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考核与政府官员激励——一个机制设计的观点

我国是实行分权治理的国家,地方政府除了承担中央政府授予的计划生育、教育文化和社会稳定职能外,还被授予极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分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目标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要设计激励机制来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本文从机制设计的角度,一方面考察了当政绩考核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时,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激励机制的结果;另一方面,分析了当政绩考核由单一的增长指标变为综合性指标,并且其中一些指标不易准确测量时,政府官员行为的激励扭曲。基于此,得出了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设计的一些原则。     

中国地方官员为什么要改善基础设施？— 一个关于官员激励机制的模型

本文构造了一个描述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层级政治激励的模型,并在这个模型里讨论了地方政府改善物质基础设施的激励机制。我们首先在一个新古典的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政府官员的绝对绩效考核,发现在相对完美的激励实施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驱动力。然后,我们对绝对绩效评估方式进行了一些扩展,这些扩展包括相对绩效评估手段的实施考察、政府所面临的后验奖惩机制和预期、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下的风险态度和晋升概率以及对于同质性风险和异质性风险的区分等。依赖这些扩展,本文进一步把政府行为与基础设施水平之间的关系模型化了。     

中国地方官员为什么要改善基础设施?——一个关于官员激励机制的模型

本文构造了一个描述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层级政治激励的模型,并在这个模型里讨论了地方政府改善物质基础设施的激励机制。我们首先在一个新古典的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政府官员的绝对绩效考核,发现在相对完美的激励实施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驱动力。然后,我们对绝对绩效评估方式进行了一些扩展,这些扩展包括相对绩效评估手段的实施考察、政府所面临的后验奖惩机制和预期、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下的风险态度和晋升概率以及对于同质性风险和异质性风险的区分等。依赖这些扩展,本文进一步把政府行为与基础设施水平之间的关系模型化了。     

新形势下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税收竞争模型对我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进行了研究。文中考察了两种治理手段,一种是中央政府降低晋升激励强度,另一种是中央政府提高反在职消费强度,并对其治理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发现,当中央政府降低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强度时,地方官员会减少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增加在职消费,而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则保持不变;当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官员的反在职消费强度时,地方官员会减少在职消费,增加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和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当中央政府同时采取这两种治理手段时,两者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具体对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如何,则取决于哪种政策措施的治理效应更强,但无论如何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一定会增加。本文还把环境污染引入了居民福利函数,结果发现,就不同治理手段对居民福利产生的影响而言,边际污染的临界水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多维政绩考核、冲突任务与“为官不为”——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针对地方政府官员在施政过程中不作为的现象,基于官员治理制度变革的视角,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在多维政绩考核背景下“为官不为”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对地方政府官员实施多维度政绩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由过去只追求GDP到要负责完成中央政府分配的多项任务.当前,地方政府官员既要完成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任务,也要完成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民生任务和保证地方社会安定的政治任务,而这些任务目标是相互冲突的.在多元化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规避政治晋升风险,在改革中会表现为不作为.解决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政策措施不能仅集中在强化政绩考核上,而应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在权责对等的体制下,任务的冲突程度下降,政绩考核将更公平也更准确,有利于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与激励.     

区域一体化、经济增长与政治晋升

我国市场分割问题比较突出,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出现以及增多已成为一个重要现象.为什么有些省区选择市场分割,而有些却致力于区域一体化?地方政府在处理区际关系上的迥异行为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解释?我们从中央政府按照经济绩效晋升地方政府官员的假设出发,构造一个地方官员晋升博弈模型,证明了,为了政治晋升最大化,地方官员选择地方市场分割还是区域一体化因条件而异.实证分析支持模型的预测.     

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破解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型激励导致政府职能的经济增长导向,而不完善的财政体制安排、官员产生的公共选择机制和人员自由流动的Tiebout机制的双重缺失进一步强化了政府职能的增长导向,社会管理职能却被大大忽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不足,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导致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产生公共事务中的"集体行动困境"。进一步改革不能将焦点全部集中于地方政府,换言之,中央政府事权"下移"、经济增长型激励异化、过度的政府支出地方化和监督制约的缺位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增长导向和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必须辩证看待转轨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所处的制度环境,通过政治突破、体制突破和外部保障机制等更加综合的政策措施,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     

发展经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与企业的博弈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于理顺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以及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稳定子博彝完美均衡的委托代理框架下,抓住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特征,考察了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博彝行动,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行为模型化.地方经济发展本身面临不确定性,其发展绩效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发展收益在政府和企业间的分配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清廉程度,而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和清廉程度均取决于中央提供委托代理合约的具体特征.研究发现,中央能够对地方官员设置合理的政治激励与经济报酬激励,以获得高政治支持,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经济收益的合理分配,增进经济增长与和谐共融.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下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互动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 ,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 ,即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 ,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 ,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该模型理解我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 ,它尤其有助于解释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