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口红利”效应初探

1982-2008年的26年间,上海处于理论上的人口红利期,且属人口暴利阶段.不断涌入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促成了上海的理论人口红利,且因这批人口:处于比较充分的就业状态;基本没有影响城市人口的就业;为上海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他们的涌入促成了上海的人口红利效应,成为上海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     

促进“人口红利期”转入“人才红利期”

“人口红利”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使整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呈现低成本、低负担和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态势。“人才红利”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     

"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和劳动力配置效率.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长期看,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将下降;短期看,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依然存在,不利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是实现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重要措施.     

“人口红利”应二次转型

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中国应选择“人口红利”转型,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型至质量型“人口红利”,并以此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实现战略性转变。     

“人口红利”质疑: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人口红利"一经提出,就质疑声不断,作者认为不能用简单的人口总抚养比来解释复杂的人口与经济关系,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其无法论述人口对经济影响细节,无法解释我国经济的涨落和突变,在中国无具体的人或单位收获人口红利。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我国对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多年探索和研究的重要结果,而由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本身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之一。     

“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征文启事

<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承办的"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拟于2012年8月20—22日在北京举行。     

转变劳动力要素基础：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一、劳动力能否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断优化,是决定发展方式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方面 经济发展总是由土地、劳动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基础性生产力要素作为支撑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就是转变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构成。任何经济体的发展总是一个阶段性优化的过程,其重要表征之一就是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因此,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其构成能否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不断优化,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人口红利与新农村建设

世界人口发展的经验表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口再生产相应地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高位均衡"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位均衡"转变.     

人口红利与劳动力短缺

由于民间创业、投资和就业的严重不足,中国的国民经济目前和未来存在着五大失衡。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即使如此中国的劳动力并不短缺。文章将具体分析劳动力不短缺的原因,并对劳动力不短缺条件下出现的民工荒做详细解读。     

人口红利与广东经济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本文还指出,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人口老龄化

人口红利揭示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中国老龄化将越来越严重。由于老龄人口比例的增大,人口红利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消失,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即将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人口负债。因此,正视中国人口老龄化,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问题,是一件迫在眉睫且十分重要的工作。     

人口红利效应对新疆建设兵团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结构变化所形成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大量流入为新疆建设兵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新疆建设兵团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但随着新疆建设兵团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应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是一个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经济理论,现阶段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人口红利"期的缩短,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就"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可逆性,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力素质,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中国收入分配与“人口红利陷阱”

文章从经济全球化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的各个层面入手,通过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探讨了贸易全球化、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金融深化、科技进步、教育水平等对中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全球化短期内会加剧中国的收入差距,原因可归结为人口红利陷阱,但长期内将有助于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也会扩大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与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最大;技术进步、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劳动力由低阶部门向高阶部门的转移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过大。     

中国人口红利评价

人口红利出现并被有效利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地掌握人口红利的发展态势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口红利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省与省之间表现得不平衡,差异显著。中国抚养负担低的比较优势终将消失。2039年,中国将发生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重要转变。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及时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趋势,加大教育和健康投资,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应对人口红利日益衰微的趋势。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论“人口红利”效应的可持续性——基于内需规模和结构的探析

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机遇期。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增长因素,"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关键在于充分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内需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规模和升级内需结构有助于挖掘和缓释"人口红利"效应。     

“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单独二孩"政策广受社会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普遍认为其可以延长人口红利的持续期。本文基于人口红利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湖北省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情况,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湖北省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未来30年人口发展的预测结果,评估了"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影响。基本结论是:"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红利效应较小,但是对人口结构红利会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可持续深化人口素质红利。要继续有效实现和收获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素质红利,应尽快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