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消费率问题探究——1992—2005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本文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5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为基础,从收入分配和部门消费倾向两个方面对居民和政府部门的消费率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国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下降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以及由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居民收入占比的降低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为了实现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两方面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角度来提高政府消费倾向,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     

关于对提高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思考

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断下降,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不断上升,收入初次分配出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趋势。我国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人数比较少,且收入数量少、范围小、比例低、渠道单一。少数高收入者集中了绝大多数的财产性收入。我们既要正视财产性收入对提高居民收入的正面作用,也要认识和防范其可能加剧贫富差距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要充分发挥好政府"创造条件"的职能,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使更多群众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模式来扩大内需

2008年下半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使国外需求大大缩减,如何扩大内需再次成为经济热点。本文从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模式入手,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现阶段收入分配倾向于国家和企业,导致消费、投资失衡;二是在个人的收入分配中,倾向于资本要素所有者,导致普通居民的消费需求减少。二者的共同作用致使现在的内需不足,因此只有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本文的最后提出建议: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浅议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应

浅议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应郑连明国民收入产生后，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复杂过程分解为不同主体的收入。社会各利益主体的最终收入格局也基本形成，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这是因为影响各利益主体最终收入数量及结构的主要因素，诸如国民收入的生产与分配比例、积累与...     

调整农民收入结构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原动力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我国最大的经济失衡就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根本上就是收入分配的失衡;最重要的结构调整就是投资与消费的调整,根本上就是收入分配的调整在增加劳动收入的前提下,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切实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从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粮食价格决定了农村劳动力价格,间接决定了中国工人阶层的整体薪酬水平,也就最终决定了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税收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效应分析

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当前我国政府从国民收入状况出发做出的正确部署,这一重大调整举措可以说与每个国民都息息相关。     

总量扩张下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

改善中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社会公平问题,同时也是经济效率问题,即如何通过对于收入分配的改善.形成更加强劲的国内消费需求.并由此消化和支持不断成长的投资需求.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发展效率,需要不断创新.我们应当更多地注重供给管理,运用各种宏观、中观和微观措施,通过进一步的体制创新.影响生产或生产领域,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     

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迫在眉睫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科学发展,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重要支撑,以人为本,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比重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调整经济结构和城乡关系。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其提高到正常水平,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初次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分配理论观点的分析,建立1989年以来财政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来实证分析国内生产总值(GDP)对财政收入、社会保险基金的影响。在此指出应当在初次分配中,确立劳动力产权,构建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相结合的联合产权制度,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随着GDP增加的比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就要减少财政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样,才能实现"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微观调整机制。     

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财政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总体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明显的不利影响。我国应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充分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大力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格局;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从而切实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缩小收入差距。     

居民消费函数的特殊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以江苏省为例,对区域居民消费函数特殊性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把握当前居民消费结构与消费行为。目前江苏省现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中非收入因素对消费倾向的作用已经显著超过收入因素的作用,致使江苏省农业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大幅度的低于城镇非农业居民的平均消费。如果继续维持这一现状,势必造成两类居民之间收入水平的拉大,带来城乡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若能相对提高农业居民收入,因投资乘数的作用必然会带来国民消费倾向的降低,缓解目前的“三农”问题。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启示

我国投资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通过运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建立了投资率理论模型,系统地揭示了影响投资率大小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投资率的影响态势,并利用中国和美国的相关数据,比较分析了影响中美两国投资率高低的主要因素。最后结合实际,提出解决中国投资率过高的政策取向:降低转移不变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及其增长速度,提高产业集中度以减少中间投入的比例,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调整产业结构以降低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固定资产消耗的比例,以及转变政府职能。     

中国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及其国际比较

本文综合利用UNSD、BEA和NBS的国民核算资料,对中外初次分配格局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中国初次分配结构的内在特点及动态演进规律。研究发现,2004年前后中国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经数据可比性调整之后认为:以国际经验判断,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偏低,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的程度很高。中国初次分配结构中,劳动份额(sl)与人均实际GDP(y)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既与要素收入份额具有时间稳定性之典型事实不符,更与大量研究中二者具有同向关系之经验结论大相径庭。根据国民经济sl形成机制进行因素分解,发现sl与y的长期反向关系主要由产业结构变化引起;而短期反向关系则揭示出我国经济增长以sl下降为代价,增长成果更多流向资本的发展模式。该模式源自资本掌握要素配置主导权,导致要素价格体系扭曲。这一局面如不扭转,必将危及我国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福利提高。     

我国居民高储蓄率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居民储蓄率高的原因,主要是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大,历史传统文化和医疗、养老、住房、教育产业化等政策的误导以及投资环境发展滞后与投资渠道狭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方面。政府应通过深化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拓宽个人投资渠道;开发消费热点,引导居民合理地安排收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促进居民储蓄率适度增加。     

Barbarians at the Gates: State Control of Glob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re a major and often politicised componen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sing data on individual transactions between 1970 and 2006, we examine the restrictions countries place o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whether they use these controls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foreigners seeking to acquire domestic firms, and what factors may predict the propensity to block foreign entry by this method of direct investment. Drawing partly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we test hypotheses that state intervention can be explained b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ntries whose firms are targeted by acquirers, including per capita income, democracy, trade exposure, market size, government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lthough democracy, trade exposure and high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re associated with more stringent merger control laws, none of these attributes cause states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cross‐border mergers. Countries with high per capita incomes, large markets and strict merger control laws, do use those regulations to discourage foreign acquirers. A second set of tests, based on observations of individual deals, rather than national aggregates, reveal that governments are particularly averse to foreigners acquiring firms that are bankrupt or in the defence sector. Overall, governments do treat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differently, and use their merger control laws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foreign investors,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certain types of transactions.     

关于劳动收入初次分配公平的几个问题

劳动收入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本组成部分。关于劳动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劳动收入初次分配公平包括分配权利、分配机会、分配条件、分配规则、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公平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分配规则、分配过程的公平特别重要。在劳动收入初次分配中必须将公平与效率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分配是否公平虽然无法摆脱个人主观判断,但是可以通过各种客观的内在和外在尺度进行判断。分配公平应该是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要实现分配公平,既需要整个社会坚持公平的价值取向,集合各种促进劳动收入初次分配公平的因素和机制,也需要遏制各种导致劳动收入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因素和机制。     

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面板数据的再检视

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尚未形成定论。利用197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银行贷款总额占同期GDP的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检验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金融中介的低效率阻碍了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促进作用的进一步提升。因此,要更好地发挥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形成从农业信贷资金到农业投资的高效转化的有效监控机制,就不能脱离其他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     

当前中国的对外资产结构:特征、原因、问题与调整

当前中国的对外资产累积有几千亿美元,但绝大部分是缺乏控股权的债券与货币性投资,直接投资所占份额很少。企业整体实力、企业体制和政府政策等因素是造成中国对外资产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这种资产结构不仅使中国对外投资的收益较低,且对所投资国经济的影响力较弱,使对外投资的许多重要作用难以发挥。逐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减少非直接投资特别是储备资产的比重应该成为今后中国对外资产结构调整的主要趋势。     

我国税收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作用探讨——以税种为切入点

税收具有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税收筹集财政收入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但是存在＂重筹集资金,轻调节收入分配＂的问题。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征收的18个税种中有16个税种都参与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参与初次分配的税收收入不仅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较高,而且多为转嫁程度较高的税种,使得税负最终的承担者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不能体现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参与初次分配的税种优化意味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的公平化程度,意味着国民收入向居民让利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