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实施人口计生综合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相伴随,人口计生事业也经历了30年的风雨兼程.回顾大连市人口计生工作,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改革、转型、创新、提高"的发展轨迹.多年来,大连市人口计生工作遵循人口发展规律,不断解放思想,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实践改革,在经历了理念转变、机制创新、职能拓展、功能转型的艰辛探索之后,走出了一条以民需为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统筹人口为重点、以公共服务为主体、以健康促进为手段、以家庭为基点、以全程优质服务为内容的具有大连特色的人口发展之路。     

创新机制强化服务夯实基础努力开创计生工作新局面——福田区人口计生局2006年工作综述

2006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人口计生部门的指导下,福田区人口计生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定了"优质服务树形象、依法行政树权威、改革创新树品牌"的工作思路,通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区人口出生率为9.74%、自然增长率为9.17%、计划生育率为98.75%,圆满完成了人口计生各项任务指标,通过了省、市的人口计生目标责任制考核,实现了连续第九年受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工作目标,同时,获得了"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区"光荣称号.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实践与思考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的指导方针。"十一五"期间,陕西积极实施"两个统筹"战略,推动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及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目前转型期各种新问题交织,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统筹任务艰巨,需要树立全局的、均衡协调的发展观,综合运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加大统筹力度,落实统筹措施,创新人口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以期推动全省"十二五"人口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人口因素、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中国的人口转变不仅带来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同时引起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改变,总抚养比的降低为我国经济及社会发展带来了"人口红利"。以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为背景,讨论了不同阶段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并检验了其影响渠道及作用条件,发现人口因素的发展变化对我国1996—2010年经济增长率的相对贡献率达到20.18%,但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依赖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资源型区域乡村聚落规模结构及空间分异动态

山西省孝义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在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聚落人口规模结构及空间分异发生着较为快速的变化。以该市为实证,基于"五普"、"六普"村级人口统计数据,运用GIS与统计分析方法,对此做了分析。研究表明:1本区域乡村聚落规模结构以中小等级聚落偏多,规模分异程度较大,且在不断提高;2乡村聚落人口规模与老年人口系数、文盲人口比重、外来人口比重之间呈低度相关关系;3乡村聚落人口规模下降趋势明显而聚落斑块、用地面积并未显现出相同的变动趋势;4乡村聚落人口变动表现出较强的地形、交通和中心城区指向,中部资源型边际区聚落人口下降,东部平川区乡村聚落人口增长特征尤为明显,形成全市乡村人口变动最大的区域。     

中国人口规模与结构问题及相关政策调整

驳斥了试图通过放松生育政策、调高目前生育水平以解决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的观点。保持现在的低生育水平,慢慢"消耗"建国以来历次生育高峰带来的"历史"欠帐,是当前我国人口政策最为明智的选择。提出通过其它相关政策措施以改善我国的人口结构。     

深化农村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人口现代化目标

进入新世纪,威海市在基本实现生育现代化的基础上,确立了人口现代化建设的新目标.为此,我们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转变思路,积极探索,综合改革,把改革切人点放在农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型上.自2001年起试点并逐年扩大.目前,在农村基本形成了"两委负总责、协会当骨干、家庭为中心、群众做主人"新的工作模式.全市所有的村均已按照新的工作模式运作,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新的飞跃.国家、省人口和计生委及有关领导、人口专家都给予充分肯定.     

高房价对劳动力人口的“驱逐”方式——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

充足的劳动力是经济社会保持活力和城市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的重要性将逐渐提升,在中长期内劳动力有可能成为城市竞争的重要资源之一。文章以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研究了城市房价与劳动力人口之间的关系,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房价上涨将"驱逐"城市就业人口,并且高房价"驱逐"城市就业人口时,首先"驱逐"的是就业工人的家属;(2)高房价对第一产业劳动力人口的"驱逐"作用明显高于对第二、三产业劳动力人口的"驱逐"作用,工资水平相同的城市,高房价对第二产业劳动力人口的"驱逐"作用又大于对第三产业劳动力人口的"驱逐"作用;(3)财政加大在教育、科技、城市维护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可削弱房价上涨对城市劳动力人口的"驱逐"效应。     

人口红利:理论辨析、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文从"人口红利"的最初含义入手,厘清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内涵的误读,对"第二人口红利"概念提出了质疑;从"人口红利"理论预期出发,分析了兑现"人口红利"成果的现实困境,区分了"抚养比"和"抚养负担","家庭抚养负担"和"国家抚养负担"等概念,提出了"谁的人口红利"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应对"人口红利"的理性选择,指出在解决"三不占优势群体"就业方面国家的责任,否定了单纯为应对老龄化而调整人口政策的观点,给出了调整人口政策的5个考虑因素。     

"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以延缓老龄化趋势、缓解劳动力短缺、优化人口结构为目的,是政府在国内人口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调整,然而政策调整的效果还有待考量.因而本文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利用Leslie人口模型和灰色模型,分别对政策不变以及"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中国人口情况进行预测,将政策实施前后的人口指标进行对比,最后得到"全面二孩"政策对人口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帮助中国走出目前的人口困境,短期内还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冲击的结论.     

制度约束、二元人口流动与中国城市化的青序进程——基于"随机服务系统理论"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文章在现行户籍制度背景下,以"有序"提升中国城市化水平为目标,遵循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应用"随机服务系统理论"(排队论)展开了预期一个时期内城乡二元人口转化的数学建模,并进行了实验模拟与仿真,结果较为理想.该模型的建立为定量研究我国城市人口增长、为政府部门有序控制城市人口数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施方法.同时也表明,应用随机服务系统理论定量研究人口、城市化及其他相关问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方向,且具有应用前景.     

河南省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问题研究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不仅要促使农村各项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更为核心的是要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有序转移。当今,河南省农村人口转移的不完全性、非正规性,甚至各种"流于形式"等问题,不仅增加了地方政府管理的难度,还阻碍了农村人口有序转移良性循环机制的构建。因此,以河南省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研究重点,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基于用地与人口的新城市空间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以长春市为例

以长春市为例,在系统阐述新城市空间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多年用地现状图和人口普查资料,对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以来长春市新城市空间的用地空间与人口空间演变特征展开讨论。从用地空间演变特征来看,新城市空间用地呈现出显著的"外延式"扩展特征,用地多样性水平整体较低但提升明显,用地结构失衡问题仍然突出,工业用地的快速扩展对其它类型用地的"挤压"效应明显。从人口空间分布与演变特征来看,新城市空间人口空间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城市整体,核心区人口的"外流"趋势凸显,人口结构的年轻化、高学历化、专业技术化特征显著,人口分布与用地扩展的"非协调性"问题突出。行政因素、市场因素、微观主体因素等共同促进了新城市空间的形成与演变。     

基于“国家公顷”生态足迹的青海省适度人口规模透析

如何将人口有效控制在资源环境承载的范围内,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以青海省为例,采用"国家公顷"生态足迹模型对其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得出在2001~2011年时间序列中,青海省一直存在不断增大的生态赤字并导致人口赤字,使得青海省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加剧,出现了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因此从降低生态足迹和提高生态承载力两个层面出发提出相关对策,为青海省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指导。     

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制约因素与对策思考

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不完全性、权宜性和结构性特征,导致农村人口城镇化出现"转而不移"的难题。通过分析制约农村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因素,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制定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就业的鼓励政策、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因地制宜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等为主要途径,推动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     

2014年“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高层论坛”会议评述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直是中国人文—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焦点。山东师范大学于2014年9月19—21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高层论坛",论坛以"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讨论了中国生态环境管理战略研究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转型问题的思考与认知、中国区域可持续性转型地理学构建思路探讨等基础科学问题,积极推动相关学科发展,并且能够很好地为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服务。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分析

近几年非农业人口迁出数呈增长态势,出现了"逆流"现象。城镇化建设需要调整思路,要以新城新市镇为突破口,农业县区为重点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农业县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解决人口聚集,尤其要解决县市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偏离度异常问题。要做大做强中心城区,加速构建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走以"集约、智能、绿色、低碳"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中国分县城乡人口老龄化时空差异与机理

以人口普查数据为支撑,刻画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时序演变特征,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研究县域城乡老年人口空间差异与关联性,并结合空间回归模型对差异背后的机制进行解析。主要结论为:①城乡老年人口绝对量总体呈增长态势,不考虑政策因素带来统计口径差异的影响,乡村老年人口始终高于城市,但增速较缓。②然而,乡村较城市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且速度快于城市,老龄化"城乡倒置"呈现"缩小-再扩大"的阶段性特征。③城市老龄化以东北三省、苏北及川渝为甚,乡村老龄化呈"三足鼎立"之势,以乡城人口流迁主导的城乡差异格局开始凸显,具体围绕长江三角洲、川渝、呼包鄂榆城市群郊县分布。城乡老龄化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乡村集聚性大于城市,区域不均衡较城市更明显。④新时期,人口迁移构成城乡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人口因素对城乡人口老龄化影响各异,经济因素影响不显著。文章旨在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城乡人口统筹发展指明方向,为城乡后社会主义老龄化理论探索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