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政策与生育率趋势研究

受生育政策影响,中国总和生育率已提前进入超少子化发展阶段。生育政策放宽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生育率短期激励提升作用明显,其中对二孩及以上平均生育率、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镇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激励提升作用较为显著。但2020年后,总和生育率仍将持续下行。遏制生育率下滑趋势,需要制定以鼓励生育、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导向的《人口法》,建立涵盖生育、托育、养育、教育的全周期鼓励生育政策体系。     

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生育政策的“逆向选择”及其政策思考

中国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标志人口增长水平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4下降到2000年的1．8，并稳定至今，比其他发展中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人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允许生两个,就会生三个"的思维逻辑、就业压力、人口规模、政策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人口预测与生育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并就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及生育政策调整与计生部门职能转变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人口发展中的越南与海外华人现状作了考察分析。     

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若干认识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理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逐条分析了这些理由的充分性与合理性。源于生育政策调整的生育率反弹、在生育率水平未明了之前不应进行生育政策调整等都不能成为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充分理由。即将来临的第四次出生高峰是人们“臆构”出来的,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存在。就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上全国各地是否应该齐步走以及究竟应该吸取哪些“开小口”的教训等展开了讨论。就人口发展中的欧洲现实、日本经验与韩国教训进行了考察分析。     

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

在仔细研读"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认为二孩政策试点成效卓著,试点经验具有普适性,但同时也存在某些局限。国家与学者应切实承担起指导中国基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责任。生育政策、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工作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生育政策制定与调整中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两者不可偏废。部分省份某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缺乏正当性,应该予以废除。     

趋同的城乡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启示--基于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

对北京市2006年和2008年的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作了调查。在我国经济社会较为发达地区,城乡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无论在生育数量还是在子女性别偏好和生育时间上都存在趋同的现象。对目前各省市在生育政策调整时城市和农村依然采取不同政策的做法提出看法。在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省市,可以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     

基于收入视角的我国生育率降低原因研究

在目前中国“放开二胎”这样一个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研究收入和生育率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人均GDP和总和生育率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的生育率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索.结果发现总和生育率和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并且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人均GDP和总和生育率之间都存在一个同期效应,相互作用.因此,从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放开二胎是有条件的,必须在居民处于较高生活水平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下,其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放开二胎”后不会对家庭和社会造成较大的冲击.     

中国低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

以历次全国性有关生育率的各项调查数据为基础,介绍了中国当前的低生育水平和低生育动态模式。依据近几年全国性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计算了在有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和无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的中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率。在有和无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均低于更替水平,生育意愿在一定的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可以保持稳定。使用官方公布的总和生育率与计算的育龄妇女的总和意愿生育率数据绘制了低生育水平和意愿生育水平之间的差距图。在低生育时代下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存在差距的现象与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相一致的。     

关于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

持续了30年的现行生育政策,在对人口控制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在积累负面人口、经济、社会效应:推动人口年龄结构畸形,加速人口老龄化;挤压农民进行生育性别选择;对城乡人群生育权利限定不平等;阻碍新生代教育素质提高;产生大量非意愿独生子女家庭,积聚家庭发展风险和父母养老困境;在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背景下,该政策可执行性越来越弱等。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使之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利于家庭生育权利保护,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中国未来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比较研究

对中国未来90年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进行了人口-经济动态模拟。在生育水平过低导致劳动力减少过快、人口老龄化过重、劳动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将使经济增长大大放缓;而较高的生育水平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略快,但是人均GDP增长速度慢于中方案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并且人均GDP水平也具有较大差异。完善当前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稳定在1.9-2.0之间,如此人口在本世纪缓慢地减少也将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在低生育水平下,依靠劳动增加和资本积累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将不复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必然选择,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将是未来经济增长首要源泉。     

北京城市女性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

利用北京市人口研究所两次独生子女问卷调查所获第一手资料,对北京城市女性独生子女婚育群体进行考察。在生育意愿方面,女性调查对象的意愿生育水平呈现偏低发展走向,但二孩生育意愿出现明显上升,不过对于生育"政策二孩"的选择呈现明显的矛盾心理和不确定性;在实际婚育状况方面,初婚初育时间在后移,婚后离开父母单独居住开始增多,孩子以双方父母照料为主。政府应积极鼓励双独夫妻生育两个孩子,发挥"政策二孩"生育对于缓解人口结构快速老化的功能。     

“单独二孩”政策下新增人口测算方法及监测系统构建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出台后,各地需要测算符合这一政策的潜在夫妇数、可能导致的新增出生人数、由此带来的生育水平变化,以及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测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新政策正式实施前的准备,确保政策实施风险可控。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3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提出了关于新增出生人口和新增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以及相应的未来生育水平估计和人口预测方法。对如何构建政策实施监测系统提出了建议。     

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1)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2)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可见,政策越强,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相反,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中国钢铁长期需求:影响因素与政策选择

近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国内外市场供求关系变化,钢铁工业供求结构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显现。钢铁工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对市场长期需求规律的研究,将数量增长和产品结构调整相结合。本文利用协整方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等因素对我国钢铁工业推动作用进行动态分析,探讨钢铁市场的长期需求规律,对于当前钢铁产业政策发展导向、政策选择等提出建议。     

农业结构调整下国内农业支持政策的选择

农业结构调整受农业生产要素的各种约束,难度大成本高。为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应积极改革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中的“绿箱”“黄箱”政策,重点为提供结构调整援助,提高粮食安全储备的效率、增加对农民培训的投入、推进农业信息体系建设等。     

生育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有三个相关的生育问题需要作些深入研究,第一个是究竟我国当前生育是在什么水平?第二个是假如总和生育率的水平是1.8,这个水平能在今后三十年保持不变吗?第三个是假如未来三十年总和生育率过高或过低于1.8是不是会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一个问题应该可以用现有的但没有发表的生育数据作更深入分析和举办一次追踪调查去了解妇女生育的历史,追踪同样样本妇女的妊娠结果(活产、死产、流产)和出生儿童的性别。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鼓励生育而能保持正在下降的出生水平。我国社会具备了生育水平继续下降的一切条件,特别是小家庭社会制度的普及更在促进生育水平下降。第三个问题用人口预测的方法比较未来不同生育水平对人口发展的影响,显示出不同预测的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相差不大,无法得出过高和过低于1.8生育水平的未来人口会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结论。     

人口生态视角下的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研究

保持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实现人入口生态平衡,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已使我国人口生态问题日益显现.文章分析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根源,从生育文化、法律法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奖励帮扶、人口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