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变更和公司价值:制度原因和经济后果

本文通过对2005—2007年我国520家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研究了关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三个影响因素:公司价值、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的比例。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价值与高管变更呈正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变更所带来的绩效提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明显。结果显示: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是较为有效的,基本反映了"公司绩效会影响职位变迁"的公司治理原则;公司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弱化董事对管理层的监督有效性;国企应加快国有股减持步伐,完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CEO声誉受哪些因素影响:理论与实证

以目前国内外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媒体曝光率作为CEO声誉的代理变量,分别从CEO个人特征、企业经营特征、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情况四个方面选取变量来研究CEO声誉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了行业和年度的影响后,CEO薪酬、企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与CEO声誉显著正相关;处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及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的企业的CEO声誉更高.此外,对公司进行聚类分析后,社会责任指标体系中的企业对国家贡献率和企业对员工贡献率两个指标也与CEO声誉显著正相关.     

管理层盈利预测与薪酬业绩敏感性

管理层盈利预测作为一项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以2002—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盈利预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盈利预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呈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之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盈利预测的替代作用稍强。该研究丰富了有关管理层盈利预测的研究文献,将管理层盈利预测引入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讨论。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要素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年沪、深两市115家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设置会计盈利和公司价值两类指标,运用全回归和逐步回归方法,考察了我国上市家族企业家族持股比例、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等治理变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家族持股比例与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是效果不显著;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董事长持股比例与绩效之间显著负相关,总经理持股比例则与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董事会领导权结构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1～2003年度Panel data的分析

采用2001～200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董事会领导权设置情况数据，分析了其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领导权的不同设置对审计定价产生不同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的效果并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相对于副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而言，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不利于降低代理成本，从而迫使审计师降低审计定价。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的是，环境动态性变量未对董事会领导权设置情况产生显著影响。     

民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获取外部资源还是提升内部效率?——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壮大,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逐步推进,党组织参与民营企业治理日益普遍。文章利用2008~2014年民营上市公司党组织治理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检验民企党组组织的治理效用。实证结果发现民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具有外部效应,但内部效应并不显著。具体而言,民企董事长或总经理兼任党组织成员有利于企业获取外部资源,但不能降低公司代理成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民企党组织的治理效应主要依靠董事长兼任党组织成员实现,总经理兼任党组织成员对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帮助并不显著,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并不利于治理效应的发挥。研究结论为党组织有效地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相应的建议,推动了非公党建的理论研究。     

薪酬契约、会计业绩与高管变更

在考虑各公司高管薪酬契约异质的前提下来检验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并通过薪酬业绩敏感度、薪酬粘性来衡量不同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高管变更的可能性与会计业绩显著负相关;薪酬业绩敏感度越大,说明缔结高管薪酬契约时赋予会计业绩的权重越大,则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越大;高管薪酬粘性越小,说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越好,则会计业绩在高管变更中的作用越大。将会计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缔结与履行中所起作用的两类研究结合起来,对于进一步发挥会计业绩的公司治理作用有一定启示意义。     

高管薪酬粘性的公司治理因素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1年的统计数据,实证研究公司治理变量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两职分离、薪酬委员会的设置、董事会独立性均对高管薪酬粘性影响不大,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与高管薪酬粘性显著负相关,意味着股权集中度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扩大、董事会规模扩张都有利于抑制公司高管薪酬的粘性。     

控股股东委派董事能降低公司盈余管理吗？

虽然已有研究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影响,但很少深入分析控股股东在获取共享收益时如何影响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也没有考察控股股东实施影响的特定渠道。文章考察控股股东委派董事这一特定渠道在实现控股股东共享收益目标时,对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是否表现出非对称性。文章使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2014—2011年的数据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公司高管向上操纵盈余时,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发挥了有效的监督作用,显著降低了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但当公司高管向下操纵盈余时,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并没有发挥监督作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与分组测试的结果表明结果具有稳健性。进一步测试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当公司高管向上操纵盈余时,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并没有加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只有当公司高管向下操纵盈余时,控股股东委派董事才会加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文章结论对于理解公司董事会构成和治理功能的发挥具有现实意义。     

政府干预、政策性负担与高管薪酬激励——基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政府干预的角度,以2002—2012年我国A股主板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政府干预对企业造成的政策性负担以及政策性负担如何影响以会计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契约。结果发现：在样本期间,作为政府干预代理变量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冗余雇员规模越小;冗余雇员的存在显著降低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使得基于会计业绩的度量评价作用减弱。研究结果表明,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微观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影响了高管薪酬激励。文章在理论上丰富了政府干预对企业微观影响的研究文献,在实践中对建立市场化的高管薪酬契约具有借鉴作用。     

高管变更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简

采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6年至2012年数据,区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类样本公司,就高管变更因素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高管变更导致公司投资效率下降;高管非常规变更与公司投资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在过度投资的样本中,随着总经理任职期限的延长,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变得更严重;高管人员内部继任与公司的投资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可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     

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业绩关系研究述评

关于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解答。无论是委托代理理论、信号理论、激励理论,还是契约理论,都有诸多的假设前提;而利用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又依赖于数据样本、计量方法以及公司薪酬、业绩等代理变量;因而,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理论模型研究,对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都未有定论。在研究我国公司高管激励问题时,还应将经济制度、法制乃至人文环境加入激励模型。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层管理人员变更之相关性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80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划分为业绩平稳和业绩下滑两类公司,实证考察第一大股东持股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其他大股东的持股与更换管理层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权的国有性质与高管变更未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我们的结论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与高管变更负相关,独立董事制度对高管变更的影响不能发挥其正面监督作用。     

公司所有权、管理控制权与高管报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本文对公司所有权、管理控制权与高管报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公司所有权性质、前三大股东所有权集中度与高管报酬显著负相关,外资股、两职合一与高管报酬显著正相关。但是,在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以及内部董事比例对高管报酬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     

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数据,对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业绩是决定高管薪酬高低的重要因素;会计稳健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调节作用并不强,这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中没有考虑会计稳健性因素有关。     

企业生命周期对高管薪酬差距影响因素的调节效应研究——基于高新技术企业面板数据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在高新技术企业高管薪酬差距影响因素分析中,首次运用Dick—inson现金流符号法对2006--2010年我国76家高新技术医药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重点探讨了企业生命周期对影响因素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两职兼任、上一年业绩、企业规模与高管薪酬绝对差距显著正相关,而国有股比例与高管薪酬绝对差距显著负相关。研究还发现,企业生命周期对个别影响因素存在调节效应：当企业处于增长期时,不但会削弱上一年业绩对高管薪酬绝对差距的正向影响,而且还会削弱国有股比例对高管薪酬绝对差距的负向影响。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2009年数据分析

本文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设计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评分表,同时从公司治理角度选择了6个可能的影响因素,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用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2009年的数据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设立“四委”、设立内部审计部门的上市公司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而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性质、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这三个解释变量虽然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有影响,但是影响并不显著.     

盈余管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以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对该现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将盈余管理按照不同方向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当管理者进行向上调增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者进行向下调减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能够削弱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在采用业绩性薪酬制度的背景下,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会诱使高管通过盈余操纵来影响自身收益,现行的内部控制虽然具有治理效应,但仍存在缺陷,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执行方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使其实现应有的治理效应。     

高管薪酬背后的代理机制问题研究

高管薪酬激励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它在实质上反映了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机制问题。因而,完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建立合理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关键：要建立规范运作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完善董事会形成机制：要完善董事会对高管薪酬的决策机制,发挥股东方委派的非执行董事对高管薪酬的监督制约作用：要合理安排高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防止高管人员过度追求短期利润而忽视长期风险。     

上市公司最高决策者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

在调整基于盈余反应系数的盈余质量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与最高决策者相关的研究变量,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5~2007年的经验数据,分析了上市公司最高决策者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与盈余质量负相关;董事长或总经理在本公司领取报酬与公司盈余质量呈现不显著的正相关性,且有行业差别;董事长或总经理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与公司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但有行业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