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

持续了30年的现行生育政策,在对人口控制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在积累负面人口、经济、社会效应:推动人口年龄结构畸形,加速人口老龄化;挤压农民进行生育性别选择;对城乡人群生育权利限定不平等;阻碍新生代教育素质提高;产生大量非意愿独生子女家庭,积聚家庭发展风险和父母养老困境;在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背景下,该政策可执行性越来越弱等。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使之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利于家庭生育权利保护,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城市化进程中的生育政策取向研究——基于山东及部分二孩试点地区的经验分析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和市民收入出现多元化,现行城乡有别的生育政策难以继续贯彻执行,客观上要求城乡统一生育政策。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晚、稀、少"政策、二孩生育政策试点的计划生育效果,当前的人口形势,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政策生育率,国际社会的经验等问题,提出了我国未来生育政策的取向。     

趋同的城乡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启示--基于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

对北京市2006年和2008年的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作了调查。在我国经济社会较为发达地区,城乡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无论在生育数量还是在子女性别偏好和生育时间上都存在趋同的现象。对目前各省市在生育政策调整时城市和农村依然采取不同政策的做法提出看法。在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省市,可以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     

城乡统筹发展中土地制度改革的对策探析

现行的土地制度限制着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全国城乡统一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大市场的建立,更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本文以土地制度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功能、作用为前提,分析了土地制度的现状及统筹城乡发展中因该制度的缺陷所引发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路和相应的配套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老年保障:从土改中的土地到全球化的养老基金

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公民权分离的基础上,农村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政治和法律原因造成的,并且被两类社会组织之间的严格分离以及一系列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障碍所强化。长期实行的社会保障体制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不仅反映了这种分离,而且也是这种分离的一部分,社会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制造和加深这种城乡分离的主要工具。在这种社会保障体制下,中国教育的发展、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在城乡分离的不同的基础上组织的．城乡之间在卫生医疗服务和老年保障方面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城市居民享受着比较慷慨的养老金制度(1950年代初建立)的保护,且待遇标准超过了发展中国家通常的水平,而农村地区除了微不足道的社会救助外,却没有正规的老年公共保障措施。关于中国的农村养老金,目前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改革,而是如何建立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全新制度(试点计划除外)。公共讨论对是否建立农村养老金制度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本文就中国农村养老金制度的建立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和具体实施办法。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与制度创新

以人为本,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和重点任务。本文明确地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提出了未来城乡二元制度改革的重点和基本思路,并对改革效果不显著现象进行了解释,分析了协调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中制度冲突的政策选择。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变迁与未来展望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面临的历史问题和当代挑战。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均等—扩大—缩小—扩大—缩小—缓和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不同阶段我国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梳理70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可以总结出其内在机制和逻辑,即长期的城市偏向政策、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要素价格扭曲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历史原因,而建立惠农政策长效机制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促进要素有效流动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手段,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外部力量。未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思路是构建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通过加强制度改革与创新,进一步拓宽农村居民增收渠道;激活农村土地资源,加强农村金融支持;促进城乡融合协调发展,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     

农民实现就业平等权的障碍及对策

农民就业权在实践中受到严重侵犯。其主要制度渊源包括法律制度、地方政策、社会等级制度、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等现实障碍。应通过制定无差别就业政策、改革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完善诉讼制度、将在城市就业的农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平等就业的机构来加强农民就业权的保护。     

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研究

社会保障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我们应立足于城乡统筹发展,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围绕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的目标,重点完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制度,健全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努力建立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可见,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势在必行,文章在正确把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方针和目标的基础上,探讨了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关对策。     

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化问题探析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方向。然而,由于建设用地的城乡分割,并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得到了强化,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一体化不是简单的“开启市场闸门”可以解决的。如果不对一些前置性条件进行改革和筹划,现有的政策体系难以保证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有序实施,很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因此,需要谨慎从事,在进一步理清改革思路和操作步骤基础上,完善相关政策,形成社会合理预期,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     

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

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决定了环境规制对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存在差异性。基于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理论分析,本文首先利用1998—2014年30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采用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影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负面冲击大于对城镇本地劳动力就业冲击;（2）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存在显著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于2002时,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为-0116;当劳动力市场分割介于1199到2002之间时,抑制效应较大程度下降,为-0042;而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小于1199时,抑制效应转变为正向促进效应,为0106。未来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强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降低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有效发挥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     

影响非正规就业安全性的因素分析

非正规就业作为多种就业形式之一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在当下劳动力市场中非正规就业的安全性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影响非正规就业安全性的主要因素表现为非正规就业者贫乏的社会资本以及本身偏低的人力资本存量、强资本弱劳工的社会格局;歧视性的政策惯性;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缺位的社会服务体系。     

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

劳动力市场城乡间分割 ,在改革之前是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 ,在改革以来则是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得以维持。本文利用计划迁移数量决定的计量分析 ,以及北京市就业保护政策的演变实例检验了上述假说。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保护的制度基础 ,其改革有赖于一系列配套改革的完成。     

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状况实证分析

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逐渐弱化,而中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尚处在改革探索过程之中,再加上留守老人群体自身的特殊性、相关社会制度支持度的不足,使得留守老人所能获得的养老资源,尤其是生活照料方面的资源日渐匮乏。因此,应完善集中赡养制度,支持社会力量办养老事业,建立留守老人＂时间储蓄银行＂,发挥社区组织的功能,进一步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保障水平。     

正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挑战

中国在10年左右的周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总规模需要达到1．5亿到两亿人。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正在趋于激化。大中型城市将是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就业岗位正在成为国际竞争中最稀缺的资源。就业优先应当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取向。劳动力市场发育要优先于其他要素的市场发育,就业岗位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提高。就业政策的重点是要防止供求不平衡导致交易价格被压低到供给成本之下,同时保证有限的就业机会优先分配给最优秀、最有效率的群体。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

本文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批评了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判断。本文提供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以及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事实。此外,本文还通过对人口转变过程的阐释,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并揭示了这个转折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的挑战。     

湖南农民工务工权益的缺失与法律保护

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等权益缺失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在湖南着实成了一个考验执政者智慧的难题。二元户籍及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及法律法规不完善等体制是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的根本根源。因此,必须尽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农民工培训、打造湖南劳务品牌及创新工会组织等针对性举措来维护农民工权益,构建和谐社会。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吉林省松原市葛平村的实地调研

农村劳动力迁移是农村城市化的推动力量之一,研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文章以吉林省松原市葛平村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葛平村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进行分析,找出了影响当地农村劳动力做出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即对城市生活的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基于分析结果,提出政府可以在完善劳动力就业市场、解决农村社保问题以及改革农村迁移劳动力进城住房制度等方面做出努力,从而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迁移,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     

人口红利转变、老龄化与提高退休年龄

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导致原来的人口红利出现了转变的趋势,也造成了老龄化负担的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具备了某种可能性,因为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劳动力供求的逆转可能成为提高退休年龄的推力,而养老金制度的老龄化危机则成为提高退休年龄的拉力。在现实条件下,考虑这一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冲击以及劳动力异质性的影响,应该实施渐进缓慢、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     

中国代际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研究

代际核算方法是 2 0世纪 90年代出现的分析财政问题和代际平衡问题的新方法。本文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套代际核算体系 ,并利用代际核算体系分析了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本文对传统的代际核算体系进行了以下扩展 :首先 ,传统的代际核算体系将人口按照年龄和性别分类 ,而我国无论是税收体系还是养老保险体系 ,城乡差别都比较大 ,因此我们将人口按照年龄、性别和城乡三个维度分开 ;第二 ,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是全民覆盖 ,因此我们在考虑社会保障体系的缴费和支付时 ,需要考虑覆盖面的变化。核算结果表明我国城乡不平衡很严重 ,城镇人口到 55岁 (其中女性到 50岁 )时代际帐户就为负值 ,而农村人口要到 85岁 (其中女性到 90岁 )代际帐户才为负值。我国的代际不平衡也较为严重 ,按照不同的生产率增长率和贴现率的假设 ,我国未来代的代际帐户值比 2 0 0 2年新出生一代高 66%到 1 0 2 %。而如果我们采用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 ,代际不平衡情况可以得到很大改善 ,未来代的代际帐户值比 2 0 0 2年新生代高 43 %到 81 %。而如果不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代际不平衡状况将更加严重 ,未来代的代际帐户值比现存各代高出 78%到 1 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