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与缓解相对贫困

文章基于CFPS2018年微观农户数据,从相对贫困发生率、相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Probit和门槛模型分析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能够明显减缓相对贫困,但其减贫效果具有明显的门槛特征,当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较低时(14.29%~20.00%),其对这部分家庭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较高,超过这一占比,减贫效应有所减弱;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可以促进收入增加、降低收入不确定性进而减缓相对贫困。因而,应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拓宽非农就业渠道,持续做好低收入家庭的就业帮扶工作。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基于CHNS的面板数据分析

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是"后扶贫"时代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9年、2011年、2015年三期面板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探究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无论对收入贫困还是能力贫困抑或是权利贫困,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均能起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作用。而且,女性非农产业劳动参与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提升农户可行能力水平。改变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度量方法,验证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均具有显著缓解作用,表明结果稳健。可见,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参与能有效缓解农户相对贫困,释放女性减贫动能。因此,一方面应积极引导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释放家庭潜在生产力;另一方面应最大限度消除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为女性就业营造公平环境,缓解农户相对贫困。     

全面脱贫后农村多维贫困测量研究

对农民家庭的贫困进行多维测量和识别是解决2020年后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前提。使用修正的A-F多维贫困测量法,以"能力—权力"框架构建评估维度和指标体系,评估全面脱贫后中部农村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结果显示: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依然较高,脱贫户与非建档立卡户的多维贫困指数差异较大,但两者的贫困强度接近。进一步分解发现,中部农村地区呈现出两极差异化的减贫成效。一方面,社会权力对农户多维贫困贡献率较低,贫困群体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权力得到极大彰显;另一方面,表征农户发展能力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农户多维贫困贡献率达到84.4%,且脱贫户与非建档立卡户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农村减贫成效测度、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布动态学框架的CFPS数据分析

测算农村减贫成效并考察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对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覆盖我国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的CFPS调查数据,在Quah(1997)的分布动态学(Distribution dynamics)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减贫成效分析框架。首先测算出各地区农村家庭贫困内部状态的Markov转移概率矩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可分解的绝对、相对减贫指数,以综合考察各地区的农村减贫成效,随后本文通过首次构造的"条件Markov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样本考察期内,我国各地区的农村贫困状况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变好,贫困发生率均有所下降;(2)减贫过程中仍存在着脱贫又返贫的现象,农村家庭的深度贫困固化问题比轻度贫困问题更加严重,意味着扶贫开发工作正式进入攻坚时期,扶贫难度加大;(3)家庭成年成员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收入类型对农村减贫成效的影响显著性情况存在着时段和区域的异质性。其中,家庭成年成员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是否有成员从事有薪酬的农业劳动、工资性和营业性收入对家庭的贫困状态变动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政府应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将扶贫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和处于深度贫困的家庭,另外应再调整和倾斜扶贫资源与扶贫政策,将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加非农业就业机会作为主要减贫途径,将促进农村工资性和营业性收入增长作为主要的政策倾斜方向。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土地整治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天水甘谷县为例

[目的]土地整治作为土地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具有促进农村减贫的作用已经在地方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为使土地整治减贫作用更加精准化,文章在土地整治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导下,基于土地整治的多样性及贫困的多维特性构建了土地整治促进农村多维减贫的理论框架。[方法]在此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比分析了甘谷县贫困区实施土地整治前后及未实施的村中农户的自然资本、家庭人均收入、就业等的变化情况。[结果]土地整治的双重差分净效应D_(it)T_(it)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β_3大于零。其中收入维度、社会维度、知识维度的净效应分别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论](1)土地整治显著增加了农户的自然资本和家庭人均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水平,增加和拓宽了农户获得技能培训机会和就业渠道。(2)土地整治具有多维减贫效应。其中,收入维度的减贫效应最为突出,社会维度和知识维度次之。(3)农户的家庭特征和村中的交通条件也是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影响因素。     

农业机械化选择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来自2014—2018年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如今进入相对贫困治理时期。本文在理论分析农业机械化选择与农户相对贫困关系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2018年3期面板数据,基于面板Logit随机效应模型、扩展回归模型(ERM)、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手段实证检验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多维减贫效应。以传统农耕为参照组的研究结果显示:(1)部分机械化的减贫效应约为5.6%,全部机械化的减贫效应约为7.4%,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支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2)中介效应模型证实农业机械化会通过人力资本培育的中间路径缓解相对贫困,具体包括增加兼职经历、激励培训参与和提升健康水平;(3)依据不同机械获取方式而言,购买农机服务的机械化减贫效应更强,自购农机方式下机械化不存在减贫效应。本文有助于理解农业机械化减贫效应的理论机制,可为农业机械化进程中相对贫困治理工作提供政策启示。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基于西部289个自然村的调查资料分析

本文运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西部地区289个自然村有外出务工家庭和无外出务工家庭的调查问卷为样本,分析了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西部农村外出劳动力以文化程度较高的已婚青壮年男性为主;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减贫效应实证研究：基于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

全面脱贫之后,我国扶贫重点目标变为解决相对贫困,缓解贫困脆弱性。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四期数据,分析对比教育、经验与健康等人力资本在消除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的效果,实证分析农户非农就业在相关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教育、经验与健康等人力资本均有利于促进农户减贫,防止返贫;对农户减贫边际作用最大的人力资本是经验,其次为教育;在教育与经验促进农户家庭减贫的过程中,非农就业起到了中介作用;在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占比中,教育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经验。因此,未来仍可通过提高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有效防止农村居民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分析——基于5省121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本文首先基于贫困的多维特性分析了农地流转促进贫困减缓的理论机理,然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5省1218户农户3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的农地流转行为及其减贫效应。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其中,收入维度和就业维度的减贫效应尤为突出,教育维度减贫效应逐渐显现。但是,农地流入和农地流出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农地流出的就业减贫效应、收入减贫效应要更显著,农地流入具有极不明显的教育减贫效应。本文研究的重要政策意义在于:推进农地流转可能是增加家庭收入、提升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保障其权利进而促进全面脱贫攻坚的一个新思路。     

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生产资源优化配置视角

研究目的：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因果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实证依据和有益启示。研究方法：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BP神经网络赋权模型和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然后使用工具变量法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1）土地流转显著减轻了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且土地流出对5个子维度的相对贫困均存在稳健的减贫作用,而土地流入的减贫效应主要集中于家庭可行能力、发展机会、社会保险3个维度。（2）土地流转主要通过优化农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实现多维度的减贫效应。（3）土地流转对西部地区和农业产值较低县域的农户,以及家庭劳动力年龄较低和土地价值较低的农户的减贫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土地流转有助于提升相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培育自我发展的长效机制,其福利效应可以缩小地区间和人群间差异。基于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统一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促进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户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是我国新时期扶贫攻坚的难点和重点。深入剖析该区域少数民族农户致贫因素,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环境特征等3个方面对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结果]户主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中熟练说国语人口所占比重、兼业情况、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组织、家庭成员是否残疾或重大疾病、人均耕地面积、是否通公共交通车均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与预期一致;户主年龄、农户家庭中劳动力所占比重、未成年人口所占比重、离县城的距离、有无自然灾害对贫困的影响均没有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与预期假设不符,主要是"一户一策"的精准脱贫政策及惠农工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结论]未来应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实现对贫困人口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两个方面提高片区的脱贫成效。     

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贫困阻断北大核心

全面脱贫后,防止返贫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而农民合作社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科学评估其能否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从而有效阻断贫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三重差分(DDD)的方法检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期测度其在未来阻断农村家庭贫困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有效阻断贫困;并且户主受教育时间越长以及农村距离市场越近,农民合作社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越大。此外,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不同地区的合作社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也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对社会的信任度以及提供隐性担保等方式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片特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精准识别连片特困地区绝对贫困农户和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状况,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本文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秦巴山区为例,基于陕西、甘肃和四川3省131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贫困及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动比例每提升1单位,农户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23.2%,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显著增加8.4%,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缓解农户收入贫困,但也会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2)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人口规模和户主婚姻对农户收入贫困有显著影响;户主婚姻、人口规模、抚养负担和医疗条件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建议重点改善秦巴山区农户人居生活环境,提高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     

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本文从贫困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贫困发生与否、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从农户和社区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农村自来水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多种情形的回归分析中均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农村如何进一步实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乡村数字化何以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以乡村数字化发展为嵌入点,分析对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机理,结合实证方法剖析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差异表征与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乡村数字化可显著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影响效应为-0.13。（2）乡村数字化可通过提升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社会融入度减轻自身贫困程度,两者的中介效应分别为16%和24%。（3）在未接受政府补助、贫困程度较高以及从事非林业生产的家庭中,数字减贫能发挥较大功效。（4）我国各地区农村贫困程度存在显著的省际空间自相关,乡村数字化发展会缓解本省份和临近省份的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文章从促进就业和融入度两方面揭示数字减贫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并从家庭是否进行林业生产活动等角度分析数字减贫的差异表征,丰富现有减贫研究方法与视角,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新思路。文章得出政策启示：培育农户新型职业,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广泛设立农村就业岗位,建设数字化社交平台,强调物质经济援助与激发自主能力并重;积极培育林区...     

农业技术进步会降低农户的相对贫困吗——基于节本增产和外出务工的视角北大核心

厘清农业技术进步减贫的贡献及机理对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湖北省1119个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测度农业技术进步,运用贫困脆弱性方法计算农户相对贫困,并基于IVTobit模型和门限模型分析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农业技术进步能显著提高农户人均收入的2.397%和降低农户相对贫困0.338%,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会低估农业技术进步的减贫效应;(2)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户相对贫困存在一个门限效应,农业技术进步更能降低门限后土地经营面积较大农户的相对贫困,且农业技术进步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减贫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高、中、低学历组农户;(3)从作用机制来看,农业增产、农业节本和外出务工在农业技术进步减贫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大小分别为20.92%、18.2%和18.97%;(4)未考虑家庭内部结构会使农业技术进步的增收和减贫效应被严重低估,从而造成“虚假贫困”问题,家庭等值规模系数能较好处理此问题。     

退耕农户劳动力流动类型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根据时间特征对退耕农户劳动力的流动类型进行分类,涉及志丹县6镇5乡的农村家庭人口1207个样本,运用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得出农村劳动力选择流动类型与其影响因素的定量关系。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退耕还林补贴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差异性显著影响着退耕农户劳动力参与流动的类型。基于分析结果,文章提出后退耕还林时代,退耕地区应当适时调整退耕还林补贴政策,根据劳动力参与流动的不同类型制定促进当地城镇化进程的相关政策。     

内蒙古自治区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内蒙古自治区农地流转的现状,研究该区域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效应。[方法]以内蒙古3市为研究区,利用调研数据,并借助Logit模型分析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计算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倾向值得分,运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计算了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效应。[结果](1)土地流转转入主要受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影响,且为正向影响;土地流转转出主要受家庭人均资产价值的对数值、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村庄土地流转价格的影响。(2)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较流转前而言,农地流转能够使转入户家庭收入有效增长0.202 0万元,使转出户家庭收入有效增长0.244 1万元,因此,农地流转对转出户家庭收入增长影响效应要大于转入户。[结论]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应根据区域农地流转实际情况,有针对性采取相关措施,鼓励农户参与农地流转。     

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家庭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目的]试图从微观层面农户参与视角分析保护区建立对多维贫困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类似地区改进扶贫政策、创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提供实证支撑。[方法]文章以云南省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2019年收集的364份有效问卷,构建“农户参与—生计策略—家庭贫困”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二项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湿地保护对减贫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1）受访农户贫困发生率超过75%,非参与农户贫困发生率比参与农户高约29%。（2）收入偏低、脆弱性大,信息闭塞,难以获得金融支持是关键致贫因素。（3）农户参与湿地保护显著利于多维减贫,并对收入、生活质量、就业及发展单维度减贫具有显著影响。（4）生计策略多样化和非农化对减贫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24.48%和17.26%。[结论]建议提供多样化生计模式,对参与和非参与农户精准施策,完善保障机制,提高生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