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村民自治的空间和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意义深远而重大。对于乡村治理,我国"八二宪法"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     

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村民自治虽然是近30年来乡村治理的制度性框架,但乡村实际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乡村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除了存在"1+N"的治理体系与"横向"的权力分割外,新的社会力量也在发展,主要体现为村民小组的作用凸显、宗族复兴及各种民间组织兴起,这促使着乡村治理模式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原来的村级治理单元被突破或重构,村民小组自治、片区治理等一些新乡村治理模式出现,使得乡村治理模式更加多样化。这使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及主体地位凸显,促进了乡村治理的深化。     

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实践与借鉴

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三治融合"治理经验为实现乡村善治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意义。依法自治,把村民自治严格纳入法治框架。强化法治,突出乡村治理的法治思维和制度性供给。弘扬德治,与自治、法治形成刚柔并进的治理格局。从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三治融合"经验可以得出,党建引领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政治保障,乡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物质保障,"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思想保证。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问题研究

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根基,目前村民自治存在自治意识不强、自治体系不健全、参与村庄建设的内源动力不足以及村民自治管理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加强村民自治主体意识、改善村民自治机制、优化乡村治理制度、构建自治管理保障体系等方面增强主体自治效能,使村民自治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提升乡村治理效果。     

建立健全“三治合一”善治体系

正"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回答了基层治理重心下移进程中"乡村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问题,契合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激活了乡村治理的机制融合力和有效创造力。一要坚持自治为本,以自治增活力。着重从健全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入手,尊重民意、因地制宜,不断提升基层民主实践的效率效能,完善议事决策主体和程序,落实群众知情     

村民自治研究40年:理论视角与发展趋向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三大创造之一,村民自治在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诸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效,吸引学者展开了广泛研究。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战略中,面向乡村"治理有效",本文基于跨学科、多领域、多角度研究,选取自主、自治、民主、治理四个视角对村民自治40年的实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文章认为,经历了实践创新、理论更新和各方争议的村民自治,其内涵可进一步概括、提升为:村民自治即是乡村社会基于自治传统,在自主的条件下,以民主为保障,达到善治。在部署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治理有效"的村民自治,是村民自治实践创新的要求,是村民自治理论研究的归宿,又是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和理论提升的趋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村民自治的空间和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意义深远而重大。对于乡村治理,我国1982年公布实施的宪法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     

村民小组自治功能发挥的路径探析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发源于"生产队"的村民小组逐渐成为村民内心最为认同的乡村自治组织,改善了乡村治理的结构和效果。然而,"合村并组"的不断深入弱化了村民小组的自治效能,因此应客观认识和重新审视村民小组的价值所在,充分发挥村民小组在村镇两级组织与村民之间的节点作用,以降低乡村治理的难度并有序推进新农村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的推进路径探析

"有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要求,必须依靠健全的乡村民主治理体系予以支撑,因而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也反映出国家的整体治理水平。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已然发生了重大变革,诸多基础性社会问题的出现制约了村民自治作用的发挥,因而需要准确审视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陈病旧疾"和新生问题,并探索"良善之治"以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保障和实现村民自治权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关键——以广西河池市“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为例

"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是广西河池市对于改善乡村治理机制作出的一种有益探索,该模式所创造的"引、放、议、评"四步工作法抓住了当前乡村治理中的薄弱环节,创新了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该模式表明:在充分肯定和坚持村民自治制度的前提下,保障和实现村民自治权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关键。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风险防范研究

与传统社会下乡村的封闭治理不同,目前我国的乡村治理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内外多主体交融的治理。文章在分析各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时触发的原生与次生性风险基础上,提出利益博弈是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风险形成的天然基点,为平衡各方利益,应坚持多元利益观,构建以党为中心的多元治理风险防范模式,具体而言,就是以党为中心、政府重点参与、村民自治组织为中坚、村民为主体、社会其他力量为辅助的多元治理体系。在乡村治理中乡贤主德治、政府主法治、村民主自治,党委全面领导的协同治理机制,巩固党在基层的领导地位、发掘乡村自身潜力、实现乡村振兴。     

推进组织振兴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正>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格局,推动乡村组织振兴。健全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道德“红黑榜”与“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分析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理论分析也需要紧密结合当前的乡村治理实践。道德"红黑榜"即是当前某些乡村地区出现的新型乡村治理措施,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道德"红黑榜"既重视弘扬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标准,同时又增加了脱贫扶志等契合时代需要的新标准。在评选程序方面,道德"红黑榜"坚持村民自治,注重强调公开、公正、公平,坚持奖惩教育相结合,从而激发乡村内生自治活力。同时,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为道德"红黑榜"提供了相应的法治保障。道德"红黑榜"在不同层面发挥了积极的德治功能、自治功能、法治功能,有利于"三治结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抓手。针对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着村民自治水平不高、政府越位干涉、乡村文化异化、村干部工作能力亟待提升等诸多困境这一现状,应该从增强村民主人翁意识、理顺乡镇与村委的关系、完善乡村文化繁荣机制、提升村干部乡村自治能力四个方面入手,推动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工作。     

“利益动机”视域下农业税时代的村民自治探析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状况决定了国家、基层政府推行村民自治的利益动机,并因此影响着村民自治的实际绩效。在整个20世纪国家内向式积累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的"逆民主"践行,一方面基本保证了国家低成本地汲取乡村资源、维持乡村秩序的利益动机的实现,另一方面违背了国家在农村实现"民主"现代化的动机,致使村民自治制度设计追求的"民主政治"效果并不明显。农业税时代的村民自治,是基层政府以"逆民主"的方式代表国家低成本地汲取乡村资源、维持乡村秩序的制度和组织载体。     

按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思路健全乡村治理体制

<正>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乡村治理面临主体和客体的深刻变化。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不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自治方面,要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健全民主决策程序,继续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工作,促进治理重心下移、     

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困境及破解

"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对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村民自治整体水平不高、整体绩效欠佳,村民自治组织作为村民自治运作和实现的主要"组织平台",由于受到"过度行政化"、"两委"关系摩擦、财务困难、管理幅度过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在承担村级治理之责时往往表现得"力不从心",与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实现对村民自治的应然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其积极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实践创新。     

奏响“三部曲”奉贤乡村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正近年来,奉贤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科学设计乡村治理项目,积极培育乡村治理品牌,不断探索乡村治理新的模式,从"生态村组·和美宅基",到"美丽乡村·美丽约定",再到"守护家园",三大行动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一、引导村民自治创建"生态村组·和美宅基"大力开展"生态楼组·和美宅基"工作,将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和村民自治的工作有机结合。在调动村     

合作共治下乡村治理自治化和行政化的耦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方式的主流是村民自治,村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在新时代乡村治理过程中,村级自治出现村民参与度不高、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这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与引导,因此出现了乡村治理行政化的现象,即国家权力到达乡村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新时代、新思想、新问题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要以合作共治为基本理念,以满足村民需求为导向,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健全法律和道德约束,探索乡村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的最佳契合点,寻找实现乡村振兴的最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