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理论,构建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及其维度结构与城乡类型影响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分析框架,并基于2014年浙江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和有序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即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资本通过强化信息传递和缓解就业歧视,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具有正向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内部各个维度对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差异在不同人力资本类型间存在区别;农民工城镇型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正向影响强于乡村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失灵具有一定缓解作用。     

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分层与人力资本回报

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取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收入阶层乡城流动人口群体的人力资本回报及其差异。研究发现,乡城流动人口已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收入分层,其中10%最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是10%最低收入阶层平均收入的8.34倍;乡城流动人口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2.39%,中低收入及以下阶层的教育回报率差异不显著,中高收入及以上阶层的教育回报率差异显著;提高受教育年限对乡城流动人口中高收入及以上阶层的影响比较大,且最大受益者为高收入阶层;乡城流动人口的平均工作经验回报率为-0.31%,工作经验回报率在中高收入阶层以下均表现为负值,只有到了高收入阶层才呈现出并不显著的微弱正效应。     

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卫生设施与农村居民健康

本文运用Grossman模型,阐释了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农户环境卫生设施影响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的中介效应,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该中介效应进行了依次检验和Sobel检验。研究表明,存在以农户环境卫生设施为中介变量的显著正向中介效应;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各个维度,农户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在不同性别及收入群体间存在差异;男性和低收入群体,存在收入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而女性和高收入群体存在家庭经营范围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相对男性和高收入群体而言,教育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女性和低收入群体健康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通过改善农户环境卫生设施提升农村健康人力资本,应根据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实施差异化政策。     

外出务工人力资本积累、家乡社会资本与回流农民工收入

农民工外出迁移会形成一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有别于普通劳动者,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回流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机理与效果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采用调研数据,首先分析外出务工人力资本积累、家乡社会资本及其交互项对回流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发现经营型与低技型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更加依赖于社会资本禀赋。接着,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不同收入层次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差异。结果表明,低技型与经营型人力资本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可获得中高水平的收入,而高技型人力资本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较少依赖于社会资本。研究结论揭示并验证了外出务工人力资本积累对回流农民工收入的直接贡献以及家乡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别人力资本报酬率的交互影响差异。该结论对于农民工个人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数字鸿沟会影响农民工相对贫困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文章使用A-F双界限法测度农民工数字鸿沟,通过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KHB效应分解法分析数字鸿沟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21.797%的农民工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其中数字鸿沟显著提高农民工处于相对贫困的可能。男性、中低等教育水平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数字鸿沟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鸿沟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加深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此,提出应尽快制定识别和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加强农民工数字应用技能培训,正确引导农民工数字应用向人力资本积累转化。     

农民工职业流动受人力资本影响效应

根据调查显示,主要有两个方面要素决定新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分别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人力资本保有量不多的因素和人力资本增长较小的因素,其中新一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保有量不多是由于新一代农民工接受教育的层次较低以及职业技能培训欠缺,人力资本增长较小是由于农民工收入不高、工作环境不佳,没能在知识和技能上有所提升和突破。他们所参加的工作大多是没有什么技术水平、出苦力的工作,造成职业流动方向单一和流动频繁,使得流动在提质方面没有达到预估值。基于此,本文浅谈了农民工职业流动受人力资本影响效应,以供借鉴和学习。     

干中学:农民工人力资本获得路径及其对收入的影响

干中学作为教育之外的人力资本的形成方式,长时间以来缺少关注。本文使用2010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了干中学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干中学是农民工劳动技能形成的主要途径,重要性超过了教育培训。干中学习得的技能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与教育培训习得的技能相比,干中学习得的技能对农民工工资收入会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教育与干中学存在交互作用,干中学习得的技能所获得的收入回报率要高于教育培训所获得技能的回报率。这说明要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加强教育培训的同时也应鼓励干中学。     

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与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

本文采用CHIP2007全国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及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重点关注自我雇佣收入与工资获得者收入的差距对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家庭结构和人口特征都影响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水平。从事自我雇佣者的收入要高于工资获得者,但从事自我雇佣的人力资本回报率要低于工资获得者。自我雇佣与工资获得者的预测收入差距对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有重要影响,二者收入差距的对数形式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工的自我雇佣概率提高87个百分点,表明在工资部门中受到的歧视将使农民工被迫选择自我雇佣就业形式。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接受1个月以上的培训会使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11.2%;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8.9%;工作经验的平方与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每增加1年的正规教育,仅使其非农收入增长2.1%;业余文化支出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小。本文研究结论解释了现阶段广大农村对基础教育不够重视的根本原因。     

工作转换对城市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影响

本文利用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行业内和行业间工作转换对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人力资本、低就业层次和低收入是农民工转换工作的重要原因。年轻的、未婚的、进城年限短的、受教育程度低和未培训的、低收入的农民工倾向于行业内工作转换;高收入、自己找到工作的农民工更有可能进行行业间工作转换。行业内工作转换对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高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业间工作转换对所有收入层次的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业内工作转换对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的内在原因在于,企业年资的累积效应不明显,而在行业内持续从事性质一样的工作,由此累积的资历在农民工市场中对个人收入具有显著的提高效应。     

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城乡户籍差异及其原因研究——来自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经验证据

中国目前面临着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教育回报率的结构性差异会阻碍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转型。本文通过分析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城乡户籍差异,发现该差异在特大城市尤为突出;北京、上海、广州的农民工教育回报率显著低于城城迁移人口3.12个百分点,这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分化;迁移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并将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城乡户籍差异缩小了0.91个百分点。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户籍差异产生的机制包括农民工教育投资不足、农村教育质量差、农民工非农就业经验缺乏、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户籍制度对特大城市乃至中国中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决定的影响:代际差异的视角

基于2009年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采用改进的M incer模型研究影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因素,比较分析新老两代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决定的影响因素和程度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是否拥有技术或手艺、是否接受职业技术培训、受教育程度、性别和职业类型是影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重要因素。其中,是否拥有技术或手艺成为新老两代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教育人力资本、互联网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

本文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将职业选择划分为职业类型和就业身份两个指标,分析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第一,较高的教育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能力,这些职业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商业和服务人员;第二,不同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影响存在差异,表现在初中教育程度对自营劳动者身份具有显著影响,高中学历对雇主身份的影响概率更大,而专科及以上学历则对受雇职业身份具有显著影响;第三,进一步探讨发现,互联网使用是教育人力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作用途径,即教育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互联网使用率来增加其选择更高层次职业的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务工收入的逆向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全国31省份4268份调查问卷

现有研究对收入和消费的关注多停留在收入影响消费的单向逻辑上,鲜有研究认识到消费对收入的逆向作用。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4268份调查数据,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与务工收入状态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对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正向作用更大;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教育型文化消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提出政府要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建设,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大众传媒要广泛传播教育型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将文化消费的重点放在教育型消费支出上等政策建议。     

教育、保留工资与不同户籍外来工的工资差异——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问卷调查

农民工与城镇户籍外来工(城镇工)的工资差异较少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发现,在控制了人力资本与职业特征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仍然比城镇工低10.4%。Oaxaca-Blinder分解发现,人力资本与职业特征变量共解释了组间差异的64.4%,在已经解释的部分中,教育贡献了64.9%;未能解释的差异占35.6%,可视为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差异。在引入保留工资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比城镇工低5.35%,被解释差异增加至85%,而教育的解释力大幅度下降。本文认为,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保留工资是导致农民工工资低于城镇工的主要原因,而农村生活环境和教育水平较低又是导致农民工保留工资较低的主要原因。     

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何种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正规就业?

人力资本是促进农民工正规就业、改善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研究并未深入挖掘何种人力资本在提升农民工就业层次方面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对此,本文基于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在Logit模型基础上采用系数集束化的统计方法,比较了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正规就业影响的相对效果。研究发现:技能培训是影响农民工正规就业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人力资本要素,其作用远远高于正规教育,但技能培训相对于正规教育的作用优势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化特征。在代际差异上,对于两代农民工而言,技能培训的作用均高于正规教育,但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职业分化上,技能培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高于正规教育,并且前者相对后者的优势会随着农民工"去体力化"的职业分化过程表现得愈发突出。     

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研究

本文以一个傣族村寨为例,利用不同模型计算了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结果表明,以教育衡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很低,但以信息获得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此外,在以是否参与赌博为代表的社会收益率方面,教育年限的作用不显著,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对是否参与赌博有正的影响,而信息获得水平的影响却是负的。     

文化教育程度与农民工收入的相关性研究

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通过分析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收入之间的关系,说明提高农民工收入的关键是提高其文化教育程度,并分析了农民工受教育现状及其对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机理,从农民工自身视角揭示当前影响农民工收入增长的相关因素,在此基础上,并以农民工收入增长为目标,提出了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促进农民工收入增长的相关对策建议.     

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民工的调查

职业教育被认为是解决劳动力市场熟练工短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以珠三角、长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群体的中等职业教育收入回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中等职业教育的收入回报率低于平均教育回报率,虽然中等职业教育组相对于初中组有着更高的收入,却低于普通高中组;在初次就业时,中等职业教育组的收入要高于初中组,但随着工作转换,中等职业教育组相对于初中组的优势逐步体现出来;无论是在初次就业还是在职业发展时期,中等职业教育组的收入均低于普通高中组。     

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1985-2007年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性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教育投资和迁移投资对工资性收入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健康投资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工资性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各变量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在人力资本投资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中,教育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最大,迁移投资次之,健康投资的影响为负.文章还对以上结论做出了解释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