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原因分析

西方社会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后人们自觉控制生育的结果，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之前出现的，是诱导性的人口转变，社会干预的作用大于或先于生育观念的转变。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有三种力量尤为突出：第一，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力量，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二，我们称之为诱导性力量，即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诱导和宣传教育；第三，我们称之为自发性力量，即随着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发展，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综合来说，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三股主要力量推进下实现的。     

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战略举措——论认清计划生育的基本矛盾及相应对策之变革

把解决人口过多的问题放在破解“三农”问题战略的首位,即是把计划生育放在首位。为此,必须认清计划生育的基本矛盾———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搞好计划生育,生育政策是关键,而“治本”措施,即开展工作,促进群众生育意愿贴近生育政策的措施是根本,计划生育的“治本”应以社会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应对生育政策实行变革,同时强化“治本”的各项举措。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对农民生育观念的影响

我国于2004年初开始在全国建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这一制度得到了社会各方面和广大育龄群众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文章旨在通过调查分析,对这一制度在农民生育观念方面产生的影响做一探讨。     

城市化进程中的生育政策取向研究——基于山东及部分二孩试点地区的经验分析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和市民收入出现多元化,现行城乡有别的生育政策难以继续贯彻执行,客观上要求城乡统一生育政策。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晚、稀、少"政策、二孩生育政策试点的计划生育效果,当前的人口形势,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政策生育率,国际社会的经验等问题,提出了我国未来生育政策的取向。     

农地产权社会化改造与农村生育观转变研究——基于社会遗传与自然遗传矛盾的视角

中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缺乏稳定基础，其原因在于农村强烈追求男孩的传统生育观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中国传统社会显著特征之一是血缘和地缘相结合铸造出一个异常牢固的宗法社会，在生育行为上，人为制造自然遗传和社会遗传矛盾，形成强烈追求男孩的生育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宗法社会破不了，传统生育观仍在主导生育，直接拉动生育水平攀升。新形势下＇应以地权社会化改造为突破口，重构新型地权制度，促进农民离土离乡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彻底转变农村生育观。     

二孩政策地区经验的普适性及其相关问题——兼对“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的评价

在仔细研读"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认为二孩政策试点成效卓著,试点经验具有普适性,但同时也存在某些局限。国家与学者应切实承担起指导中国基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责任。生育政策、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工作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生育政策制定与调整中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两者不可偏废。部分省份某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缺乏正当性,应该予以废除。     

现代化与低生育率陷阱——东亚国家与地区生育政策的转向与反思

现代化与低生育行为互为强化的关系,使低生育率陷阱构成现代化发展的泥潭困境。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儒家社会和中国具有文化社会结构的共通性,在不同时期都经历过低生育率及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应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并不成功的人口政策方案汲取经验教训,正视低生育率危害,缩短生育政策观察期窗口,尽快解除生育管制,优化制度环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当代农民生育观念分析——基于对江西省上饶县皂头镇的调查

目前,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持续偏高,对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以江西省上饶县皂头镇为例对农民生育观念展开调查,通过个案访谈法收集资料,从中分析当地生育观存在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提出有关的解决措施和建议。     

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政策的思考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口形势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决策。中国因执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30年间少生了4亿人口,不仅有效扼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且为后来经济发展奇迹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该政策也累积了严重的负效应,给人口安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隐患。如果继续推行该政策,生育率会持续下降,且再难以逆转,负效应会更加凸显。面对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趋势,中国当前应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同时,尽早把握时机,调整生育政策,在未来30年间,从允许生育二胎向鼓励生育二胎转变,从控制人口数量向提升人口质量转变,以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结构完整性与生育制度——费孝通先生《生育制度》的阅读启示

在深入阅读费考通先生《生育制度》一书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尝试从生物角度将生育制度的内容界定为:性爱、生殖、抚育三部分,并提出以"死因结构"和"死亡率结构"为表现形式的死亡制度的概念,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概括出"社会结构完整性理论",即:人类社会是一个结构完整的有机整体,死亡是对社会结构完整性的破坏,生育则是对社会结构完整性的修复。     

多重理性选择：出生性别比治理成效不佳的原因及对策研究——以福建平潭为例

在选择生育行为时，农村居民具有经济理性、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对于家庭生存，他们遵循生存理性；对于村庄生活，遵循社会理性；而对于生育奖励、惩罚政策，则遵循经济理性。通过案例研究说明，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未能充分体会农民的这种多重理性心理，经济来源没有转变，奖励吸引力不足，惩罚威慑力不强，最终导致治理成效不佳。只有充分重视农民理性的多重统一，才能更有成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     

"竞争"抑或"继承":农地产权如何影响农民生育性别偏好

"重男轻女"被视为乡土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但较少关注男女性别偏好所反映出的农民土地情结以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乡土社会生育观念的变化.本研究表明,农民生育"重男"的性别偏好不仅是农村家庭传承中"继承"观的反映,也是农地产权不稳定或不安全时壮大地权博弈力量的需要.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均会强化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其中,农地调整会诱导农民对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生男孩成为"弱者的武器";农地确权并未激励农民在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占优",而仅限于"有".前者表达产权争夺的"竞争性",后者表达产权排他的"继承性".文章强调,"重男轻女"观念隐含着不同的产权含义.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云南人口新政策与生育文明建设

人口政策通过对人口的社会变动、自然变动施加影响与干预来对人口相关要素进行调节，以使人口朝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云南省近几年来相继出台了“奖优免补”等人口与计划生育新政策，这些新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云南省生育文明的建设。分析“奖优免补”等当代人口政策实施对云南省生育文明建设的作用，提出云南省人口生育文明建设及相关制度完善的对策，对于促进云南省生育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农村青年的生育意愿:一项观念性的实证研究——以闽南山区B村为例

通过对闽南山区一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对当地农村青年的生育目的、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质量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村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对策。     

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

中国农村村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可以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与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有关.通过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比较好地揭示出中国农村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质,从而可以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较为恰当的中层理论模型.从村庄结构角度来讨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不仅是理解中国农村的重要步骤,而且是理解中国的重要一环.     

生育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人口压力不断增加,我国曾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如今我国面临着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需要对人口结构进行调整,因此开放了二孩政策,生育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非常显著,本文就生育政策对于经济发展影响进行探讨.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人口社会政策的主要差异与协调完善的基本思路

人口社会政策对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也有影响,不同的政策应采取不同的改革思路和对策。户籍改革的关键是在现有改革的基础上,剥离附加的不合理社会管理功能,加快配套制度的改革;养老保险政策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探索便于城乡对接并可以跨地区流转的社会保险制度;劳动就业政策改革的出路在于彻底打破城乡劳动力在政策上和制度上的界限;生育政策改革的思路是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缩小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差异,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生育政策。     

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生育观念的影响——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深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视角实证分析了流动后农民工生育观念的影响因素。生育讨论网的弱关系和网络成员的生育行为,以及个体在城镇的滞留时间、初次流动时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后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产生了影响。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实施状况与社会认同——基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的调查

通过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地区临淄区的调研,概述了奖励扶助制度在基层的实施状况,分析了农村居民对该制度实施效果的社会认同。农村居民对奖扶制度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满意度不高,对制度影响自身生育数量和性别偏好的效用认为非常微小。政策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一步进行完善,宏观上政策价值取向由官本主义向民本主义转变、微观上细化具体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