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统筹城乡背景下的城镇化问题思考

重庆市自2007年6月被国务院批复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经过去4年左右的时间了.在4年的时间里,重庆市的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到底进行的如何,城镇化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向,以前城市和农村贫富差距太大的问题有没有得到缓和,本文试从城镇化的角度进行一些考察,做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基于城乡统筹视角的陕西省城镇化建设路径分析

近几年来,陕西省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建设更加改善.但是由于城乡发展政策和基本投入的不均等性,城乡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建设都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本文在对陕西省城镇化基本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统筹视角下的城镇化,构建了陕西城镇化框架体系,并提出了陕西城镇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     

城镇化建设对城乡统筹的促进机理研究

城乡统筹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宏观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城镇化建设能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本文从两者的辨证关系出发分析了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的机理,进而提出城镇化建设的模式以促进城乡经济相融与互动。     

城乡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路径

城镇化通常指人口由乡村地区向城镇地区集中或乡村地区转变为城镇地区的过程,成熟的城镇化事实上是以满足人的需求和回应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的。但是,现实的城镇化进程需要面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负荷加重、劳动者素质提升和权益保护问题、农业安全和农业现代化的土地和人力资本瓶颈问题、社会支出财政预算压力加大、城市公共管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以城乡统筹发展为主要路径,探求从以下几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以促进就业为前提选择城镇化路径和进行产业发展规划,以城乡一体化保证农业安全和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基础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提升城镇化质量,以户籍制度和公共管理制度改革保证城镇化成果。     

重庆市统筹城乡科技改革与创新对策研究

科技改革与创新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源泉,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保障。重庆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全国统筹城乡改革综合配套试验区,重庆市以科技促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实践和探索对全国具有重要的意义。总结了重庆市统筹城乡科技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科技改革与创新的总体思路,归纳总结了重庆市统筹城乡科技改革与创新的重点任务,最后提出了实现以科技促统筹城乡的保障措施。     

人本理念下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制度创新分析

从新型城镇化的实质入手,指明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选择,提出从改革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推进人本理念下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关系研究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采用1991年至2010年的数据,对我国城镇化、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形成城乡统筹水平、城镇化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变量综合数值,通过序列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相关分析等方法对问题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镇化与城乡统筹、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之间都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城乡统筹水平的提高。     

农村税费改革开启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时代

农村税费改革从2000年试点到2003年全面推进,再到2006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只用了6年时间就彻底终结了具有2600年历史的＂皇粮国税＂：这项改革是农民直接得实惠最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重大变革。这一旨在根治农村乱收费、减轻农民负担的波澜壮阔的改革,推动了公共财政对＂三农＂全方位的覆盖,带动了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变革,成为改革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开启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先行先试 建设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基地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破解农业、农村、农民工作难题的根本出路,是推动城乡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举措,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确定惠州为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点。惠州经过多年的发展,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城乡统筹与人口发展

城乡统筹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包含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两项重要内容。基于我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快速城镇化,城乡统筹将是未来一个时期深化改革、赢得发展主动权的一项重要举措,而其中关键是人口问题,核心则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出了推进城乡统筹、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建议。     

农村—城市移民率的变动与中国城市化的关系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并伴随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在城市化水平与农村—城市移民率的变动之间建立一个模型,发现在农村—城市移民率和城市化水平、农村人口与总人口自然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联系。通过城市化数据分析我国的农村—城市移民率的变化情况,并应用城市化的logistic方程对城市化水平以及农村—城市移民率进行进一步的估计,最后预测它们未来的发展趋势。     

城乡一体化视域下的西安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解析

城镇与乡村作为一种非均质的地域经济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活动和发展的地域实体。通过对西安市1985～2007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系数进行定量分析,得出西安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明显,城乡分治政策使得原本属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特征深化为制度性安排而长期存在的结论。建议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断提高西安市城乡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水平。     

中国乡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复杂性特征分析

借助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方式实现再社会化是乡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途径之一。对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分析不仅可以揭示其网络结构特点,也将为进一步研究流动人口再社会化过程提供理论基础。采用深圳市流动人口专项调查中的整体网络数据,借助复杂性科学,尤其是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乡城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与讨论网络的复杂性特征。在乡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中广泛存在小世界现象和无标度特性等复杂网络特征。复杂性科学可以为分析诸如乡城流动人口这样的复杂系统提供有效方法,也是拓展复杂性科学,尤其是复杂网络应用领域的有益尝试。     

土地流转与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农产品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启示简

准确厘清土地流转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事关“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基于空间经济模型评价土地流转与农业发展绩效,揭示土地流转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其土地流转规模对稳态下的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具有重要影响。现代综合配套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规范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而任务的实施必然需要农产品主产区补偿机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Trade and Rural-Urban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78 to 2007,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rural-urban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a fundamental impact on rural-urban income inequality. For the whole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rom 1978 to 2007 enlarged the rural-urban income gap. During the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defined in section 3.3), the impact was also noticeable in terms of extent, direction and significance respectively at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s. During the three periods, the relationship has an inverted “U” shape for China as a whole, central China and western China, but for eastern China the relationship has a “U” shape. At the same time, exports and import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rural-urban income gap in China, the influences were also different across regions; and the imports has had a mor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se regions than exports has had.     

The Choice of Technology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tudies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which manufacturing firms engage in olig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choose increasing returns technologies to maximize profits. Urban residents incur commuting costs to work in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Surprisingly a change in the size of the population or an increase in the exogenously given wage rate will not affect a manufacturing firm’s choice of technology. This helps to explain why fi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y not adopt labor intensive technologies even under abundant labor supply.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manufacturing firms increases both the employment rate and the level of employ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However, manufacturing firms choose less advanced technologies. Capital accumulation leads manufacturing firms to choose more advanced technologies, but may not increase employ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城乡结合部社区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策略

以北京市六郎庄社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思想探讨了大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发展特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表明,六郎庄社区的社会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较弱,在社区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医疗、文体设施建设等方面都需要大力提升.六郎庄社区的经济发展乏力,缺乏长远考虑,导致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动力不足.六郎庄社区环境质量状况较差,且呈现恶化的趋势,急待改善.创新管理体制,建立城乡结合部“居住地治理”模式;构建多层次的产业发展体系,盘活城乡结合部经济;将城乡结合部社区建设纳入城市建设体系,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将有效推进城乡结合部可持续发展进程.     

价值判断对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影响分析

农地城市流转及其决策都具有特殊性，对农地价值的正确判断和估计是影响人们进行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最重要因素，仅追求农地经济使用效益最大化将导致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扭曲或失误。本文主张以发展国民经济，提升社会综合效益及改善城乡生态环境综合目标的实现为目标，改进现有价值判断，科学估算农地的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从而做出合理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农地城市流转决策。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加大是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导致两极分化。因而政府应通过政策的制定来消除中国的城乡差距,这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金融综合改革项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金融改革与企业创新之间联系紧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否能促进企业向高端技术迈进？此次自下而上的全方位试点工作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又具有什么经验和教训？试点工作的金融制度还应怎样优化设计安排才能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对此,基于这些问题,以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采集2010—2019年的相关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评估十二个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效果,研究与讨论金融体制改革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促进企业创新,显著提高试验区城市的企业创新综合指数;(2)金融体系越发达的试验区促进企业创新的程度越大,金融体系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这个途径正面影响企业创新;(3)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有效降低风险,增强企业创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