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战略举措——论认清计划生育的基本矛盾及相应对策之变革

把解决人口过多的问题放在破解“三农”问题战略的首位,即是把计划生育放在首位。为此,必须认清计划生育的基本矛盾———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搞好计划生育,生育政策是关键,而“治本”措施,即开展工作,促进群众生育意愿贴近生育政策的措施是根本,计划生育的“治本”应以社会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应对生育政策实行变革,同时强化“治本”的各项举措。     

宏观

＂单独二胎＂待时而动 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有望准许生育第二个孩子。 进入8月，有媒体报道，“单独二胎”政策有望仡近期重启。如进展顺利，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试行；同时，关于2015年之后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也正在拟议中。而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将依据实际逐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表态，再度引发社会热议。     

社会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应对当前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需要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同向发力，满足更多家庭的生育意愿。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年数据，采用泊松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对适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适龄群体生育意愿有显著提升作用；相较于农村样本，社会资本对城镇适龄群体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而在城镇样本中，社会资本对中等社会经济地位适龄群体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为提升适龄群体生育意愿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制定和实施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下适龄群体的生育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云南人口新政策与生育文明建设

人口政策通过对人口的社会变动、自然变动施加影响与干预来对人口相关要素进行调节，以使人口朝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云南省近几年来相继出台了“奖优免补”等人口与计划生育新政策，这些新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云南省生育文明的建设。分析“奖优免补”等当代人口政策实施对云南省生育文明建设的作用，提出云南省人口生育文明建设及相关制度完善的对策，对于促进云南省生育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行生育政策研究

现行生育政策最初是在1982年中央11号文件中提出来的。它对于纠正从1978年开始提出并逐渐形成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偏差,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控制人口效果方面,现行生育政策对于抑制农村妇女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调节和疏导我国第三次生育高峰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相反,由于现行生育政策同广大农民的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过大,在长期执行过程中一直在给农民造成巨大的伤害,所以,迅速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彻底纠正“一胎化”生育政策给社会稳定带来的隐患,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生育政策调整是否会影响我国“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基于STIRPAT和Leslie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为研究背景,基于STIRPAT模型和Leslie模型综合考察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实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目标所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外,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碳排放也具有显著影响。在论文设置的四种生育率情景下,人口总量峰值分别出现在2025年、2027年、2031年和2027年。若生育政策调整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总和生育率,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碳排放总量峰值推后出现。因此,中国逐步放宽的人口生育政策可能会给实现碳达峰目标带来一定压力。     

“单独二孩”,影响生活的新规简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随后。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单独两孩”政策正式获批。2014年，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变动，“单独二孩”政策将全面落实，影响1500万至2000万符合生育新政的夫妇。事实上，“单独二孩”是三中全会《决定》公布后少数可以被清晰地翻译成英语、并且迅速被全球媒体解读的中国新政。从外媒反应看，中国应对人口结构失衡的动作早已超越政治层面，成为经济领域的国际性话题。对于一个注定要进入深度老龄化的国家来说，现实与变革会如何相互作用？     

赴港产子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无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怎样倡导只生一个好，百姓依然在呼吁放宽二胎生育条件，拥有两个孩子已经是大多数家庭不可更改的刚性需求。为了使国人能够“合法”地生育二胎甚至更多的孩子，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提供“赴港产子”服务的中介机构，高价助人“合法”在香港产子。这些另类的消费数额之庞大，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经济存在着不应被忽视的影响。     

放开二胎政策不应再拖延

人口政策是关系国家民族发展全局的大事,理应高度重视、深入探讨,到了一定时候,也是需要果断决策的重大现实问题.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标志着中国生育政策朝着新阶段上的正确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然而,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已经滞后了若干年,“单独二孩”政策还达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使生育率逐步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应尽快放开二胎生育.     

我国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原因分析

西方社会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后人们自觉控制生育的结果，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之前出现的，是诱导性的人口转变，社会干预的作用大于或先于生育观念的转变。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有三种力量尤为突出：第一，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力量，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二，我们称之为诱导性力量，即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诱导和宣传教育；第三，我们称之为自发性力量，即随着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发展，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综合来说，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三股主要力量推进下实现的。     

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同志的新著(《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是作者近年来对于人口理论、人口发展战略和生育政策的研究成果。该书区别于其它学术著作的很大特点是:据理力争、深入浅出、毫无晦涩之言,表现出了浓厚的中国“乡土气息”。正如书作者在自序中指出的那样“实践是个伟大的学校。我的一些观点全然是土生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因此,该书无论是对于广大理论工作者,还是对于计划生育战线的实际工作者,甚至对于那些对中国人口问题仅表示关心的国内外的普通人们来说,都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热点”》一书分为三个内容和连同附录在内的五个部分。这三项内容是:人口理论、发展战略和生育政策。五个部分是:人口理论问题;中国人口发展战略问题;计划生育工作和生育政策问题;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试点问题;附录。     

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人口规律性的认识问题——读“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若干认识问题”

关于生育政策的话题真可谓有挥之不去、驱之又来之势。就拿《市场与人口分析》刊物来说，我应编辑部的要求在2006年第1期主持了一个以《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抉择》为主题的马寅初人口科学论坛，又在第3期作了一个“对人口的客观规律性要抱有敬畏感”的论文点评。     

现代化与低生育率陷阱——东亚国家与地区生育政策的转向与反思

现代化与低生育行为互为强化的关系,使低生育率陷阱构成现代化发展的泥潭困境。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儒家社会和中国具有文化社会结构的共通性,在不同时期都经历过低生育率及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应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并不成功的人口政策方案汲取经验教训,正视低生育率危害,缩短生育政策观察期窗口,尽快解除生育管制,优化制度环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受教育程度、收入阶层与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呈现差异性,在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降低生育意愿,对生育意愿具有抑制效应,但在高收入阶层中没有呈现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上述结论。从“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考察教育对不同收入阶层作用机制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机制不同。对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受到“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的共同影响;而在低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主要是“教育—文化”机制在发挥作用。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应重点关注中低收入阶层群体的生育意愿,防止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儿童营养过剩关系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肥胖儿童不断增多。由于该现象发生在“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施以后,后者被认为是前者之因。然而,实证研究的缺乏使生育政策与儿童营养过剩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探讨政策与儿童(0-12岁)营养过剩之间的关系。多层模型和纵向分析结果显示,其一,儿童营养过剩的比例在90年代持续攀升,但增长速度较慢。其二,虽然生活在一孩生育政策地区的儿童营养过剩的比例高于其它地区儿童,独生子女营养过剩的比例超过非独生子女,但在其它条件同等的情况下,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和姊妹结构与儿童营养过剩概率无显著关联。分析结果并不支持“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儿童肥胖”的公共观点。影响儿童营养过剩的主要因素包括父母的体重、母亲的教育、社区发展水平和省份。     

股份制与收入政策

股份制、证券市场发端于欧美，在与中国现行政治、社会体制结合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股份制、证券市场的“原罪”在中国大陆表现得极为突出。微观的股份制、上市公司、证券市场在中国大陆的特殊“土壤”下，其股利分配政策与宏观收入政策相关。从证券市场的“原罪”出发，指出目前中国大陆股份制、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收入政策的若干矛盾，股份制与收入政策的关系，目前收入政策的选择。     

只生一个好？

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呼吁“立即”调整当前的政策，让生育率达到能够维持人口平衡的2．1。在城市和富裕的农村地区，调查显示，女性平均的生育意愿不到1．47.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说服中国人生更多的孩子。     

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若干认识问题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理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逐条分析了这些理由的充分性与合理性。源于生育政策调整的生育率反弹、在生育率水平未明了之前不应进行生育政策调整等都不能成为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充分理由。即将来临的第四次出生高峰是人们“臆构”出来的,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存在。就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上全国各地是否应该齐步走以及究竟应该吸取哪些“开小口”的教训等展开了讨论。就人口发展中的欧洲现实、日本经验与韩国教训进行了考察分析。     

国外企业生育女职工劳动保障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国外企业对女职工就业政策、生育保险政策等劳动保障方面的分析,比较我国目前在生育女职工劳动保障方面的不足,为我国“二孩政策”下女职工生育后的就业、生育保险等方面解决后顾之忧的劳动保障问题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