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三种养老保险模式的比较及借鉴

成熟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保障老年人正当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种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分析这些模式运作的特点及利弊,对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浅议养老金“空账”问题

养老保险作为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一,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面临着更多、更严峻的挑战,个人账户“空账”问题便是其中之一.本文对个人账户“空账”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认为制度潜在缺陷是造成个人账户“空账”的主要原因,据此,我们提出了加强立法与监督、加强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基金运营与行政管理相分离、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有效增值等政策建议.     

社会保障制度有效性的微观基础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的惯犯是实施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关注，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目的从统治阶级为维护政治稳定的无奈之举到公共财政的有力工具，该制度实施的宏观有效性曾一直受到争议。从社会保障制度的两种筹资方式讨论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有效性的微观基础。     

名义帐户制（NDC）——我国养老保险模式的可行选择

文章通过对“名义账户”模式的优劣势比较分析，参考和借鉴了欧亚六国十余年来实施“名义账户”的成功经验，提出“名义账户”模式是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险转型过程中的最可行的政策工具。     

山西省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难题,也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山西省目前已经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而且将在2010年进入老龄化迅速发展的高峰期。若不改变现行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制度,届时人口老龄化引起的高额养老金负担,会使养老保险制度发生支付危机而崩溃。     

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定量分析

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实行的是基金积累制为主的筹资模式。按照有关文献的解释 ,这是因为中国正面临着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压力 ,现收现付制不能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 ,而基金积累制则不存在这一问题。本文构造了一个模型 ,详细分析了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 ,给出人口老龄化是否导致现收现付制发生支付危机的定量判别条件 ,并根据人口学相关理论和人口资料预测了 2 0 0 1— 2 0 6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 ,从而检验了人口老龄化是否引发现收现付制的支付危机 ,同时给出了现收现付制度下养老金缴费率和人均养老金水平增长率的确定原则。     

名义帐户制(NDC)——我国养老保险模式的可行选择

文章通过对"名义账户"模式的优劣势比较分析,参考和借鉴了欧亚六国十余年来实施"名义账户"的成功经验,提出"名义账户"模式是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险转型过程中的最可行的政策工具.     

山西省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难题,也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山西省目前已经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而且将在2010年进入老龄化迅速发展的高峰期.若不改变现行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制度,届时人口老龄化引起的高额养老金负担,会使养老保险制度发生支付危机而崩溃.     

中日养老金筹措及其可持续性分析

本文讨论了中日养老体制面临的挑战和改革。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长期经济低迷,日本不得不对其传统的现收现付制进行大幅度改革,以缓解养老金筹措困难和财务危机。中国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对其传统的养老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由于转轨成本和个人账户“空账”等问题尚未解决,中国养老体制的可持续性也面临着严重挑战。尽管在经济发展水平、养老体制成熟度和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两国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二者在养老金筹措上都面临着如何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的问题。     

延长退休年龄还是增加缴费基数：养老金改革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效应*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预期寿命延长,我国养老保险体系面临预期养老金支付严重不足的挑战。本文基于总量视角建立基础养老金收支模型,利用中国人口预测数据,分别测算基于实施“延长退休年龄”和“增加缴费基数”两种不同的改革策略未来30年中国基础养老金的收支余额,并评估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推迟退休年龄”对缓解养老金基金支付压力作用明显,但存在增加就业压力等负外部性。“增加缴费人数”亦可以缓解养老金支付困境,且不存在负外部性,但推行时间缓慢,或将产生新的公共财政压力。     

国外职业年金的运作模式选择

目前世界各国的职业年金计划运作模式主要有给付确定型计划和缴费确定型计划两种.针对两种职业年金计划运作模式,结合英国、波兰和美国的职业年金改革实践,从受益者角度看,两种制度各有利弊.缴费确定型计划近年来在各国迅速取代给付确定型计划模式,而中国的企业年金计划则选择基金制的缴费确定型计划运作模式.     

基于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的亏损公司财务预警研究——以公司ST为例

以往公司财务预警研究主要基于财务指标预测公司财务状况。文章强调,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财务预警研究,基于财务指标的分析,虽然能够给出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但却难以给出财务困境的深层次解释,特别地,对于财务困境早期预警具有较大局限性。鉴于此,文章在财务指标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等因素,综合分析上市公司亏损困境的原因,并比较分析了基于财务、非财务指标及综合指标的预测模型的有效性,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村金融生态优化对策分析

农村金融生态优化是在质量与数量上对农村金融系统、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农村金融生态平衡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动态调整与渐次优化的过程。应从提升农村金融物种质量、培育金融种群数量和提高群落适应能力和优化生态系统的协同能力上做大做强农村金融生态主体,构建农村金融生态新机制。     

中国和亚洲各国人口老龄化比较

在我国人口快速转变过程中,亚洲各国也经历了生育模式和死亡模式的快速转变,人口老龄化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结合这一变化,利用联合国最新数据,在扩大人口老龄化比较对象、延长比较时间的基础上,对我国及亚洲各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速度和老年人口规模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的新认识,即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老年人口规模大、在未来60年内中国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财务预警的非财务观

主流的财务预警研究方法基本上没有突破使用财务指标进行预警的框架,其研究思路依然停留在财务预警的财务观。通过对财务危机背后的本质原因及其发生机理和财务行为的社会嵌入性的分析,认为财务指标是财务危机发生的征兆而不是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非财务指标为主要预测变量的财务预警研究思路,即财务预警的非财务观。     

生育政策调整、退休年龄延迟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优缴费率

文章基于“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现实背景,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视角,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五种生育情景下不同退休年龄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优社会统筹缴费率进行测算,并分析降低社会统筹缴费率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1）最优社会统筹缴费率随退休年龄的延长而下降,随人口增长率的上升而提高。0％－100％符合全面二孩政策规定的妇女生育二孩,使退休年龄为60岁时的最优社会统筹缴费率降到191．8％－196．3％,使退休年龄为65岁时的最优缴费率降到107．7％－116．4％。（2）除了受生育政策和退休年龄影响外,最优社会统筹缴费率对物质资本产出弹性、个人主观效用贴现因子和社会贴现因子的敏感性也较强。（3）降低社会统筹缴费率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增进社会福利,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因此,文章为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缴费率的改革提供了依据。     

人口扰动下的陕西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研究

非正常因素导致的新增人口背离正常规律的波动,称为人口扰动。以人口扰动为切入点,分析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波动,借鉴人口再生产惯性理论构建人口扰动模型,测定人口波动规律,判断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人口扰动的关系。陕西省青年、老年人口规模均呈现出周期波动特征,两组人口波动周期相近,青年人口波动振幅略高于老年;波峰波谷交错出现;陕西省人口老龄化将以100年左右为周期波动。人口扰动引起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仅靠社会保障、就业促进制度的完善难以彻底解决,必须依靠人口政策的调整来解决。     

Unskilled Migration: A Burden or a Boon for the Welfare State?

As relatively low earners, migrants are net beneficiaries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refore, in a static setup, migration may be resisted by the entire native-born population. However, it is shown that in a dynamic setup with a pension system, which i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any welfare state, migration is beneficial to all income (high and low) and all age (old and young) groups, when the economy has good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The pro-migration feature of the dynamic model is weakened and possibly overturned when the economy does not have good access to such markets. In this case, to the extent that factor prices a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migration because of low substitution between labour and capital, low-skill native born and possibly also high-skill native born may 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