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户脱贫的指标构建与分析

精准识别的最终目标是保证有效的精准脱贫,多维贫困视角下的精准脱贫主要包括政策维度、发展维度和主观维度。研究发现:贫困农户脱贫的未来发展能力较低;贫困农户对于脱贫的认同度较低;五保贫困户相对于一般贫困户和低保贫困户而言更易发生"错退"现象。因此精准扶贫工作在保证有效脱贫的前提下,更要保证长期脱贫,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贫困退出机制、融入社会力量关注扶贫问题等措施实现农户真正"摆脱贫困"。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瞄准效率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识别,本文使用CHNS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收入、健康、教育、饮用水、燃料和环境卫生六个维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仅考虑单一的收入维度贫困和多维贫困时识别贫困户差别,研究发现:多维贫困视角下,仅考虑收入维度的贫困户识别方法有效覆盖率仅为12.09%,瞄准效率较低;属于多维贫困户而非收入贫困户的漏出率达到87.91%,属于收入贫困户而非多维贫困户的误评率达到43.03%,因此,从单一收入维度向多维贫困识别方式转变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就贫困户本身而言,其具有较强的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的漏出具有负向影响,而对贫困人口的误评具有正向影响。     

老水库移民多维贫困测量

改善老水库移民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等突出问题,保障他们的脱贫致富和长远发展是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一环。基于A-F多维贫困测量的视角,将老水库移民贫困测量理论与实践相对接,分析发现老水库移民农户家庭存在较为普遍的多维贫困剥夺,在受剥夺的维度上,每个农户家庭均受到收入以外任意2个或以上的多维剥夺,特别是在教育与农技培训维度方面遭受的贫困剥夺情况较为严重。因此,对于老水库移民贫困家庭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脱贫,多维贫困指数及其分析框架具有更丰富的政策含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片特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精准识别连片特困地区绝对贫困农户和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状况,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本文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秦巴山区为例,基于陕西、甘肃和四川3省131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贫困及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动比例每提升1单位,农户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23.2%,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显著增加8.4%,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缓解农户收入贫困,但也会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2)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人口规模和户主婚姻对农户收入贫困有显著影响;户主婚姻、人口规模、抚养负担和医疗条件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建议重点改善秦巴山区农户人居生活环境,提高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     

全面脱贫后农村多维贫困测量研究

对农民家庭的贫困进行多维测量和识别是解决2020年后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前提.使用修正的A—F多维贫困测量法,以"能力—权力"框架构建评估维度和指标体系,评估全面脱贫后中部农村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结果显示: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依然较高,脱贫户与非建档立卡户的多维贫困指数差异较大,但两者的贫困强度接近.进...     

精准扶贫帮扶项目的减贫成效及其对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启示——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北大核心

在后扶贫时代，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本文基于2014—2020年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3个贫困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构建“反事实对照”测量并比较精准扶贫时期有无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解析了不同类别帮扶项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2014—2020年样本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快速下降。与无帮扶项目情境相比，有帮扶项目情境下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更快，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并未使当年样本农户贫困脆弱性出现较大波动。实证结果表明，直接增收类、提升生产性基础设施水平类、提升人力资本类和易地扶贫搬迁四类发展型项目，以及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均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同时，各类项目的影响也因致贫原因不同存在异质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可能增加因病或因残致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非直接增收的保障类项目对降低该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更好作用。提升人力资本类项目对缺技术致贫家庭有更好的效果。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后扶贫时代建立贫困“事前”预警机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政策建议。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研究——以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本文从收入流动视角研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个体动态收入特征,运用收入流动矩阵法测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情况;研究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年度贫困,收入流动减缓了长期贫困程度,但贫困户即使脱离贫困,但脆弱性较强,返贫概率较大,其未来几年的平均收入仍较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风险更大,收入缺乏稳定性,贫困地区贫困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较高,有利于贫困人口相对收入位置上升,有利于贫困户脱贫。     

认知能力、信贷与农户多维贫困

现阶段我国的精准脱贫已经进入攻坚时期,贫困者内生的认知能力与外部的信贷支持成为农户多维贫困脱贫的重要突破口。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在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与包含工具变量的有序Probit模型(IV Ordered Probit),实证检验了认知能力、信贷与农户多维贫困之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认知能力的提升会带来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改善,但在深层次贫困的农户中,认知能力提升带来的边际效应呈现递减趋势;第二,认知能力的三个具体维度字词能力、数字能力与记忆能力均能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态;第三,认知能力对农户的各类信贷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正规信贷获取的作用上要大于非正规信贷;第四,认知能力改善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的主要传导机制是通过增加农户信贷获取进而实现脱贫。这意味着在我国扶贫开发的实践过程中,贫困者内生认知能力的开发与外部的信贷支持同样重要。     

基于不同指标及权重选择的多维贫困测量——以山西省贫困县为例

近10多年来国内外在贫困理解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从单一的收入贫困转向多维贫困。但是,对多维贫困指数究竟如何结合国家和地区的实际选择合适的指标和权重,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以UNDP开发的多维贫困指数为基础,利用山西省贫困县的住户数据,通过调整多维贫困测量指标、指标取值和权重,考察其对多维贫困估计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调整后多维贫困指数值变化非常大。本文还研究了不同收入贫困标准和多维贫困定义组合下多维贫困户与收入贫困户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结合区域多维贫困的实际选择合适的指标、剥夺临界值和指标权重所建立的多维贫困指数,用以估计的多维贫困户可以覆盖76.8%的收入贫困户。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分析

[目的]考察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和特征,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基于能力贫困理论构建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利用AF法,基于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农户生计调研数据测度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各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特征,剖析其产生原因。[结果]连片特困地区各主要民族都面临着多维贫困问题,且非收入贫困比收入贫困严重;与汉族相比,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多维贫困覆盖率高,贫困程度严重;从各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来看,汉族的教育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收入、教育和健康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较大。[结论]收入低下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摆脱多维贫困的重要障碍,新时期反贫困工作应充分考虑各主要民族贫困的差异性和多维性特征,尤其要重视从人力资本方面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减贫成就与挑战以新疆X县为例

[目的]深度贫困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但是鲜有研究对该地区的精准扶贫成效及未来挑战开展定量分析。[方法]文章以新疆典型县域(X县)为例,描述分析了该县贫困发生率,贫困家庭的收入、住房和饮水情况,脱贫方式,特殊群体的贫困特征以及致贫原因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结果]基于2013—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该县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3年的37.2%下降到2018年的0.2%;贫困户人均收入从2 431元提高到11 281元;贫困农户的住房、饮水和医保等问题大多能在2年之内解决;大量青壮年和高学历人群依赖"政策脱贫";因病和因残致贫、老年贫困问题和因学致贫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结论]不返贫是可持续扶贫的最终目标。首先,逐步改善"财政兜底、一兜了之"的帮扶方式;其次,加强对特殊人群(例如,老年人口、高抚养比家庭等)的识别和帮扶力度;再次,消除因学致贫的可能性,同时为适龄劳动力提供有效的技能培训。     

农户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研究——以甘肃省840份农户为例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收入或消费、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机会等多个维度被剥削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反映了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及承受的剥削强度。借鉴Alkire and Foe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以此方法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甘肃省13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利用对甘肃省部分农户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1~5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28.8%、21.7%、16.3%、7.6%和1.1%;甘肃省农户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削的情况严重,贫困发生率高,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高于其它省份或地区。从农户所处贫困的维度状况梳理出了甘肃省农户致贫的机理:受教育水平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导致家庭普遍陷入多维贫困和低收入均衡水平,其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增加而递减,对绝对贫困的贡献较小;而收入和健康的贫困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而上升,在绝对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不理想的健康状态,尤其是主要劳动力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未来政府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应根据致贫维度状况进行有效瞄准,更加关注农户遭受的"能力贫困"困境,提高扶贫效率。     

基于精准识别指标体系的西藏贫困农牧民生计入户调研*——山南市8县抽样调查

[目的]深入研究西藏高原贫困人口生计状况与脱贫致富潜力,为精准扶贫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参照国家统计局标准范式和国务院扶贫办调查问卷,并结合当地资源条件、生产生活特征和民族习惯,设计建档立卡贫困户调查问卷。选择西藏自治区山南市8个县的42个预脱贫村入户调研,采取分层抽样法访谈建档立卡贫困户。[结果]对贫困家庭人口规模和结构、劳动力就业与技能、家庭收入和来源、生产成本、居住条件、用水安全、文化教育、医疗状况、社会保障、生活消费和支付能力等进行了调查,基于贫困家庭视角对主要致贫原因等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和分析,获得了贫困农牧民生计状况较为详实的第一手数据。同步构建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指标测算表,对样本户逐个统计、分类、归纳,获得九大类指标分析数据,获得定量与定性分析结果。[结论]有效抽样调查贫困户238户,98. 32%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已经超过当地贫困标准线(3 312元),91. 24%的家庭综合评估已经实现稳定脱贫,61. 34%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已经相当于或者超过了西藏自治区2016年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 064元的水平。绝大部分贫困户已经实现稳定脱贫,不愁吃、不愁穿、居有其屋,教育、卫生、社会服务等有了显著改善,农牧民就业渠道逐渐拓宽,收入稳步增加。但是,仍有极少部分贫困家庭由于缺乏劳动力、家人长期患病或残疾、缺乏致富技术及手段、多子女上学负担重、缺乏发展资金、新建家庭基础条件差等原因而陷入困境难以自拔,需要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持续扶持才能彻底摆脱贫困。     

精准扶贫时期财政扶贫与金融扶贫的绩效比较——基于扶贫对象贫困程度差异和多维贫困的视角

缺乏资金是贫困户的核心特征,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作为为贫困户提供资金的两种主要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的减贫事业。本文基于扶贫对象贫困程度差异和多维贫困的视角,从理论上比较了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的减贫绩效,并使用1122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有序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假说进行验证。研究发现: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均能显著增加贫困户的收入,且在精准扶贫时期,无论是否考虑政府公共财政投入,财政扶贫促进贫困户增收的效果均显著好于金融扶贫;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促进增收的效果因扶贫对象不同而存在差异,财政扶贫短期内更有利于边缘贫困户增收,而金融扶贫则更有利于深度贫困户增收且具有长期效应;金融扶贫能显著改善贫困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财政扶贫会使多维贫困状况恶化;财政扶贫可以提升金融扶贫缓解多维贫困的效果,金融扶贫也可以抑制财政扶贫带来的多维贫困状况恶化。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21个省份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直接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改善效应在处于不同贫困强度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之间存在差异:能够显著改善贫困强度较轻(处于一维贫困和二维贫困)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但对贫困强度较重(处于三维贫困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并且,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收入水平,间接改善他们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机制对不同维度贫困的改善效应也有差异:能显著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在收入、教育和就业维度的贫困状况,不能显著改善他们在健康和保险维度的贫困状况。本文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是实现中国农村地区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强其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引导农村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研究*——以四省藏区为例

[目的]我国贫困治理正在由单一驱动转变为多维治理,对四省藏区的多维贫困治理绩效展开测度与分解,不仅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当前阶段四省藏区贫困治理的现状与短板,而且有利于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明确的参考。[方法]借鉴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提出多维贫困治理的测量方法,利用四省藏区484份农户调查数据,对四省藏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治理绩效进行测量与分解。[结果]四省藏区收入和住房维度的治理绩效突出,但在居住环境、教育和医疗意识维度表现出来的现代伦理思想差距明显;青海藏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最高,云南藏区排名靠后,主要受居住环境和医疗意识维度限制;户主受教育年限与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成正比。[结论]四省藏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显著,主要体现在经济收入与基础设施方面,但贫困农户的现代思想与发展意识还较为匮乏。因此,一方面,在安排教育、住房、医疗等项目时,不能单纯追求数字层面或指标层面的脱贫,应当辅以相应现代思想的教育引导,转变贫困农户的落后陈旧意识,并将其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把基础教育作为解决四省藏区深度贫困问题的突破口,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采取有效的举措重点解决学生不愿意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问题,并转变陈旧的子女教育观念,以防止教育维度的代际传递。     

产业扶贫降低了贫困农户的脆弱性吗

促进农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帮助贫困群众就地就业是实现稳步脱贫最为直接的手段.本文基于辽宁省阜新市建档立卡的既往贫困户调查数据,利用VEP方法对研究对象脱贫后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评估产业扶贫政策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对产业扶贫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户脆弱发生率与贫困发生率差距较大,部分农户有返贫的风险;整...     

后脱贫时代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测度与返贫防治——基于南疆四地州的调查数据

后脱贫时代,根据多维贫困最新表现对现有的贫困标准进行修订与提升,对于科学测度我国贫困现实和推进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9年新疆南疆四地州地区481份有效问卷数据,采用A-F双重临界值法,探索进入相对贫困阶段初期南疆四地州脱贫农户在收入、健康、教育以及生活水平四个维度的“相对剥夺感”。结果表明:从多维贫困程度看,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2.45%,多维贫困指数为0.0794;从多维贫困组成看,农户在收入和做饭燃料指标的“相对剥夺感”均最严重,其次是卫生设施和受教育年限指标。为此,应充分发挥南疆四地州自身资源和区域条件优势扶持重点产业发展,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完善生活基础设施三条返贫防治建议,为脱贫群体提供生活发展保障,改善农户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基于内外因素整合视角下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文章根据马克思的内外因理论,从内外因素整合视角出发,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以2017年新疆南疆三地州的农户调研数据为样本,采用A-F方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结果表明,南疆三地州农户在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职业技能培训、公共交通服务和疾病等方面贫困特征明显,面临多维贫困问题;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54.9%,多维贫困指数为23.58%。多维贫困指数按指标分解显示,职业技能培训、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疾病是导致农户多维贫困的主要内部原因,而公共交通服务是其主要外部原因;按是否收入贫困农户分解显示,非收入贫困农户也面临着多维贫困问题。     

粮食政策对主产区贫困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冀鲁豫农户调研数据

［目的］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直接影响种粮积极性,与粮食稳定供给有着密切关系,深入分析粮食政策对主产区农户特别是贫困户的影响对于评价和完善粮食政策及促进贫困户增收有着现实意义。［方法］利用粮食主产区冀鲁豫3省的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基于国家贫困标准和国际贫困标准实证分析粮食政策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人均收入的影响。［结果］粮食主产区贫困户具有多维贫困的特征,提高政策价格水平和增加补贴收入均有助于贫困户收入增长,但销售渠道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人均收入的影响均不显著; 从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来看,增加补贴收入比提高政策价格水平对于主产区贫困户脱贫的作用更为显著。［结论］因此,粮食主产区农户的扶贫政策需进一步地由收入贫困转向多维贫困,结合其他多种政策措施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充分发挥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注重贫困农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素质的提升,进一步增强农业信贷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支持发展主要粮食作物政策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