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历史分析(1949—1999年)

结合我国５０ 年的经济建设, 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关于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数量模型, 并运用该模型来对我国建国以来宏观经济的动态变化及其特征进行一个尝试性的数量分析。     

晚清七十年:革命的前奏

张鸣教授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谈到一百年前的那场革命时说,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而是一种“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辛亥革命的百年即将到来,如何纪念和反思那场革命成了现在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中国城市人口可比增长速度的空间差异(1949──1995)

本文川计算城市人口可比增长速度的方法．分三个阶段检验了我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总体状况和空间差异.认为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呈明显的马鞍形,大城市增长速度波动最大,与决策者的认识与愿望不一致。通过三个阶段快速增长城市和缓慢增长城市分布的分析、认为东中西之间和南北之间的差异都很明显。我国城市发展的重点,第一阶段在西部．第二阶段在中部、第三阶段在东部。南方城市的增长速度在第一阶段远远落后于北方。第二阶段差距有所缩小．第三阶段南方城市接近或超过了北方城市。东部快于中西部．南方快于北方的趋势仍在继续。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空间差异的变化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方针的转变相一致。     

海外留学知识分子与晚清经济思想的近代化(1895-1911年)

晚清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最终形成阶段（1895--1911年）,海外留学知识分子对西方经济学说在华广泛传播发挥了主体作用。他们译书立说,将大量西方经济学说和理论传入中国,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士人固有的传统封建经济理念。这一时期的海外留学知识分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经济改革的主张,促进了晚清经济思想由“振兴商务”向“振兴实业”的转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嚆矢——读《陈云文选》(1949—1956年)

<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现正继续深入发展。这场社会变革的发生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新近出版的《陈云文选》(1949—1956年),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形成的历史进程和必须进行改革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而且使我们有机会学习陈云同志关于体制改革的许多重要论述。这对于理解和推动当前的改革,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1959~1961)

1954~1959年,我国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中,出现"迁移重报"人口1162万,同一时期还出现"死亡漏报"人口750万,上述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1960~1964年期间被注销。而且1960~1964年我国市镇人口大精简中,出现"迁移漏报"人口1482万。这些原因造成我国1960~1964年户籍统计人口减少量高达3394万。一些论者将其归结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是错误的。因为户籍统计数字的减少,并不就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减少。对我国1954~1982年人口数据进行调整,估计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超线性死亡"人数为366万,其中由于营养缺乏的原因而死亡的人数约为250万左右。     

近代中国债券市场监管的演进与特点(1894～1949年)

中国近代债券市场监管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时期,各种监管机构逐步建立,监管立法日趋完备,政府干预力度日益强化,但从未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监管执法效果欠佳。     

对新中国60年来经济学发展历史的回顾与总结——《新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评介

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60年与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60年的实践是相互共生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来,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由此中国经济学     

从追随到竞争——中国领导人眼中的苏联“领导权”演变(1949—1959)

20世纪50年代,中国领导人眼中的苏联"领导权"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追随阶段(1949—1955),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者地位是绝对服从和仰视的;第二阶段为过渡阶段(1956年前后),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依然尊重苏联"领导者"地位,但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仰视,并且能够客观地看到苏联存在的种种问题;第三阶段为竞争阶段(1957—1959),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对苏联领导权威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已经开始与苏联展开了争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竞争。     

新时期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的统计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统计必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引起人们对人口流动概念理解的歧义，从而出现社会上和学术界对相关概念和指标使用的混乱。笔者根据中国的国情，从统计学的角度对与流动人口有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新的人口流动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套科学适用的流动人口统计指标体系，以期解决当前存在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农村人口省际省内迁移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较为全面、综合地从8个层次选择了一系列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素进行的精确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内转移与省际转移的驱动机制不同。相对较高的迁移成本使得跨省迁移的决策更需要劳动力理性的判断和思考.转移决策更多地取决于就业机会。     

中国省域人口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内生增长视角的实证分析

陈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规律,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迁移的动态变迁过程,并结合一般均衡理论、新古典增长模型说明了人口迁移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变动特征。构建含带人口迁移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对人口迁移的内生增长作用机制作出了解析,并以此为基础实证分析了我国省域近10年来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影响特征与变动趋势。二元人口迁移存在明确的动态均衡过程,受其影响,会导致城乡两部门出现产出的一般均衡状态,而这一状态符合新古典增长模型所设定的假设条件与稳态结论。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省域间的城乡二元人口净迁移具有明确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不同省份、四大区域总体上表现出增长效应递减特征。     

农村劳动力迁移与中国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来自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证据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地区(县/区)内部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中国地区间的差异是个人工资收入不平等最突出的决定因素,而地区内不平等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迁入有助于降低区内的收入不平等,而迁出则起相反的作用,而且这两种作用在县、县级市和市辖区间存在着显著差别。在研究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内和地区间的不平等关系时,应该从迁入、迁出两个角度分析其影响,并将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状况考虑进来。     

经济分权、人口迁徙与大国发展之路——基于人均产出增长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分权式改革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道路,总结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成功经验在于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但是经济分权并不能有效缩小城乡、地区与贫富差距,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口不能自由迁徙,对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不能实现"用脚投票"效应,从而影响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与激励作用。文章指出只有在人口自由迁徙的条件下,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才能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在认清分权式改革与人口迁徙关系的基础上,正确设计下一步的改革方略,有利于中国真正走出一条大国发展之路。     

三峡库区人口结构性迁移对其城市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阐述了人口外迁对三峡库区城市化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即:人口外迁减少了人口过多对城市发展造成的压力;三峡库区人口外迁呈现出人口结构性外迁的特点,这对三峡库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据此,本文指出,当前三峡库区人口的非均衡性结构性迁移,即大量的年轻型和技能型优质劳动力的外迁,使得非优质人口沉淀在三峡库区,这会造成未来三峡库区城市的城市化畸形发展。最后,提出了改善三峡库区劳动力素质、促进库区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工资决定模型与人口流动 --当前"民工荒"现象分析

近年来,国内各地区不断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已经凸现出中国劳动力市场所存在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基于此,文章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前中国二元社会结构下工资决定过程的理论探讨,得到关于劳动力在二元结构中的流动条件、均衡条件等理论结果.     

人口迁移承接与珠三角城市经济社会结构演变的耦合

通过梳理珠三角外来迁移人口的特征,发现长期以来,珠三角都是我国承接迁移人口最多的区域,并且增长速度快,就业结构高级化,空间分布比较集中.通过Granger检验发现,外来迁移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先进性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外来迁移人口数量与珠三角多数城市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很高的耦合协调关系,与少数城市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较高的耦合协调关系,与多数城市的社会结构之间耦合协调关系较弱.     

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状与特点:流动过程特征分析

在明确界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助具有时效性和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描述了流动人口的流动过程特征。人口流动模式存在家庭式和非家庭式流动双峰并存的特点;家庭成员多分批达到流入地,家庭团聚具有梯次性。但是,在中部地区和跨县流者中,完整家庭式流动的比例最高,家庭成员团聚的批次较少、间隔较短,而在经济发达和欠发达之地,完整家庭式流动的比例都低,折射出发达地区家庭团聚的门槛或生活成本较高,而欠发达地区优质资源的不足对流动人口携家带口的吸引力不够。     

论人口乡城迁移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影响

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持续发生的大规模乡城迁移背景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养老保障的供给方面看,人口乡城迁移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经济保障水平,但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会有所欠缺。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不仅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而且在经济上为农村地区开展社会养老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人口乡城迁移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加快了我国农村地区养老观念的转变和养老保障体系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