地流转存在邻里效应,邻里效应显著影响了农地流转行为、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价格选择及方式选择等。(2)邻里距离越近对农户的选择行为影响越大。对于邻里效应的忽视,导致以往研究存在内生性偏差。(3)将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区分为内生效应与外生效应;其内生效应,即邻里的农地流转行为显著影响农户选择同样的行为;外生效应,即邻里的户主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土地数量、土地质量、劳动力状况等均对农户的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充分发挥资深成员、党员、村干部、新型职业农民等的带头作用,积极开展土地整治相关项目,发挥小组的示范作用,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等为政策启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