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面板门槛模型,以2010—2020年湖北省14个市为样本考察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来看,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及二者之间存在的协同作用对湖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教育投入与政府干预作为数字经济的门槛变量,对数字经济产生影响,从而对湖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而数字经济与政府干预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变量,均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进而促进湖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以上研究,提出湖北省应以数字经济及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要素,同时加大基础设施、教育、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正向效应,助推省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制度基础——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发展动能依靠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新阶段,制度基础是否为新动能提供了有效激励？基于2009—2016年中国内地省际数据,采用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市场化、政府创新扶持、技术市场发育、金融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等5个制度因素对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①市场和政府对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作用并不是非此即彼,加速市场化进程和加大政府创新扶持均会产生显著促进作用;②促进技术市场发育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③以贷款余额表示的金融发展并未对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性影响,表明存在金融错配,金融资本并未有效进入创新领域。     

产业结构升级、创新人员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利用中国工业数据库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创新人员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探究创新人员集聚在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同时进一步将研究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高水平地区、低水平地区以及大规模省份小规模省份分析其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创新人员集聚显著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人员集聚显著强化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省份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不同的变动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产业结构的变动没有带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变动。     

创新驱动下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基于平衡充分发展水平的门槛分析

创新驱动是破解中国区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突破口,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采用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运用全局参比Malmquist模型测度了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分别对中国各省市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然后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平衡和充分发展水平下创新驱动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①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②各省市平衡和充分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各省市之间的变化情况差异较大,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③在不同的平衡及充分发展水平下,创新驱动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当平衡充分发展水平较低时,创新驱动对高质量发展没有显著影响;当平衡充分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创新驱动对高质量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平衡充分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创新驱动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文章构建三级指标体系测度中国省级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区域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水平提升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当期区域创新水平上升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上一期发挥促进效应。第二,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当期数字经济水平提升和上一期区域创新增加均会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IV因果中介效应回归表明,数字经济提高可以促进区域创新发展,进而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因此区域创新具有中介效应。第四,分地区来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本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和间接效应;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直接效应,但西部地区的区域创新会显著降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税收优惠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经验证据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税收优惠又是二者影响效应发挥的重要“调节剂”。本文以2010-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税收优惠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以及门槛效应。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以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税收优惠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中表现出增强型调节效应,且该调节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优惠的调节效应具有门槛特征,即税收优惠在跨过门槛值后其调节效应被降低。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市场机制、优化税收优惠规模以增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具有实践启示意义。     

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异质性分析——基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本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检验了绿色金融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和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信息化程度高的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据此,提出要完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发挥绿色金融在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正向作用,通过协调区域发展、提升消费水平和提高信息化程度增强绿色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产业结构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8-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驱动效应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均呈负相关关系,即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分别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呈正相关关系,即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显著为负,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匹配程度较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阻碍作用。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海洋经济绿色转型

积极推进海洋经济绿色转型是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构建海洋经济绿色转型评价体系,研究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转型的传导机制,并应用中介效应模型对2006-2016年11个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最终促进海洋经济绿色转型.此外还进一步进行了中...     

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因素及其量化指标,构造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计量模型,并运用1992—2012年中国省份面板数据进行了估计。研究得出,社会需求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最为显著,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消费需求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推动作用最大;目前的制度安排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造成了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等。     

基于循环经济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研究

产业集群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国内外产业集群发展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对循环经济在产业集群构建中的借鉴价值进行了分析,提出在促进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中,对产业集群的构建须进行理论创新,超越传统的模式,借鉴循环经济的思想,根据区域的综合比较优势来抉择产业集群,并以被组织的模式来积极推动产业集群的理性发展。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基础上,考察空间相关性,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并探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外溢效应,结论如下: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不高,时序变化整体呈现小幅震荡态势,区域异质性显著;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规制空间自相关特征显著,存在空间集聚效应,表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以邻为壑”并“以邻为伴”的现象;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政府过多干预并未有效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密度增加、人口素质提高均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人均水资源总量和绿地覆盖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为正,影响不显著。     

金融深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基于海洋经济的PVAR分析

基于我国沿海地区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金融深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三者关系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回归数据表明海洋经济中,金融发展水平对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而技术进步则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其次,通过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可见三者相互影响的关系存在长效机制;最后,通过方差分解发现,三者都存在较强的自我强化机制,但其对另外两者的贡献率都偏低。因此在海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调整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建立金融支持的长效机制,企业要加强科研创新,以技术进步拉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在海洋经济中建立起三者结合的良性循环机制。     

产业结构变迁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沿海11省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沿海 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将其划分为北部、中部以及南部海洋经济圈,在测度其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础上,研究不同地区间产业结 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对于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 1999-2017年间,三 个经济圈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都在逐步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均对海洋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高度 化对于海洋经济增长的偏效应远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偏效应。     

Digital Economy Enabl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the primary motivation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pon comprehensivel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from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to measure China’s digital economy index from 2016 to 2018 using the entropy-based TOPSIS method. Also, based on the improved Feder dual sector mode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irectly and through improving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carries out an empirical test. According to findings, on the one hand, China is scaling up digital economy and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tha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onstrained by low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unreasonable economic structure, the greater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uch as advancing 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developing digital economy, improving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ransforming the government governance model.     

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下湖南产业结构优化对策研究

由于各国环保意识的增强,绿色经济已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不可阻挡的趋势。通过对湖南发展绿色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大力发展高效节约型农业、着力提高工业经济中低碳产业比重、促进资源和能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等产业结构优化对策,希望为湖南的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包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 本文基于2002—2013年间的中国30个省域的数据, 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经验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用. 分析得出: 当前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呈现出正向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并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与此同时, 从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效应来看, 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Digital Economy,Entrepreneurship,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and its mechanism. Theoretically,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empowe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boosting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Empirically, the paper measures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222 Chinese cities at and above the prefecture level during 2011–2016, depicts the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of the cities with the microscopic data of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and mak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is basis. The result shows: Digital economy has remarkably improv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is conclusion still exists after the robustness test selecting historical data as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the Broadband China pilot policy as the quasi experiment.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indicates that encouraging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release the dividend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Finally, thanks to the threshold model and the spatial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linear increment and spatial spillover of the “marginal effects.” The research of the paper stimulates the reason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s, mechanism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mpower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