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现金持有:“扶持”还是“掠夺”?——基于不同产权视角的研究

文章首次基于不同产权视角,研究企业的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影响机制的差异.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分别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作用,支持了高管政治关联的“掠夺”假说;民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及其价值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支持了“扶持”假说;而央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及其价值均无显著影响.企业的产权性质会显著影响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作用机制,这一结论对于企业财务领域的研究与实务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研究——以江浙中小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例

文章以2011—2015年江浙中小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司治理对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程度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负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呈U形相关关系;两职合一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且两职合一不仅会导致企业现金持有过度,还会导致企业现金持有不足;股权制衡度、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超额现金持有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内部控制、现金持有量与企业价值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将公司内部控制、现金持有量、企业价值置于一个整体框架中.选取2009~2015年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同时对最佳现金持有量的确定、公司内部控制与现金持有量关系、现金持有量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公司内部控制对现金持有量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持有现金量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升企业价值.     

融资约束、现金流风险与现金持有的预防性动机

文章基于现金持有的预防性动机来研究企业的现金持有量与现金流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来说,现金流风险对现金持有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融资约束企业具有显著的预防性现金持有动机.在利用倾向得分理论解决了分组的非随机性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后,研究结果同样支持了前述研究结论.     

现金持有量决策具有战略效应吗?——基于现金持有量的平均效应与区间效应的研究

文章根据掠夺理论来考察现金持有量是否具有增加产品市场业绩的战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就平均效应而言,现金持有量能够增加企业的产品市场业绩;就区间效应而言,现金持有量的战略效应呈现出随着现金持有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的趋势。进一步地检验结果表明大量持有现金引起的投资是造成现金持有量的区间效应呈增加趋势的主要原因,且最终也增加了企业价值。文章还发现行业的竞争强度以及整体财务状态也会影响现金持有量的战略效应。     

产业政策、现金持有与过度投资

基于现金持有具体探讨了广州市产业政策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受广州市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现金持有的优势导致了企业过度投资的增加;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发现受产业政策支持的国有企业现金持有的优势明显加重了过度投资,而受产业政策支持的民营企业现金持有优势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并不显著。     

经济波动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关联性分析

公司在不同的现金持有动机下,经济周期波动对公司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本篇论文以连续10年且持续存在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它们的样本数据,结果表明,经济扩张时期,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体现在减少手中的现金持有量;经济下滑时期,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体现在增加手中的现金持有量.     

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分析

本文用2005——200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我国国企和民企核心高管的薪酬现状,发现,国企核心高管的薪酬明显低于民企,这主要是因为国企进行薪酬管制的缘故,并且货币薪酬的高低与企业盈利能力ROA之间无显著关系;另外,在总样本中,在职消费水平随货币薪酬的增加而降低,两者呈现替代关系,而且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要明显低于民企,但是在国企中,高管货币薪酬越高,在职消费水平也越高,两者呈现互补关系。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深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现金持有量综合反映上市公司的财务战略和经营战略,关系到公司正常的经营和发展。持有过多或过少的现金对企业都是不利的。本文以深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现金替代物、资产负债率、银行债务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规模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沪深两市83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公司规模、债务融资水平、资产流动性、银行债务水平与现金持有量负相关,债务期限结构、盈利能力、投资机会与现金持有量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经营者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的相关关系不明显。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现金持有

基于持股权与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文章以2009—2019年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主体，实证检验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显著提高参股国企的现金持有水平，且随着超额委派比例增加更加显著；进一步地，该正向作用在中央层级企业及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表现更为显著；明晰其作用机理，发现其通过抑制超额持现所致的过度投资行为、迫使无效耗散的现金尽快回流进而提高持现水平；此外，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和超额委派比例均有助于优化现金二次配置，促使企业将超额现金用于发放现金股利及进行创新投入，并最终提升现金持有价值和企业价值。文章结论不仅印证和延伸混改推进过程中非国有资本在高层治理维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更为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完善中小股东保护体系提供借鉴。     

高管薪酬差距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

文章利用2007-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差距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差距符合锦标赛理论预期,随着高管薪酬差距水平不断提升,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会不断加快,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会不断缩小。民营企业高管对薪酬差距的敏感程度较国有企业高管更高,较低的薪酬差距即可引发资本结构的显著调整。     

高管持股与企业R&D投入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与企业R&D投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有利于企业的创新行为;而且,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持股更能促进企业的R&D投入。但同时,数据资料也表明,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还有局限性。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对国有控股企业高管的股权激励机制及制度,引导企业高管强化主人翁意识,加快建立股东与管理者利益趋同的机制,加大研发投入,不断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中央与地方国有控股公司现金持有价值分析

文章将政府作为终极控制人下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再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控股公司,在相关的理论定性分析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国有控股公司现金持有量的价值效应。分析表明,中央与地方国有控股公司的现金持有量的价值效应差异较大,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更高。对这种差异形成的解读,除了已有理论对此诠释外,文章认为中央与地方国有控股公司占有资源的禀赋差异也是重要的原因。     

高管过度自信、过度悲观与股利羊群行为研究

以股改后的2007-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过度自信、过度悲观的非理性行为与股利羊群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存在过度自信和过度悲观心理行为高管的上市公司发生股利羊群行为的可能性较小,而存在适度理性高管的上市公司发生股利羊群行为的可能性较大。进一步对不同产权性质下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悲观对公司股利羊群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而适度理性的高管却总是倾向于股利羊群行为。股利羊群行为是上市公司高管的理性选择。     

业绩承诺：保护措施还是套利工具？——来自高管减持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并购重组过程中业绩承诺未达标现象频发,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文章以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探究了业绩承诺与高管减持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相比于未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上市公司,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上市公司高管在并购当年更容易发生减持,且减持后上市公司长期市场表现更差,验证了业绩承诺的套利属性;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套利程度在非国有企业更明显,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更多的分析师关注和并购问询可以有效的抑制上市公司高管通过签订业绩承诺抬高股价从而减持套利的程度。文章不仅为理解业绩承诺协议的套利动机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也对完善业绩承诺协议相关制度、预防潜在内幕交易、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以及维护资本市场的有效秩序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公司治理结构与现金持有量

经理人‘自利动机’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现金持有量以及现金使用。不同治理结构又会对‘自利动机’构成不同的约束,从股权集中度、经理人所有权以及董事会构成、外部投资者受保护的程度等角度分析公司现金持有量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现金持有量,对我国上市公司实现现代化管理有重要意义。     

Why Greater Cash Holdings and Short-Term Debt Simultaneously Persist? The Case of Transition Economy

This study observes and explores a puzzle in Chinese firms whereby both cash holdings and short-term debt simultaneously account for more than 20% of total assets for at least two consecutive years over the sample period. This phenomenon conflicts with the principle of corporate value maximization, and is not clearly explained by the classical theories in corporate finance. Based on the implications in the extant literature and discussions of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f the transition economy in China, this paper develops four hypotheses that are involved with agency conflicts between the largest shareholders and creditor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is puzzling financial structure. The empirical analyses suggest that the largest shareholders with tunneling motives seek to hold more cash to serve their private interests and/or the consequent operational deficit of the listed corporations. To the ends, these corporations tend to manage the timing of short term debt financing to increase cash reserves temporarily at the end of year. Essentially, greater cash holdings on the balance sheet of these corporations related with the puzzle become a misleading signal for potential creditors, possibly contributing to the refinancing of short-term debt of these listed firms for the following year. Hence, the puzzling financial structure is connected with the timing of debt financing and adverse selection of creditors.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stream of literature on cash holdings and debt maturity, and provides new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agency problems of the largest shareholder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ash holdings and debt maturity in the context of a transition economy.     

公司治理与企业业绩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公司治理机制问题已成为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共同面对的课题。总体上看,国际性的研究表明,当大股东的控制权高于他对现金流所拥有的权利时,公司的价值会减少,即大股东在取得控制权后,更多的是以牺牲公司利益的方式获得私人利益。我国学者研究发现,多元化股东、外部董事比例和高管激励是公司治理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影响公司绩效最为显著的变量。但也有研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行为是低效率的。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对公司治理与企业业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方面,由于研究的角度与变量选取的不同,其研究结果差异较大。但是,就其研究过程来讲,对于我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的建设与发展是具有重大影响意义的。     

财务困境中CEO权力、高管层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

以2005—2009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设定财务困境公司与财务健康公司两个对比组,分析CEO权力对高管层薪酬差距的影响,以及薪酬差距、CEO权力和两者的交互效应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CEO强权在财务困境公司中不会导致高管层薪酬差距显著扩大,而在财务健康公司则会;财务困境公司中较大的高管层薪酬差距和CEO强权均能促进公司业绩的提升,且比财务健康公司更显著;CEO权力与薪酬差距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在财务困境公司中呈互补关系,而在财务健康公司中呈替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