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和人力资本均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基于此,认为要扭转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根本途径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通过提高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来加快向一元经济结构过渡。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与效应

本文从金融化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推导将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联系起来,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利润分成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并利用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化程度加深使实体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利润分成下降,最终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抑制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金融化程度加深对实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强。进一步,本文还对金融化不同动机以及不同配置方式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关系在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基于市场套利动机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则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明显;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劳动收入份额主要是通过发放贷款及垫款与投资性房地产发挥作用。     

2000年中国就业问题研究

现代国家的经济目标通常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在具有二元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尤为突出;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经济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原有体制下隐性失业显现时的大量失业问题。中国经济既有二元经济特征,又有过渡经济特征。本文将在这一背景下分析2000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2000年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其原因可以归纳为:     

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从总体特征上表现为“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和转型二元经济结构,具体表现为工业化的二元性、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就业结构的二元性、城乡市场体系的二元性和区域经济的二元性等。转型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巨大障碍,因此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是中国在新世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战略任务。     

商品贸易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从贸易结构变动出发为研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近年来我国商品贸易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动。理论分析表明,对外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要素密集度变化和技术进步偏向等机制产生间接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出口发展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进口发展则具有正向作用。进出口贸易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影响程度与方向存在差异。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国内劳动收入份额震荡下跌的趋势也成为现阶段一个突出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具体情况以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国资参股与民营企业共同富裕——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

本文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探讨国资参股对民营企业共同富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资参股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一方面,国资参股可以促进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国资参股可以抑制民营企业的高管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国资参股的确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西部地区和处于低竞争地位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并且国资参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还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本文丰富了国资参股民营企业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视角,为国有资本与民营企业有机融合提供了客观的经验证据。     

FDI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与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FDI）促进二元经济转型与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机制，揭示了FDI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与劳动力转移的积极影响，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本文构建了一个劳动收入份额相对于资本收入份额变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并使用中国1990～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要素替代弹性显著大于0,且显著小于1,并且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是偏向于劳动增强型的,表现为劳动效率持续快速提高,而资本效率则持续下滑,正是偏向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的速率高于资本深化的速率直接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相对于资本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则表明,导致资本效率下滑引起劳动收入份额也持续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则主要是中国企业没能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拓展升级其生产价值链,以致没能实现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升级.而政府经济政策偏差形成的银行业高利差导致的扭曲性收入转移、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飙升导致的实体经济企业房地租成本上升,以及政府税收的持续快速增长对实体经济企业收益的挤压,则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     

城乡协调发展中的农民工流向及其影响因素:一个综述

随着城乡协调发展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抉择变得日益重要。作为二元经济结构的协调主体,其群体特征的改变反映了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势。据此,本文梳理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及农民工群体去留决策的关键因素,以期理清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动向,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二元结构的影响研究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显著特点是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东部、中西部的发展在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特征更加明显。东部地区经济份额不断扩大,人均GDP提高较快,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则是区域经济份额不断缩小,人均GDP提高相对较慢,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这种二元结构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时变弹性生产函数生产率分解公式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时变弹性生产函数,推导出经济增长来源于资本、劳动力、中性技术进步和偏向性技术进步贡献度之和;索洛余值在数值上等于中性技术进步贡献度与偏向性技术进步贡献度之和,也等于资本生产增长率与劳动生产增长率的加权和,其权数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时变产出弹性。研究认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促进经济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现阶段劳资利益关系分析--基于经济金融化角度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金融化趋势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明显下降，而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使得劳资利益关系呈现出“资更强、劳更弱”的格局。这一方面与货币独立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经济金融化所带来的“股东价值”支配地位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也是形成劳资利益新格局的重要原因。此外，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对我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以及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的长期存在也在促使了劳资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     

FDI与二元经济转型:基于中部地区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对FDI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途径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途径包括:通过提高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率来促进二元经济转型;通过提高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产值来影响二元经济的转型。通过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对FDI与二元经济转型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农业部门的FDI对二元经济没有明显的影响,而非农业部门的FDI对二元经济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可以弱化中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特征。     

“逆向混改”：国有股东参股能否促进企业内部共同富裕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基于此，选取2007—2021年民营企业的数据，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出发，考察国有股东参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对于高融资约束程度和低创新意愿的企业，国有股东参股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对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更明显，以及不存在最优的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贸易开放对就业结构影响的研究述评

院近年来贸易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对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影响日益引起关注.分析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般从工资、就业、劳动收入份额三个方面着手,文章进-步细化之,从传统贸易模型发展演进的不同理论角度、从贸易对劳动力的不同作用机制视角,就贸易对就业结构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并对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展望.     

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抑制效应研究——基于微观视角的经验证据

根据大样本企业数据,本文发现出口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这为理解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动因提供了微观层面的支撑。具体来说,出口对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中;而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非港澳台外资企业中表现得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特殊的出口模式是中国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推手之一。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的提升,是扭转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的核心举措。     

工业智能化能兼顾促增长和保民生吗?

当前，中国稳就业及保民生压力巨大，工业智能化转型升级能否促使中国兼顾“促增长”与“保民生”的发展目标，对推动经济实现平稳增长与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据此有必要准确认识工业智能化对宏观经济可能带来的创造性与破坏性双重影响。本文在界定工业智能化本质的基础上构建包含异质性劳动力、异质性资本、技术研发与转化等特征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工业智能化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研发结果表明，工业智能化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促进产品研发与创新等方式促进经济总产出，但同时也降低了对传统生产资本和非研发型劳动力的需求，引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等民生问题，影响经济总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适度工业智能化更有利于中国兼顾实现“促增长”和“保民生”。反事实分析表明，充分重视创新研发战略及研发型人才的培养，可有效调节工业智能化的破坏性效应，促使经济体更好地实现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     

《社会保险法》实施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研究中国社保征管制度改革与要素收入份额变动之间的关系，对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以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社保征管力度加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增强社保征管力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原因在于社保和薪酬福利增进产生的“收入效应”十分显著，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要素“替代效应”不显著。在此基础上，《社会保险法》实施和社保征收机构变更叠加引起的社保征管力度“加码”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强，降低企业社保费率也有助于充分发挥社保“严征管”在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中的推动效应。通过合理评估社保征管制度改革产生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及厘清其作用机理，能够为精准提升社保征管效率和有效缩小收入差距提供新的现实证据。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基于技能偏向性视角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背景下,本文基于2008—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及其具体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在短期内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第一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改变估计方法、替换关键变量、调整控制变量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会通过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技能收入差距扩大化两个渠道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西部地区、非技术密集区以及高劳动收入份额地区的抑制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