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野下的刑事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以德国、美国和意大利较为典型。从三国的简易程序的比较来看,由于法文化的原因,三国检察官裁量权大小及权力行使方式、被告人程序参与度和法官的作用有所不同。但都以省略诉讼阶段实现程序简化,并将简易程序建立在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基础上。中国的简易程序改革也应以此为鉴,由"单一化"走向"类型化",由"权力式"走向"权利式",由"审理阶段的简化"走向"审查起诉阶段的简化;"由"程序简化式"走向"诉讼阶段省略式"。     

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标准研究

关于特殊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时违法所得及涉案财物的没收,是诉讼程序的特别程序,其证明标准应采用民事还是刑事证明标准一直是其争议所在。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检察机关负有举证责任的事项规定在启动程序的申请条件中,如果证明标准过高,则会导致程序难以启动;根据程序和标准二分的理论,没收程序被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也并不意味着当然适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从法经济学角度,严苛的刑事证明标准也意味着高投入。因此,我国特别没收程序应当学习英美法系的普遍做法,即采用民事证明标准,并且这种标准应当在一定范围内是灵活可调的。     

刑事审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

本文论述了律师在公诉案件审前程序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在我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律师由于其法律地位及享有的诉讼权利受到种种限制，在实践中根本无法发挥其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不力。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构建的思考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基于公权优于私权和效率优先的考虑，不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提起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和原则上要求在刑事诉讼提起同时附带提起民事诉讼，并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失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因此，被告人长期潜逃无法启动刑事诉讼及刑事与民事诉讼在举证责任和证据标准上有重大不同，基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应建立一定情形下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提起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应原则上确立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以后进行，例外地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被害人及其家属、代理人有选择权；附带民事诉讼应主要适用民法及民事诉讼的有关法律、法规。     

涉税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以纳税人举证责任为考察对象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在于公诉机关,被告人不必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罪.但涉税犯罪案件由于案件本身存在着不同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特点,公诉机关的证明难度显著上升,故为了利益权衡,涉罪纳税人有必要承担一定程度的举证责任.纳税人承担一定程度的举证责任一方面有利于实现控辩平等,另一方面又能够使涉税犯罪案件得到快速的...     

完善民事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立法分析

程序的简化程度与程序的适用范围是互动性的,修改后的民事简易程序对案件的适用范围基本上决定于简易程序的简化程度,同时也决定于立法对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和价值取向。基于普遍实现提高诉讼效率需要和不同案件对程序需求不同的规律,民事诉讼法有必要适度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就立法技术而言,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应当采用的立法模式是：法定数额式 法定概括式 法定反向排除式。     

审判中心背景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新探究

由于客观或主观原因致使被告人无法到庭参与案件庭审活动的情形,将导致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存在缺乏控辩平等对抗,不能保障被告人程序参与权和辩护权的有效行使等内在缺陷。但是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中止审理的弊端具有一定弥补作用,对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刑事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在制度运行的司法土壤之上,对其进行针对性改善后予以构建和确立,定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     

刑事公诉案件和解程序的理解和适用——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对公诉案件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程序,把和解程序引入刑事公诉案件处理范围,不仅有利于解决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所存在的冲突,缓和社会矛盾,也为刑事司法提供了一个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新刑事诉讼法即将施行的背景下,应该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原则、适用范围、适用阶段,努力促使刑事和解科学规范适用。     

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最新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从自诉案件扩大到部分公诉案件,作为特别程序专章作出规定,这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作为妥协性司法办法之一的刑事和解制度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处罚政策,促进了社会和谐。但通过解读发现法律对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规定较为概括,这势必在运行和效果等方面出现缺陷,为此必须从明确刑事和解协议效力和公安机关参加刑事和解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论民事公诉的理论反思与制度构建

民事公诉是检察机关创新检察监督理念,维护社会公益的新模式。由于检察机关特殊的法律地位,对其能否提起民事公诉,如何运作等问题在学界仍颇有争议。理论研究与制度构建的缺失,也使得实务中的探索难免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机制应有作用的发挥,同时也带来了公权滥用的风险,因此,有必要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理论基础、地位、原则、程序的特殊性等方面展开探讨。     

论保险资金运营立法的目标价值协调

基于保险业的特殊性和本国国情，我国保险资金运营立法应当继续坚持“安全第一、稳健投资”的原则。根据入世后的新形势和保险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应当逐步放宽和完甚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同时，要借鉴国外成熟的相关立法，加强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安全和效益两大目标的协调。     

工资集体协商的约束条件分析

2000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引起了企业极大的关注,工资集体协商是企业与市场日益成熟的表现,但在我国卓有成效地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实行上仍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认真的探讨,本通过对“协商办法”可行性的理论分析,力图论证工资集体协商在中国将在走一段并非一帆风顺的路程。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职能与政府改革

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职能定位对西部大开发的速度，效率甚至成败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在论述西部大开发中政府职能定位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的基础上，探讨了中政府的主要职能，分析了中政府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政府改革的对策建议。     

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再论企业本质与边界

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理论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的产生和企业内部权威的来源,企业能力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边界的动态变化。基于企业家的视角,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家实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工具,企业边界是企业家基于价值最大化主动选择的结果。     

推进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与业务创新的应对策略

二十年来,中国对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造,先后采取了许多金融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由于传统的惯性和银行业的特殊性,银行业改革中的一些深层的矛盾仍未得到解决.从产权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看,中资银行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还相差甚远.加入世贸以后,占据产品优势的外资银行进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构成较大的威胁,对商业银行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商业银行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这对推进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北宋京师粮仓管理

宋朝总管全国财政的机关,在宋神宗元丰改制以前是三司,元丰改制之后为户部,京师粮仓作为宋朝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机构亦随之发生变化.为保证仓粮的收支与存贮,宋延还实行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形成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仓官吏的营私舞弊是仓务管理中的痼疾,伴随宋朝始终.     

论地方院校的学科建设

地方高等教育要获得可持续发展,要做的工作很多。于千头万绪的思路和对策中,最重要的工作还是高校内部的学科建设。从地方院校的主要特点出发,应从学术方向、学术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加强学科建设管理四个方面抓好学科建设。     

关于运用税式支出促进经济发展之浅见

税式支出是政府为了一定的目的，有意识地放弃一部分税收收入而让给纳税人的一种主观行为。本文就如何运用税式支出中减免税与优惠税率推进经济发展，提出了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运用政策，造福企业的建议。     

从恩格斯的道德论看普世价值的虚幻性——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为例

有没有抽象的一般的道德、有没有抽象的一般人性、有没有抽象的一般的爱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都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答案。然而,一个半世纪过后,有没有普世价值之争进入人们的视野,因此,重温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仍有必要。     

论检察委员会制度的改革

检察委员会主要具有决策职能、监督职能、调查职能和管理职能。但目前基层检察委员会制度在运行中存在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检察委员会职能的正常发挥。结合基层检察委员会工作实际,需要在转变观念,完善议案决策方式、严格选任程序、实现检察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制度和任职期限制度,加强业务考核和建立监督机制等几方面加强检察委员会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