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70年: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乡村治理已经走过70年历程。系统梳理中国乡村治理70年的历史演进,深入剖析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有助于理解乡村现代化的历史与逻辑。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政策文本和目标导向为依据,将乡村治理的历史分为六个时期:土地改革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人民公社时期、改革探索时期、新农村建设时期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时期。运用治理理论框架剖析,70年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体现在四个方面:实现乡村现代化的目标、多组织共同参与、克服乡村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制度法律政策的变革与创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需要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乡村治理更加理性和自觉地行动。     

昆山农村飞速发展面对面——概述昆山农村70年大变化

<正>正值普天同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就亲历亲见亲闻昆山农村70年栉风沐雨、70年筚路蓝缕、70年砥砺奋进、70年沧桑巨变的史实,经初步梳理,从六个方面概述如下。一、土地制度大变迁新中国成立后,昆山土地制度变迁大体经历了"两分两合"的四个阶段,实现邓小平关于农业土地经营的两个飞跃。即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所有制。当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和趋势

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发展遵循"礼治秩序"向"政治秩序"再转变为"法治秩序"的路径,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取代传统的乡绅阶层治理,标志着中国乡村社会进入"政治秩序"时代。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在现代化的催生下"法治秩序"逐渐形成,新型的乡村治理体系初现端倪。从目前的趋势看,结合"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将是未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乡村治理之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的阶段性演变与发展趋势

本文首先从现实路径和中国特色两个维度出发,以内部结构变迁作为划分标准,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业机械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949—1962年农机大型化的起步阶段,1962—1978年的并驾齐驱阶段,1979—2003年的农机小型化阶段,以及2004年以后向农机大型化回归的阶段。随后,本文分析了中国农业机械化进程中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经营制度和农机政策等因素对其发展轨迹的影响。本文发现,21世纪以来大规模的农业机械跨区服务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新动力,并在土地细碎化、农村劳动力不足的双重约束下,保障了粮食供给。现阶段,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重心一方面是从全域发展的视角构建本地或跨区的农机服务网络,注重服务模式创新,实现区域内和区域间农业机械资源的合理调配;另一方面需重视高端农机装备的研发与应用,利用科技促进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进一步深入。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新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时期的划分

<正>新中国成立70年来,粮食流通体制逐步实现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一般分为粮食自由购销、粮食统购统销、粮食合同定购平价销售与议购议销、粮食市场购销等四个时期。粮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如何划分新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时期是粮食经济学的一个理论问题,认真研究粮食流通体制时期的划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历年文件为依据,     

乡村治理中的内生秩序:演进逻辑、运行机制与制度嵌入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内生秩序先后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行政渗透、人民公社时期的双重挤压、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获新生以及后税费时期的转型生长四个阶段。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社会改造运动以及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利益分化的组织形态、契约主导的市场秩序、组织化的社会关联正在重塑内生秩序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透过"制度—过程—能力"的三维分析框架,可见村庄场域中内生秩序的逻辑演进路线。在权威主体自觉性的制度安排、利益主体策略性的调适行动以及人际能量场赋予的行动能力的运行机制下,制度嵌入与内生秩序达致适配能够降低制度的嵌入成本,避免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动态平衡。     

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一个国家治理视角的回顾与评论

本文从国家治理视角回顾了中国对广袤乡村疆域的治理。在漫长的国家乡村治理进程中,乡村的秩序既取决于国家攫取的程度和方式,也取决于国家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代理人的行为,以及作为乡村治理基础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中国的国家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县政村治——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全面控制——改革时期的乡政村治——城乡统筹时期的国家治理的演变和回归。国家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改变的目的是矫正上一个时期的治理弊端和问题,但迄今有效的国家乡村治理结构与秩序并未形成。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城乡中国下的国家乡村治理出现大变局,非正式制度规则与秩序进一步演化与变迁,国家正式治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形成与乡村转型相适应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提高国家直接治理的绩效、完善与乡村治理半径相适应的委托代理制度安排,进行村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平衡,形成更有效的乡村治理秩序。     

城乡关系视角下乡村治理演变的逻辑：1949～2019

在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下,城乡关系是影响和理解70年乡村治理演变逻辑的重要维度。70年来,城乡关系先后经历了城乡分离、城乡失衡、城乡融合发展三个历史性阶段,"以农补工"的工业化优先政策、有限市场化与城乡非均衡发展政策、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先后成为主导城乡关系基本格局的战略性安排。具体到乡村治理演变上:"以农补工"的工业化优先政策使乡村以人民公社为组织载体的集体化治理成为"城乡分治"的逻辑延伸,党、政、社、经高度合一的整体性控制和动员成为该阶段乡村治理的支配性逻辑;1978年后,因应有限市场化与城乡非均衡发展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逐渐建立,党政社经相对分离,但计生、粮款征收、维稳等刚性任务压力较大,压力型体制和乡村治理的行政化逻辑成为主导逻辑;2006年以来,伴随农业税取消、大规模"以工补农",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逐渐成型,传统任务压力大幅减轻,压力型体制向"三治合一"体系的转变,行政化逻辑向公共服务逻辑的转变,成为乡村治理演变的必然趋势。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成小康社会

从新中国成立起,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将经历三个历史时期。在完成这个历史进程后,我国将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中等发达阶段。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历史时期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任务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是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亦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阶段。"四个全面"是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布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根据、总布局和总任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的行动纲领。     

北京山区政策演变历程、路径及框架分析

本文对北京市山区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根据山区发展政策特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动荡阶段、恢复发展阶段、深化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对北京"十一五"时期山区政策框架从政策结构和内容方面进行分析表明,政策内容主要借鉴了国外山区政策制定原则并进行了逐一剖析,并分析了北京市山区政策演变路径变化。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1949年以来中国宅基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变、基本逻辑与展望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理论分析法与政策梳理等方法,系统的梳理和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的宅基地制度体系,梳理每个阶段中国宅基地制度变迁的具体模式,探讨中国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对制度变迁的潜在需求。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宅基地产权见证了由农民单一产权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置的变革,其制度变迁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影响下,是多方行为主体互动和共同逻辑演化的结果。在不同时期,各方主体互动的结果差异性较大,大致遵循着“国家引导—地方实践—村集体反馈”的循坏渐进路径,呈现出渐进式强制性与制度创新路径依赖及诱致性并存的等特征。未来,中国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宅基地产权更加明晰化、财产功能凸显化及地方政策分类治理化发展等。     

村治中乡村精英的作用及面临的困境研究

本文首先对乡村精英类别进行划分,进一步对乡村精英在村治中发挥的作用及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结果表明,乡村精英从形式上可划分为五类,从结构上可归纳为三类;乡村精英在村治中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但面临许多困境,倡导建立乡村治理现代化智库、发挥不同乡村精英组合治村的作用、创造并优化乡村精英的聘用机制。     

新中国农村金融研究70年

本文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金融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观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和评述。新中国农村金融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伊始至1993年金融体制改革前、1993年金融体制改革至2003年农信社改制前、2003年农信社改制后至今。第一阶段农村金融研究主要集中在信用合作与国家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其中又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之前和之后两个分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引进国际农村金融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历史进行总结研究。第三阶段主要是探寻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之路,关注农村金融抑制和深化、农信社体制改革和信贷扶贫。第四阶段主要是尝试构建中国农村金融理论。每个阶段的研究重点都是为了回应当时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基本内容都聚焦于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及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     

中国乡村治理中“国家-社会”的研究路径——新时期国家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治理模式和路径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也在不断变化,从人民公社的全能型模式到目前真正的"乡政村治"模式,从对"民主"的探求到目前"乡村治理"模式的完善。在这个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但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是交替的,从实际治理情况看,"国退"并不理想,国家与社会的交锋是不可回避的。而且,新时期学术研究的关注重心也有所转移,新的治理问题出现,研究路径也在变化。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治理重心向农村基层下移及其发展思路

农村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2017年,党中央提出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新思路,然而何以提出以及农村基层应该如何治理需要进一步厘清。本文勾画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治理重心向农村基层下移的四个阶段,农村治理重心下移各有不同的侧重,从早期集权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政治动员,中期形式放权中的管控与支配,到当前分权中的合作与共治理念的转变,反映了因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需要调整基层治理方式,逐步从以政权建设维护政权稳定转向以社会治理维护政权稳定,垄断支配社会资源为基础的单一治理转向放权、包容为基础的合作治理,在多元主体参与的管理服务中促进认同、构建共识,共同应对基层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当前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对各级政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未来需要强化"社会治理统辖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理念,建设农村基层服务资源承接平台及管理服务统筹机构、强化基层治理能力,优化配置基层政府人财物资源、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放权基层、形成以"社会治理社会"的现代治理格局。     

新中国70年来农村自治发展的演变轨迹及现实启示

新中国70年来农村自治经过了初步探索阶段、法治化建设阶段和成熟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自治发展的历史发展历程,可以总结出全面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建构其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条重要经验。基于农村自治70年发展的历史和经验,新时代农村自治要注重农村自治的民主基础,探索新时代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要推动农村自治的全面建设,实现国家法律和美德的有效衔接;要全面发挥乡贤的主体作用,进一步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清末民初乡绅阶层流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叙事中,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县政绅治"的秩序逻辑与治理模式。清末民初,日益深重的帝国危机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促使清政府全力打造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开端。"新政"改革进程中的科举之废与新学之兴,直接中断了传统士绅的常规继替,并引致乡绅阶层的流变。乡绅阶层流变,解构了帝制时代超稳定的"县政绅治"秩序,引发了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具体表现为民间统治精英的异化、乡村治理模式的僵化,以及"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等。乡村治理危机呼唤着秩序的重建,也孕育着革命的发生。     

从身份管理到情感治理：建党百年来农村贫困治理的嬗变逻辑与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探索中国特色贫困治理范式的实践。梳理建党百年来贫困治理的历史脉络，经历了战争时期的贫困治理、新中国成立后单位制时期的扶贫救济、改革开放后的扶贫开发以及新时期的精准扶贫四个历史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总结了建党百年来我国贫困治理的发展成就，建党一百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实现了从身份管理到需求治理再到情感治理，从救济扶贫到技术扶贫再到精神扶贫，从中找寻现实张力，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高质量发展建立获得感，坚持建立获得感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