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城镇化对区域消费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

就地城镇化是一种主要依靠自然的人口集聚和因地制宜的低成本等优势来实现城镇化发展的推进模式。根据就地城镇化的概念内涵,以湖南省5个城市为样本,探索性地对其进行量化计算,并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及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就地城镇化与消费总量及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将研究结果与传统的以人口迁徙为主导的"二元式"城镇化所造成的作用进行对比后发现:就地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与居民人均消费的增长具有更为显著的相关性;随着就地城镇化率的提升,各地区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有更明显的下降,而发展型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有更明显的上升。该结论可为中国不同地区选择合适的城镇化道路以及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

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时序分析、面板分析以及空间分析等方法,对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的时空演变与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关系不断优化完善,但省域之间差异明显,由北向南逐渐升高;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受时间因素和区域因素的双重作用,且时间因素作用发挥强于区域因素,侧面反映了东北振兴以来区域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3耦合发展度水平接近的地区空间集聚现象明显,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带始终是热点区,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地区始终是冷点区。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认为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空间分异的驱动机制包括区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政府调控作用以及社会保障因素。     

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良性互动发展问题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两个基础性要素,但他们之间尚未形成可持续正向增长关系。土地城镇化对自身促进作用有限,而人口城镇化自我促进效果却较为显著。虽然土地城镇化促进了城镇人口的增长,但人口城镇化水平却未得到相应提高,土地城镇化亦未随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得以推进。我国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二者良性互动发展,进而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特征研究

采用1996—2009年湘江流域城镇人口与城镇建设用地数据,运用离差系数,结合GIS技术,研究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09年,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呈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除2000、2005、2007和2008年之外,其他年份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程均处于失调状态,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增长速度。②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呈现以长株潭—娄底—衡阳地区为中心,其他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其增长速度与失调程度也呈"中心—外围"结构。③流域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及其他内外因素是塑造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驱动力。     

城镇化对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北省县级面板数据分析

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耕地被占用、污染和破坏,对耕地可持续利用构成重大挑战。文章先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三个维度阐述城镇化对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机理,再运用2003~2012年湖北省县级面板数据,分析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对耕地可持续利用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中,土地城镇化对耕地可持续利用的负面影响最大;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耕地可持续利用存在交互影响,人口城镇化水平越高,土地城镇化的提高对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越大。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以中原经济区为例

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口结构、发展能力、生活水平、土地利用投入、土地利用产出等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测度指标体系,以耦合协调模型为研究方法,对中原经济区2003—2013年人口与土地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原经济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呈不协调趋势。除周口市人口城镇化指数(0.113)与土地城镇化指数(0.094)差距较小外,其余城市均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其中郑州市、信阳市、宿州市、泰安市二者的指数值差距较大;(2)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发展与耦合度由轻度不协调类土地滞后型向勉强调和协调类土地滞后型阶段转变;(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对比类型始终表现为土地滞后型。     

共同富裕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差异及其收敛性

文章以共同富裕为视域构建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8—2020年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指数，运用核密度估计刻画了全国及四大区域城乡融合水平的时空差异特征，并利用空间面板收敛模型开展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省际城乡融合水平总体明显提升且逐渐趋于聚集状态，但是也存在局部分化态势；中国省际城乡融合水平呈现空间正相关性，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绝对β和条件β收敛趋势，而东北地区呈现发散特征。鉴于此，建议优化城乡生产力布局、推动就地城镇化、健全农村公共服务、树立城乡共富典范，以此加速城乡融合、推动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测定及其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衍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本文就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建立了协调性指数模型,进行了定量测定,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的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外在制度和内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这种不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造成中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的直接因素是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而这又内生于以投资驱动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甘肃省地级市为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两个重要的方面,二者的协调发展关系我国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文章构建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12个地级市为例,评价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并建立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2004—2014年间甘肃省1 2个地级市中,兰州市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其他城市都属于非协调发展类型,而且所有城市都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城市规模、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外资利用规模、产权结构和金融结构6个变量对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存在正向影响。     

就地城镇化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居住区位选择——以河南省永城市为例

农民工回流潮的兴起改变了我国人口长期以来单一的从内陆向沿海的流迁模式,为回流地区实现就地城镇化带来了新动力。利用永城市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回流农民工居住区位的分布、演变、未来居住意愿,通过构建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探索其居住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永城市主城区是回流农民工除农村以外的主要居住区位选择,居住区位转变主要是趋向于主城区而不是乡镇中心;大量回流农民工存在城镇购房的倾向,在未来有持续向城镇转移的趋势;城乡结合区蕴藏着就地城镇化的潜力。居住区位的选择受到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等多因素的共同影响。最后,就地方政府如何引导回流农民工以共同促进就地城镇化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从"国企"改制透析"国银"改制的途径

明晰的金融产权结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基本要求；而资本充中率则涉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我国银行与证券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回归既是国际潮流，也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制度变迁的最终选择。我国银行业与证券业混业经营应选择选择的混业经营模式，即这种混业经营模式巳不再是单纯地追逐利润，而更多的是竞争所迫或业务开拓所需，具有战略意义。     

"要素所有权"与"要素贡献"--论"按要素分配"问题的实质与衡量标准

我国实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根据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关系，以及这些不同生产要素在财富的生产中所作的贡献产生的一种分配形式。“要素所有权”是生产方式的前提和起点，它决定生产资料和社会成员在各生产部门间的分配，是“按要素分配”原则存在的依据，“要素贡献”是按要素分配原则的最终决定因素。在按要素分配理论中，正确认识“要素所有权”与“要素贡献”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是理解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的关键所在。     

重审儒家的“家—国”观——从乔治·莱考夫的道德政治论说起

"家国论"可谓儒家政治学说最根本的部分,它往往也被认为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最大障碍。本文由乔治·莱考夫的道德政治论出发,借由其关于基于家庭的两种道德模式——"严父模式"与"慈爱父母模式",考察儒家(孔孟)的"家—国"观。作者试图指出,儒家的家国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民之父母"观念更接近莱考夫理论中反权威的"慈爱父母模式"而非"严父模式"。由此,作者尝试从权利和道德两个面向重审"国之本在家"的意义,及其可能启示的民主政治。     

试论"全金融"

本文探讨了全金融的基本概念，指出了全金融运作模式和全金融产品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全金融具有目前任何金融混业经营运作模式或单个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强大金融功能，是世界金融未来的新形态；全金融运作模式是世界金融未来的主导运作模式；全金融产品是全金融运作模式生存和发展的微观基础，是世界金融未来的主导产品形式。     

政府的“全能”与城市化的“失灵”——我国政府推动型城市化道路的历史考察

为了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传统的政府推动型城市化呈现出两种特征,即政府的“全能”与城市化的“失灵”。政府的“全能”表现为行政干预因素在对城市规模确定、城乡要素流动和城市化道路选择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城市化的“失灵”即表现为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曲折、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的要求和低于世界同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论“新经济”之新

"新经济"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与"知识产业"和"知识经济"息息相关,它们一脉相承,有着继承和演进的历史关系。"新经济"之新主要呈现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四个方面。新技术是"新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新产业是"新经济"的主要载体,新业态是"新经济"的经营状态,新模式是"新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产业联合、业态融合等方式形成的新的商业模式。     

超越"公"与"私":论所有权的社会化变革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传统的偏私或偏公的观念,已难以对所有权社会化的趋势作出合理的经济学解释.所有权本身的逐渐衰落和约束的逐渐弱化,使得所有权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超越"公"与"私",实现公与私观念的更新,建立现代社会化的产权制度就成为所有权变革的价值取向.这对于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个代表"的复杂性思维

从复杂性科学角度出发，阐述“三个代表”在探索中国社会系统演化中的复杂性思维，指出“三个代表”为中国社会系统自组织进货指明了方向。     

关于“价值”和“剥削”范畴的再探讨——对许成安《对“价值”和“剥削”范畴内涵的探讨》一文的商榷

本文对许成安同志《对“价值”和“剥削”范畴内涵的探讨》一文的主要观点提出了质疑:一是许文在“价值”的内涵方面要人们“温习”所谓的马恩的两段话,一段根本不是马克思的话,而是被马克思批判的阿·瓦格纳的话,一段虽是恩格斯的话,但其本人后来已多次作了自我否定。许文提出这两段话表现出了调和不同价值概念的倾向,显然无助于“深化价值理论研究”。二是许文对“剥削”范畴的理解偏于文化、道德、法律乃至“词性”,而未作为经济学范畴来认识,同时对剥削在今天的历史正当性缺乏应有的认识。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组织惰性与行业敏感度的调节作用

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依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从组织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视角探讨了组织惰性和行业敏感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组织惰性减弱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行业敏感度阻碍了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