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结构预测分析

目前我国人口结构恶化.现在生育政策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会有效改善人口结构么?根据政策实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结合人口预测模型预测未来人口结构,发现二孩政策的实施尚不能改变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应积极推进生育政策,不应止步于二孩,建立鼓励机制,刺激人们生育意愿.     

从以人为本看我国人口问题与生育政策

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正在摆脱"人工控制"性质,越来越具有由经济社会发展驱动的自然性质。人口多少是个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只要经济社发展,人口多也不是大问题。在进入低生育率20年以后的今天,我国人口控制任务已接近基本完成,目前人口较多是历史遗留产物,继续保持超低生育率并不能解决人口多的问题,相反对未来人口、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构成巨大威胁。我国人口多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对此需坦然面对和积极应对。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看,放宽现行生育政策势在必行,取消-孩政策迫在眉睫,这不仅是为了人口经济社会长期平稳发展,更是生育权利的合理回归和保障家庭发展与幸福。     

人口政策调整的一般均衡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学界和公众关于调整"一胎"生育管制政策的呼声日高。那么不同的人口政策到底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按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大小对家庭类型细分为12组,并引入动态CGE模型中,定量分析了不同人口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的影响。完善单独、推行二孩晚育政策下的基准情景的人均GDP水平最高;执行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的LOW情景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水平最低;完全放宽人口政策的HIGH情景,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承受着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和人均GDP水平不如基准情景。从人均GDP和环境压力角度来看,我国应该完善"单独"政策,适当推行"二孩晚育"的人口政策,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又能适当减轻社会环境的承载压力。     

单独二孩启动

正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计划生育正式成为国策,各地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制定当地具体生育政策。此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国策"为缓解人口增长对资源构成的巨大压力起到了应有的作用。2010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8.06;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达到13.26%。除了性别失衡、老龄化危机,近年来专家对"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民众对生育权利的探讨合力将     

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失衡: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困境,而且也发生了严重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基于教育资源稀释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从而论证了人口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生育率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人口发展进入高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让人口发展滑入低生育陷阱,由此形成了人口发展的"Z"形变化规律,即在中等教育水平上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较高和较低的教育水平上两者并无明显关联;(2)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那么在"Z"形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下,所有居民必然会逐步分化为两类,分别向生育率的高低两端集聚,从而就产生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地,文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验证了这种"Z"形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所决定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当前的人口结构研究,而且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生育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人口压力不断增加,我国曾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如今我国面临着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需要对人口结构进行调整,因此开放了二孩政策,生育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非常显著,本文就生育政策对于经济发展影响进行探讨.     

从人口老龄化看中国未来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原因的实证分析

在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原因中,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点。结果反映,即使中国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的作用,但与国际相比较,经济因素作用仍相对较小。通过10年外推预测发现,未来中国人口结构趋势是老年人口比重大幅上升,劳动人口比重大幅下降,少儿人口有所下降,因而老龄化问题成为中国未来的主要人口问题,将会对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因而现阶段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西部大开发与四川人口趋势研究

本文就四川人口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态势的研究指出,人口总量的变动趋势受生育政策不同选择的强烈影响,亦即人口总量规模将随生育水平的上升而增高,选择合理的生育发展水平将至关重要。     

从我国人口普查发展历程看人口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人口数量统计工作在我国自古就有,随着时代变迁和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普查工作逐步走入正轨,尤其是2010年5月12日,经国务院第111次常务会议通过,《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自2010年6月1日正式实施,人口普查工作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标志着我国人口统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科学化。对于人口数量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人口再生产发展速度与物质资料再生产之间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给予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启示,是制定我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做到“两种生产一起抓”。     

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政策的思考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口形势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决策。中国因执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30年间少生了4亿人口,不仅有效扼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且为后来经济发展奇迹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该政策也累积了严重的负效应,给人口安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隐患。如果继续推行该政策,生育率会持续下降,且再难以逆转,负效应会更加凸显。面对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趋势,中国当前应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同时,尽早把握时机,调整生育政策,在未来30年间,从允许生育二胎向鼓励生育二胎转变,从控制人口数量向提升人口质量转变,以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老龄化的标准研究

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升高和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是否意味着这些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产生了质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质变和量变的标准是什么?本文提出了一个动态均衡的"影子人口"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标准,并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6阶段模型。模型模拟显示目前世界上所有地区仍然处于成年型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仍属于量变。但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将使低生育水平地区或国家的人口结构产生质变,成年型阶段面临的老龄化压力只说明了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本身就不是建立在均衡人口结构基础之上的可持续体系。延长退休年龄和长期稳定在更替水平是应对未来老龄化的主要措施,但后者更为迫切。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解读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将我国过去长期以来的生育政策首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该条的结构主要包括:对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对倡导性义务的表述;对生育数量确定的"原则+授权"。通过仔细考量,所谓的倡导性义务实质更多的还是强制性义务;将对生育数量的限制权力授予法规,可能与法律保留原则存在不符;将对生育数量进行限制的具体办法交由地方性法规制定,可能给予地方过多的立法上的自由裁量权,有碍平等原则,与立法目的不一致;对生育数量的确定应当是公民的选择性权利,而非仰赖国家的行政许可;生育政策的法律化应当由人大而非人大常委会来进行。     

从人口老龄化看中国未来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原因的实证分析

在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原因中,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点.结果反映,即使中国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的作用.但与国际相比较,经济因素作用仍相对较小.通过10年外推预测发现,未来中国入口结构趋势是老年人口比重大幅上升,劳动人口比重大幅下降,少儿人口有所下降,因而老龄化问题成为中国未来的主要人口问题,将会对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因而现阶段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和人口政策取向——基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的分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结构,这就使得现阶段我国的人口规律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发挥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使我国人口规律呈现出自发性,削弱了人口政策的效能:非公有制经济的过快发展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总体上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同时,也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时间延长,大大弱化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与此同时,资本为了修复利润率而进行的时间和空间修复,再加上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的过度产业化,推高了家庭核心消费的支出,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进一步抑制了居民的生育意愿.因此,为保证人口生产适应社会再生产的要求,应从增收和减负两方面着手,切实破除人口政策发挥作用的障碍.此外,受西方文化的侵蚀,年轻人社会价值观念西化,也是导致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坚定文化自信,通过政策宣传改变这种生育观念.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浅议单独两孩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布了人口与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对如何落实这个政策提出了具体措施办法和意见。     

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

受生育政策调整影响,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年龄育龄妇女生育率呈正态分布,但分布曲线趋于扁平化。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居民生育观念和出生率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程度、养育成本越高,人口出生率越低。根据育龄妇女生育率演变特征推导出的生育率等式,在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2010年以后我国城市、镇、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将日渐扁平化,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算术平均值将不断下降。     

河北省的人口状况--从人口现状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由此可以看出，稳定低生育水平不单纯是计划生育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关系到能否实现我国…     

人口均衡视角下家庭生育文化构建

传统家庭生育文化表现为"生育义务论"和主体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在此前提下家庭人口文化构建存在的主要障碍有,内生于传统婚育文化所积淀下的男孩偏好,从属于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外源于结构化生育政策影响下生育成本的有效规避。在人口文化的嬗变因素中,一是取决于家庭的发展这个硬性部分的最终改善,二是需要政府从物质和精神层面两手抓,两手都要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