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双重失衡与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当前的城镇化面临着双重失衡,即不同规模城市发展水平的失衡和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分享城市福利的失衡。本文认为,由于城市中存在许多不依赖于户籍身份的福利,在不同城市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的条件下,大城市中即使是非户籍居民的福利水平也高于小城市户籍居民的福利水平,剥离城市户籍福利含义的单一改革政策会造成外来人口向大城市进一步集中,最终导致大城市户籍控制加剧,使改革政策具有无效性。因此,应当改变单一地消除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居民享受城市福利失衡的改革政策取向,转而致力于缩小不同规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失衡。     

户籍管制、城市规模与城市发展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两难政策选择:放开户籍管制所产生的农民工市民化效应将促进城市发展,但同时产生的公共服务拥挤效应也将对城市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运用2005~201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放松户籍管制,对小城市的发展具有正的净效应,而对大城市的发展具有负的净效应;规模较大的城市倾向于加强户籍管制,而加强户籍管制又提升了大城市的规模潜力,使其规模进一步增大,即大城市户籍管制具有自我强化特征。户籍改革的突破口在于中小地级城市,前提在于促进中小地级城市发展,缩小与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二线城市有黄金

核心二线城市,掘金机会正在来临。能不能掘到真金,还要考验房企的核心能力,闭着眼睛下注是不行的。"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这样宣布。在该次会议上,明确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落户限制。这意味着我国户籍制度的门槛再一次降低。从新型城镇化和户籍改革的方向来看,一线城市将在"严格控制人口""严控城市建设用地"的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利益分配与重组研究——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制度改革是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如果改革一方面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另一方面又需要依赖既得利益者自行削减其利益,制度改革就会出现"制度悖论"。我国户籍制度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已跨越"帕累托改进"阶段并进入了"存量利益"调整阶段。目前,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不但诱发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博弈困境,而且引致了制度改革的"制度悖论"。因此,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就需要以保障农村户籍利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消城镇不合理的户籍利益、引导市场逻辑的差异化利益与规模性(地区性)的户籍利益为思路,全面协调并重组户籍利益;通过构建顶层约束机制、大城市的联动机制、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分摊机制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来确保户籍利益协调与重组的全面落实。     

户籍制度:是否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阻力?

去年国务院曾发文：放松城乡人口流动的某些户藉管制。但某些大城市对国务院的一纸文件几乎是置之不理,理由是大城市特殊。可见当今我国的法令可行程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特殊的理由,让平民百姓无所适从。到今天,中国几十年延续下来的僵死的户籍制...     

户籍身份、公共服务政策与居民幸福感

本文使用一种新的离散模型估计方法,基于1989²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城市居住人口数据,检验了户籍、公共服务政策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居住在城市的农村户籍居民更加幸福,同时这种幸福感也更加稳定;户籍身份对居民幸福感存在两种传导机制:进入城市享受更好公共服务政策让城市外来群体感到更加幸福,而户籍歧视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市外来人口幸福感的提高。破除与户籍身份捆绑的各种城市特权政策,是逐步推进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社会公平、增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交通住房政策效应与生产和人口的过度集中

通过构建资本与人口流动模型,本文研究发现,在存在大量失业人员的条件下,政府出台改善大城市交通住房条件的单一政策,或者对大城市的倾斜性投资政策,将促使大城市生产和人口进一步集中,交通成本和住房价格进一步上升,而厂商和工人的福利并没有改善,即改善交通住房条件的单一政策或倾斜性投资政策具有无效性。这种政策可能导致虚假繁荣,即GDP上升,但大量社会产出被交通住房成本的进一步上升所抵消,除土地所有者外,绝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和福利没有改变。为避免交通住房等政策的无效性,应当采取多种其它政策相配合。     

深圳市福田区人口发展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利用深圳市福田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得出目前福田区人口发展存在人口密度过高、性别比例失衡、户籍人1：7与非户籍人口比例倒挂、人口总体素质与区域发展需要不相适应、家庭未来发展风险和压力大等问题。提出应结合区域发展战略统筹人口规模与人才结构协调发展、统筹男女性别比例协调发展、统筹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协调发展、统筹家庭人口与社会人口协调发展等政策建议。     

大城市户籍人口人户分离的特点与成因——基于广州市越秀区X街道、天河区Y街道的调查和分析

由市内人口"人户分离"而造成的对实有人口管理的影响给我国大城市人口管理带来相当不便。通过对广州市市内人口"人户分离"的实际调查和分析,探讨了解决我国大城市市内人口"人户分离"问题的对策。     

中部地区大城市还能增加人口吗——以合肥市为例

增加中部地区大城市人口是十分必要的。经计量城市短期和中期人口容量,增加城市人口是可行的。城市人口的增加在短期内要受住房条件的制约,在中期受城市供水能力的影响,在长期上受可利用水资源量的制约。部分中部地区大城市人口容量大于现实人口数,因此鼓励其增加人口乃是目前合理的政策取向。     

中国户籍制度:基本价值、异化功能与改革取向

户籍管理本质上属于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一部分。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以严格限制公民自由迁移和设置城市准入资格为鲜明特征, 是政府发展经济和调控社会的政策手段。改革开放以后, 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迁移方面有所松动, 但户口归属仍然是城市外来人群的隐痛, 并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隐性力量。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与社会公共产品的分享体制有紧密的联系。户籍改革与社会公共产品分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户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应有相应的远期、中期和近期目标。     

城市外来劳动力行业限入政策的经济学解析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既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也是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经济走向一元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过程。但是,随着改革的进行,目前中国一方面正在加紧户籍制度的改革,取消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另一方面城市政府(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却通过政策的变通,不断加强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管制和限制。     

城市规模、人口结构与不可贸易品多样性——基于“大众点评网”的大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大众点评网"2015年餐饮类商铺的信息,结合全国城市层面的人口与土地等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规模和人口结构多样性对于一个城市的不可贸易品多样性的影响。本文发现,人口数量增加1%,菜品种类会增加0.528%—0.623%;而人口结构,即"流动人口"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菜品种类会增加2.19%—2.49%。也就是说,"流动人口"不仅为城市带来了家乡的特色菜品,还促使城市创造了新的菜品。本文支持了有关城市规模和人口结构多样性对城市不可贸易品多样性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用菜品多样性作为消费者福利的代理指标,在中国城市规模服从不同参数的对数正态分布的条件下,通过数值模拟估算出整体的福利变化情况,以及每一个城市的福利变化,结果显示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意味着巨大的整体福利损失,尤其是对大城市的损害更大,但是对中小城市具有保护作用。     

北京市人口增长原因及其调控对策研究

本文从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两个方面对北京市人口增长的原因及其调控对策进行分析.其中影响户籍人口增长的原因包括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影响非户籍常住人口增长的原因有经济、政策因素.相应地,本文也从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两方面对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进行研究,提出促进北京市人口合理流动、降低北京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的对策.     

优化城市规模 推动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政策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①但中国的大城市真的太多了吗？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３０％,远低于世界水平,②人口在１００万以上的大城市总共有７３００万非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数的６％（１９９６年数,见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８、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１９９７,后者以下简称城调队）。国际经验证明,城市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较高的规模收益、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较大的外部扩…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态势及其机制研究——以北京、上海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中国超大城市的人口发展呈现持续增长,主城区人口密度不断增加,这种发展模式不仅给超大城市自身带来"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也制约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构建。研究表明,超大城市人口持续过度聚集的原因在于其吸引腹地广阔,城市中心区拥有吸引人气的商务、休闲和文化空间,其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持续显现,以及地区收入差异长期存在和郊区新中心生活服务品质不高等;因此,在人口疏散时需顺应经济和人口迁移规律,重点增强外围新城的集聚力,促进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均等,推进"主城-新城-区域"的功能一体化发展。     

农民工进城与城市化

在未来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进城必然是长期趋势,如果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不能融入其工作的城市,必然在城市形成＂新二元结构＂,威胁城市的和谐发展。农民工进城,需要逐步解决其户籍问题。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重点是放在中小城镇,还是大城市？越是大城市,经济越发达,就业机会越多,往往也是外来劳动力越集中的地方,那么,是否有必要以承载力为理由来限制外来劳动力进入大城市？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三方面问题：为什么要进城？农民工进什么样的城,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是进东部还是中西部？在方式、路径以及受到的制度障碍这几方面,农民工怎样进城？     

户籍改革、农地转让权与城镇化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文章将异质劳动力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探讨了户籍改革和农地转让权对农村劳动力和城市高、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及城镇化率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户籍歧视程度的降低,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进城落户,能提高大中城市高技能劳动力福利,同时大中城市可以吸纳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农地可转让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尤其是对大中城市周围的农村劳动力进城落户更有利,但会推高大中城市房价,降低高技能劳动力福利;同时发现如果城市层级相差过大,也不利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文章最后针对户籍改革和农地产权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利用城镇化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选择

县域经济在提供基础条件、实现生产要素聚集化、转移农村人口等方面，积极地发挥推动农村城镇化的作用。要通过改革现行户籍、人口政策，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等城镇化步骤，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地方政府“层层加码”与人口城镇化推进——基于“十三五”规划文本的实证分析

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府际关系格局下,上级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往往通过下级政府逐级"加码"的方式来实现。基于"十三五"规划文本中关于人口城镇化率目标数据,从省级政府、地级市政府两个层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以及缩小二者差距目标三个角度,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在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逐级"加码"行为。具体表现为:(1)在省级政府层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累计增加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累计增加目标都显著高于中央政府目标。(2)地级市政府行为具有策略性,具体分为两种情况,当本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期值低于上级政府目标值时,地级市政府会选择较高的"加码"幅度;当本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期值已经高于上级政府目标值时,地级市政府会选择较低的"加码"幅度。(3)不论是在省级政府层面还是在地级市政府层面,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的"加码"程度都要显著高于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的"加码"程度。地方政府的这种"加码"行为有利于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的政策目标,但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的"城镇化率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