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边缘区城乡多维空间冲突特征与形成机制——以韶关市转溪村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作为城乡功能过渡与要素交汇区,经济社会持续演变,空间冲突日趋激烈,生态文明与城乡共同繁荣语境下加强空间冲突与协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选取典型案例韶关市转溪村,主要采用2008与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2018年问卷调研数据和环境抽样检测数据,从用地空间、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等维度,解析大城市边缘区城乡空间冲突特征及成因机制,提出城乡统筹与空间协调发展路径。研究表明:(1)研究区用地变化与冲突明显,城镇用地快速增长,侵占优质区位,农村用地空间明显缩减,生态位不断缩窄。2018年村域建设用地中城镇用地占比高达60.79%。(2)城乡经济差距与冲突显著,外来企业带动作用小,村庄经济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大。转溪村人均收入仅为曲江区农村平均水平的50.94%,村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低。(3)城市工业等企业嵌入,导致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水污染,61.37%的受访村民认为外来企业破坏环境或干扰生活。(4)城乡空间冲突是多维冲突的交织复合体,主要受城乡地域功能分工、乡村多元价值认知、空间组织与统筹治理、城乡协同发展制度供给等因素影响。(5)应基于生态文明进行功能协调,促进城乡等值发展。基于城乡统筹开展空间重构,优化三生空间治理。基于共同繁荣建立协同机制,保障乡村发展权益。     

“后危机时代”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为了研究"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作者对河南省农村就地城镇化进程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针对中原地区城镇化的具体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对当地示范性较强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进行了多方面实地考察,对"十二五"期间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宏观方向和具体措施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建议。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动力机制——以广州市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作为城市化前沿地带,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探讨其动力机制可以为人居环境优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以广州市为例,从不同角度将人居环境演变动力划分为三类,宏观层面的动力(城市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发展、市场体制的确立);政府层面的驱动力(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城镇发展政策、城市空间重构、产业结构调整、行政区划调整、大型项目投资);城市内部不同地域相互作用力(核心区推力、乡村推力、边缘区自身吸引力),并构建了综合动力机制的概念模型.     

超大城市土地优化配置中的人口问题——以广州市为例

超大城市土地资源的短缺迫切要求实现土地的优化配置。本文以广州市为例,从土地优化配置要顺应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一角度入手,分析了在土地优化配置中的人口再分布、人口优化配置、新旧区之间的人口流迁、暂住人口和老年人口等问题,并提出了对策。     

中部地区大城市还能增加人口吗——以合肥市为例

增加中部地区大城市人口是十分必要的。经计量城市短期和中期人口容量,增加城市人口是可行的。城市人口的增加在短期内要受住房条件的制约,在中期受城市供水能力的影响,在长期上受可利用水资源量的制约。部分中部地区大城市人口容量大于现实人口数,因此鼓励其增加人口乃是目前合理的政策取向。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态势及其机制研究——以北京、上海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中国超大城市的人口发展呈现持续增长,主城区人口密度不断增加,这种发展模式不仅给超大城市自身带来"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也制约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构建。研究表明,超大城市人口持续过度聚集的原因在于其吸引腹地广阔,城市中心区拥有吸引人气的商务、休闲和文化空间,其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持续显现,以及地区收入差异长期存在和郊区新中心生活服务品质不高等;因此,在人口疏散时需顺应经济和人口迁移规律,重点增强外围新城的集聚力,促进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均等,推进"主城-新城-区域"的功能一体化发展。     

大城市第三产业的行业地域集聚类型探讨——以东京为例

第三产业对所有大城市都意义重大,探讨第三产业中各行业的地域分布,对我国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的选址很有意义。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经济重构--开放的村落和被消费的乡村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的兴起和发展是当前中国城市推进统筹城乡战略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实践产物。旅游经济顺应大城市休闲消费经济发展,以一种新兴的姿态切入乡村,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格局,并形成一条充满活力的经济线索将乡村土地、产业、社会和自然文化景观等要素串联成一部拉动地区发展的巨大机器,不仅促进了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更被主动地运用成为统筹城乡的战略手段。本文选择成都统筹城乡建设中最具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地---三圣花乡作为研究案例,从经济视角出发,通过观察其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前后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结构变化,分析旅游经济注入对乡村经济重构的作用,及其在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战略意义。     

大城市边缘区产业与规划弊端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处于城市化前沿阵地的大城市边缘区,作为探索城市化规律、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研究的热点。从近年来大城市边缘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规划弊端入手,以综合性、关联性和特殊性的视角,揭示出大城市边缘区产业存在的问题,结合城市规划学和产业经济学,深入分析规划弊端给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从发展理念、规划模式、产业管理等方面,提出了系统的对策建议。     

旅游影响下稳定型村落形态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黄山市西递村为例

以黄山市西递村的旅游发展与形态变化为例,引入村落意象要素,分析从渐变型到稳定型村落形态的变化特征,构建了旅游对稳定型村落形态变化的影响因素框架,指出完善的地方政策、严格的管理整治、村落人口零增长是主要影响因素,并讨论了稳定型村落发展中的利弊,为其他旅游村落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发与借鉴。     

城市荒野景观及其营造策略：以荷兰实践为例

在国际范围内荒野保护运动持续发展的同时,中国的荒野保护体系正在稳步建立。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中自然荒野空间的开发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在不断扩张的城市范围内尽可能保留与规划荒野景观,已经成为国内风景园林设计师关注的问题。在梳理了城市荒野课题相关背景和研究进展后,探索了荷兰的城市荒野实践经验,并选取3个不同尺度和类型的代表性案例,分别对案例的项目背景、设计要点和场地功能进行研究分析,进而提出自然优先、野性保护、控制扰动和公众参与4点原则,并辩证地提取了可指导中国背景下不同尺度城市荒野景观营造的策略,为构建中国荒野体系提供了国际经验。     

西部地区大中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市贫困现象迅速突显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文章以兰州市为例,利用课题组2005年8月对该市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其城市贫困的现状及成因,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苦力”：民国时期城市底层社会研究——读《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通过追溯民国时期“苦力”调查,对早期社会调查的得失进行评价,进而分析在城市底层移民研究和边缘职业群体研究的脉络中推进城市底层社会研究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当代城市底层社会现状,为进一步展开对城市底层社会的研究提供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     

产业经济视角的珠三角城市群内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影响

城市群内功能分工正逐渐成为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从产业经济角度梳理城市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改进城市功能分工的测度方式,并依此对当前珠三角城市群内功能分工的效果进行判断。实证结果显示,城市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细分行业的研究发现,制造业总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无论和哪种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搭配,均能体现出城市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同时,先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各类型制造业搭配均能体现出城市功能分工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产业承载力、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对综合城市功能分工效果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类型城市功能分工效果的发挥对各条件的依赖程度也有区别。因此,应按各类城市的特点促进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生产率发展。     

华北地区平原造林工程碳汇能力及碳汇价值研究——以北京市东郊森林公园为例

以北京市东郊森林公园(面积1 290.76hm²)为研究对象,对2012—2031年研究区域内碳汇量进行研究,从碳汇造林项目开发和城市森林碳汇效益评估层面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讨论,提出了合理设置项目计入期、深入开展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城市绿化树种生长和固碳模型研究的建议。研究结果显示:以20年为计入期,北京市东郊森林公园造林工程项目净碳汇量为409 635.92吨,平均吸收固定二氧化碳15.87 t·a^-1·hm^-2,碳汇经济价值为0.13亿～0.65亿元,合每亩每年产生碳汇价值503.7～2 518.569元(1亩=1/15hm²)。造林后第29～31年间,碳汇能力达到最高值16.02 t·a^-1·hm^-2。在19个树种组中,毛白杨组、国槐组和松树组的净碳汇量之和占总净碳汇量的84.41%。     

中国金融:走出"分业经营"的体制误区

1993年7月以后,中国实行了金融分业经营体制。认为这一体制源于美国的观点,并不符合美国的实践。中国的金融分业经营是一种行政性分业体制,它导致了计划机制在金融业中的严重“复归”;不仅给中国金融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后果,而且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改革金融分业经营体制,实行金融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为此,必须推进专业化金融机构的发展,建立地方金融体系和完善金融监管。     

市场开放进程中的工业企业集聚与人口城市化——长三角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因探析(1984—2002)

在渐进的市场改革和开放进程中,长三角地区以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为表现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并没有遵循城市化进程的国际经验,即城市化主要来自工业化的推动,而主要由于工业企业集中、政府干预和市场促进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人口城市化发展的演进特征则是上述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确切地说,不断增加的工业生产活动并没有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发挥明显作用,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市场开放进程中不断向市区集聚的工业企业的集聚行为(而非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考察和分析了不同阶段长三角人口城市化发展的不同特征和区域差异。     

经济特区中后发展区域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研究:以深圳龙岗为例

以深圳龙岗区为例,探索经济特区中后发展区域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路径。首先,从系统论和生态论视角界定了创新驱动的内涵,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是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并以“创新要素树”形象描述创新生态系统;然后,基于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研判出龙岗区正处于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迈进阶段;最后,借鉴美国硅谷、新加坡裕廊和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成功经验,提出了龙岗区创新驱动转型的对策建议。     

基于“植物功能性状-生态系统服务”评价 框架的园林树种选择方法——以上海为例

园林树木的服务功能直接影响着城市绿地系统和城 市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但是，多年以来，园林树种选择机 制和方法却缺少理论支撑，常常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通过上 海50种园林树种“植物功能性状-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框架的 构建和17个性状变量因子分析发现，树种功能性状与生态系统 服务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在形态上，树高决定了树木形态 和树冠大小，对小气候调节、径流调蓄、空气净化和消声减噪 等调节服务具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叶片性状影响固碳释氧，以 及养分供给等生态系统过程，并最终反馈在树种种间服务差异 上。树种的文化服务直接与人类偏好相关，具有复杂性和特殊 性，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做出权衡与取舍。“植物功能性状-生 态系统服务”评价框架为园林树种的选择和树种规划提供了一 种客观理性的方法，便于针对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相应的 树种选择依据，以实现城市绿地综合效益的定量化与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