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成本会影响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当前农村普遍高涨的男性婚姻成本给个体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并引发系列社会问题。文章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估计方法对婚姻成本如何影响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婚姻成本与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呈倒"U"形关系,在临界值前后,婚姻成本的增加会分别提升和降低主观幸福感;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和成员关系对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区域层面上离乡镇距离、山区地形对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据此,促进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提升,政府应从乡村治理层面入手,推行传统婚俗改革;健全农村婚姻市场,将婚姻成本引导在合理区间内。     

精准扶贫提高了贫困户的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精准扶贫是中国新时期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在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等客观福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尚不明晰。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评估了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精准扶贫政策总体上提高了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2)通过进一步细分扶贫政策类型得出,瞄准人力资本改善的能力培育型扶贫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但直接给予经济物质支持的扶贫政策并未对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3)相较于年轻和深度贫困户,精准扶贫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在老年贫困户和一般贫困群体中更加显著。(4)从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能够直接帮助贫困户增加经济收入,间接提升其主观社会地位并增强其村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中国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Meta分析

[目的]进一步探索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及其效应并深入分析研究层面产生分歧的原因。[方法]文章基于2007—2019年的40项实证研究,运用Meta分析,探究影响我国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及影响效应,分析其是否存在异质性,并探讨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随时间迁移的动态变化趋势。[结果]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住房条件、家庭年收入、区位特征、医疗条件、人际交往是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除家庭人口数、区位特征、医疗条件外,其他影响因素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关键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值随时间的变迁趋于稳定且变化趋势较为良好或趋于稳定。此外,不同的研究特征对实证研究的结果会产生较大影响。[结论]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投入水平,多渠道提升农民收益水平,维护拓展农民社会联系以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同时在未来研究中加强对关键影响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潜在调节变量的进一步考察,并注重多方法的交叉及比较应用。     

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江西的调查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衡量我国乡村振兴建设成效的重要方面。文章基于2021年江西农村入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微信朋友数量越多,邻里关系越好的农户,其主观幸福感越高。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在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中更加显著,线上通讯与线下交流具有互补效应。文章将就此结论提出增进农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应建议。     

陕西民办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

研究民办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有助于了解民办高校教师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状况,为民办高校政策的制定者管理和稳定教师队伍提供方法和建议。本文基于对陕西省五所具有代表性的民办高校进行问卷调研,对收集的384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就提升民办高校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提出建议。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玉溪325户农村居民为例

本文以玉溪325户农村居民为样本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定量分析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普遍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个人特征、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相对于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影响更为显著,性别、婚姻、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影响为负;绝对收入的影响为负,贫富差距满意度的影响为正;农村居民个人生存环境变量的影响主要为正。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干预研究

基于笔者以前所做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结果,筛选出幸福感发展水平比较低的被试,然后采用自鳊的提高主观幸福感的团体训练方案,对14名幸福感水平比较低的被试进行幸福感团体训练,探讨幸福感团体训练对幸福感发展水平的影响,试图寻求提高大学生幸福感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途径.研究结果表明:团体训练是提高主观幸福感发展不良大...     

收入质量、社会地位与农户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陕西省68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与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分维度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影响农户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收入质量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分维度中收入充足性、成长性与知识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收入成长性正向影响效应最强，收入成本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收入结构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与农户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多在30%以上；个体特征中年龄、婚姻、学历、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特征中人口规模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从提高农户收入质量与社会地位两个角度为相关部门增强农户主观幸福感提供政策借鉴。     

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农民工调查

文章采用随机街访、定向抽查和逻辑回归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对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190户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年平均收入、自尊和社会支持、受教育程度和人格特征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购买社会保险能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吗？——基于上海市2942个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2016～2018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2942份农民工样本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保险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购买社会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且购买的社会保险种类越多,其主观幸福感越高。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比未购买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高21.70%,每多购买一种社会保险,其主观幸福感提高6.10%。五种类型的社会保险均能显著提高参保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其中购买医疗保险带来的边际效应最高,其次为养老保险,最低的是工伤保险。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分样本分析,发现原模型的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幸福感与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目前关于幸福感的文献,多以研究产生幸福感的前置因素为主,但是对幸福感的逆向效应的研究常常被忽视。幸福感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文章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炊事能源消费的微观数据调查和分析,探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因素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农村居民绿色炊事能源消费背后的驱动因素,以期对农村绿色能源消费引导政策提供指导。方法 该文基于2016年CFPS的数据,运用描述分析和Binary Logistic 回归,并采用变异系数赋权法对个人幸福感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进行赋权分析,重点分析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的影响。结果 （1）农村居民的主观、客观幸福感在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2）客观幸福感对男性组和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均表现出显著正效应。而主观幸福感只对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3）幸福感对农村居民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主观幸福感只对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4）年龄小的女性群体更容易实施绿色炊事消费行为。结论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对于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初探

为探索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随机抽取959名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全国常模;不同性别、民族的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专业差异,文科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理科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同宿舍人际关系满意度的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极其显著差异;社会支持与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性相关。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培养策略

从主观幸福感的内容出发,根据我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和特点,对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以及如何培养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等方面进行研究,力图找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缺失的主要原因和培养策略。     

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

让老人生活幸福、安享晚年是各项老龄政策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山东省、河南省和陕西省111名农村老人的福利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较强,但同时存在着群体性差异。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高并不能掩饰其客观生活质量较差的事实,多子也不一定意味着多福。基于此,本文从居住空间、代际关系、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文化服务等几个方面为改善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提出了建议。     

小城镇建设背景下黑龙江国有林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在国有林区小城镇建设的客观背景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黑龙江国有林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对国有林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林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效应为0.394;其次是身心健康状况,影响效应为0.197;最后是家庭工作环境,影响效应为0.18。第二,社会经济环境对国有林区居民的家庭工作环境及身心健康状况都有显著影响,影响效应分别为0.34和0.37;社会经济环境借助对家庭工作环境和身心健康状况产生的影响进而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间接影响效应为0.07。第三,林区居民的身心健康状况对其家庭工作环境有影响,影响效应为0.15,并借助家庭工作环境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发挥间接作用,间接影响效应为0.03。根据模型拟合结果及黑龙江国有林区客观实际,围绕小城镇建设、经济转型、保障民生等提出改善国有林区面貌、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几点建议。     

数字经济与农民幸福感的研究

目前,在农业数字化和数字乡村的大背景下,以智慧农业和电商农业为代表的“互联网+”现代农业模式成为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基于此,文章通过对数字农业发展现状以及农民幸福感进行访问调查,分析了当前农民对于数字农业的认知情况和幸福感的相关现状,并提出相关改善建议。     

从军经历对创业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军旅生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会如何影响个体的创业行为呢?文章基于CLDS2016数据,通过多元Logit回归、稀有事件偏差调整、分类讨论等方法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军经历能显著促进机会型创业,但对生存型创业有负向影响,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根据是否受过高等教育进行分组,从军经历始终对生存型创业有抑制作用,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作用仅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样本中存在;就性别而言,从军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效应仅在男性样本中显著。文章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思路提供了新的有益借鉴。     

农民主观福祉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5省10县农户调查资料

本文基于农户调查资料,对农民主观福祉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总体而言,农民总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其中,农民对文化水平和收入的满意度最低,对婚姻、家庭以及人际关系的满意度最高。从分省的情况来看,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呈现东、中、西部递减的趋势,但同省内部各县农民的满意度之间差异较小。进一步建立农民主观福祉模型,结果表明: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人均纯收入、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成为村干部或村民代表、采用定点堆放垃圾与管道排放污水的生活方式、在村里建立正式的社会组织以及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均有助于改善农民的主观福祉状况。此外,与年纪较轻者、已婚或离异者相比,年龄较长或未婚的农民生活满意度更高。而遭遇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抑郁等因素对提高农民主观福祉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家庭资产、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目的 通过探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估计和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 随着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并且,较高程度的社会互动不仅能显著提高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结论 除风险金融资产,其他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均能提升农村居民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中等和老一代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由此,保障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支持农村居民创业等是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新农村建设下农民的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针对农民的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为目的,从农民的收入入手,并随机调查了100农民,来了解收入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针对调查结果提出提高农民幸福感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