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与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转型期策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途径。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将生产性服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与集聚特征,并通过条件Logit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经历了"集中—分散—分散式集中"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域为主体,外围地区为补充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格局;②从行业集聚的变化特征来看,集聚峰值处的距离和强度分别呈现先增后减和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集聚范围不断增大,出现多个核心集聚区域。③集聚效益、基础设施、空间距离、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正向吸引作用,其中以集聚效益、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成为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④从不同行业类型来看,以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到土地价格和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而以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则更加关注备选区位的企业集聚效益和技术创新因素,同时政策规划因素也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特征与演变过程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生产性服务业以其在区域创新系统中起到的巨大作用成为现代服务业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对城市空间结构与区域发展的作用表现突出.利用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据,引入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对建国后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时空集聚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及各行业在空间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集中分布特征,但不同行业的集中程度有很大差别,其中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集聚特征最为明显,大多数行业集中半径均小于1km;同时,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有演化和迁移的现象,逐渐由老城区向外围地区特别是城市副中心推移,空间结构模式逐渐从单核心集聚模式到次一级中心集聚模式再向多核心集聚模式演变.     

转型期广州市服务业区位演变及布局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都市服务业发展迅速,并逐步成为主导产业,服务业在城市聚集、扩散导致的区位演变及空间格局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以广州为例,在采用服务业四分法基础上,运用1990、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及1996、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年以来广州市不同类型服务业就业和基本单位的区位演变、区位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程度下降,新中心区集聚程度上升,总体上形成"双中心"格局;分配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明显下降,向新中心区及外围区扩散,布局逐步均衡化,但不同部门差异明显;消费性服务业从老城区逐步向外围区扩散,中心集聚仍较高,且有随人口均衡布局特征;社会性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减弱,在新中心和外围区集聚增强,呈团块状或局部集聚.与国外相比,广州市服务业区位特征是"多中心集聚"区位.     

杭州生产性服务业的时空格局演变

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圈层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技术与杭州市工商登记数据探讨杭州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公司数量整体上由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呈圈层递减的态势,少数行业的外围地区数量较多。高密度区基本在中心城区成片集聚,不同行业高密度区存在空间分异与趋同现象。空间格局演变分析反映:各类行业既有向心集聚,又有不同程度的向外扩展趋势,但它们向心集聚与对外扩张特点不同,部分行业新增企业高密度空间一致。关联、集聚、规划引导机制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目前部分地段存在写字楼供需不匹配问题,亟需解决写字楼过度空置问题。     

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依据兰州市2016年工商企业登记数据,运用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不均衡,自东向西依次为中心高密度地带、过渡地带、扇形低密度地带,呈现出"圈层+扇形"的空间结构特征;从不同行业来看,金融保险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集聚趋势更为明显,而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集聚趋势较弱,并且除金融保险业呈现出多中心的集聚特征外,其余行业都是单中心集聚;就不同规模而言,较大规模企业的集聚范围较大但集聚程度较弱,而较小规模企业的集聚范围较小但集聚程度较强,成为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主导力量;城市功能分区、地价租金水平、交通便捷程度、办公空间分布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     

高速铁路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变迁的影响

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口密集区与我国高速铁路网络高度耦合,呈现全国性集聚与省域集聚并存的特点。高速铁路的"廊道效应"促使高速铁路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密集程度差异呈扩大趋势,而并未对非高速铁路沿线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密集程度产生明显影响。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的基础上,引入城市每日高速铁路运营的频次,以此改进可达性的测度方法。结果显示,高级网络节点城市的向心集聚力在高速铁路"虹吸效应"的作用下呈规模递增趋势,并通过扩大与周边腹地差距,形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核心城市。在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的基础上,运用动态VPM模型,分析了高速铁路影响下的各个核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和扩散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口密集区域的范围有向高速铁路沿线收缩与向高级网络节点城市收缩的态势,呈现局域的集聚和全域的分散状态。长期而言,生产性服务业有向多核心网络式结构演变的趋势。     

江苏省服务业发展时空格局演变

综合运用统计分析与ESDA方法,选取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为测度指标,系统分析了江苏省县域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结果表明:1992年以来江苏省县域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而相对差异趋于缩小,区域内服务业发展水平时间差异较大;从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来看,县域服务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即在空间上集聚分布,且集聚趋势有所增强。此外,服务业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格局,苏南地区发展水平较高,苏北地区发展水平较低,沿江地区发展水平明显高于沿海地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江苏省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     

湖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机制分析

运用空间基尼系数对2003—2011年湖南13个各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情况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湖南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上呈现集聚的趋势,其中科学技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在对湖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湖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以邮区为基本空间单元,从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微观视角实证分析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这一过程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在市域范围内,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以城市中心为原点,随距离增加集聚程度先升后降;两次经济普查期间呈现向心集聚的发展趋势,但总体集聚度有所减弱。进一步地,距离最近地铁站的距离、距离机场的距离、到中轴线中心距离等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重要的负向影响,路网密度以及距离制造中心的距离的作用较弱;政策新区和发展区规划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集聚水平对当期的集聚影响较大,以上因素共同决定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圈层+极化"的空间布局。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影响因素着手,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集聚区位、集聚过程等进行科学引导的政策建议。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的演变

以北京市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基于空间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实证分析了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发展规律。研究认为,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空间分异性、行业分异性和行业间空间一致性等特征。宏观上,在城六区呈现以西北—东南为轴向,在全市域范围内以东北—西南为轴向的向心分布,微观上,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两轴多中心的空间格局。空间一致性判别的结果显示金融业与其他行业一致性最低,研发设计与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一致性较高。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产业升级的空间表现,同时也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走向。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研究提出了以主导产业空间布局规律为基础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基于行业一致性统筹产业空间优化市域功能分区结构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创新价值链视域下技术创新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研究

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构建技术创新强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我国2005-2015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对各省市技术创新强度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构建空间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对技术创新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技术创新强度不均衡特征明显，且区域差距不断扩大；技术创新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双向互动促进效应，技术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技术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空间挤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的空间交互效应不显著。因此，应充分考虑技术创新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交互效应和空间效应，将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立足于空间体系，增强区域技术创新交流，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良性互动。     

Sub-CBD生产性服务业功能拓展研究——以上海虹桥涉外贸易中心为例

在评述国内外研究基础上,实地调研,利用统计资料、问卷、访谈记录等分析虹桥涉外贸易中心功能演化,以及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原因。研究表明:①市级政府统筹规划,重点开发能够促进Sub-CBD集聚生产性服务业;②Sub-CBD承担大都市区某一方面的功能,形成高度集聚和关联的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网络,与核心CBD错位竞争,功能互补;③交通枢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商业活动向其周边集聚,是Sub-CBD功能拓展的必要条件。依托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完善交通条件,加强政府规划建设,发挥贸易业比较优势,服务长三角,是虹桥涉外贸易中心功能拓展的重要路径。     

产业集聚能提高地区经济效率吗?——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SFA模型对中国城市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技术引入地理距离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尚未产生拥塞效应;制造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N"型过程,从而修正了威廉姆森假说,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支持开放性假说。从区域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和拥塞效应,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外部性效应看,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对中国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Jacobs外部性仅对东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特征及空间效应分析

采用城市相对专业化指数、城市间相对专业化指数、行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和集聚指数等4个指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2003—2014年的生产性服务业分工水平和集聚程度进行测算,然后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对其空间效应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程度总体较低,南昌、武汉和长沙这3个区域中心城市在该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每个城市一般都有1~3个生产性服务行业的相对专业化程度较高;城市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对专业化指数较低,彼此间专业化分工特征不明显,产业同构现象比较普遍。(2)长江中游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明显的核心—外围格局,且该格局导致的空间效应主要表现为虹吸效应。(3)长江中游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的虹吸效应在250 km范围内最明显,超出此范围后虹吸效应迅速大幅度减弱。     

要素流动、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文章以存在密切产业关联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研究产业协同集聚对生产效率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进而实现区域经济"量"与"质"的增长。首先,利用产业协同集聚指数测度2003—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其次,以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两个角度,探究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创新进步和经济增长,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实现区域经济"量"与"质"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各地区要强化一体化发展意识,突破区域界限,加强区域合作,在发挥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行业和地区分异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15年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但过度集聚会对周边地区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在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西部的本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在中部地区存在负面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改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也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理论研究

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研究对象,简要概括了相关的基础理论及测度方法,诸如产业集聚的概念、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划分和基尼系数、地理集中度等相关测度指标的计算等;从积聚的方式和特点上,讨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区别;从内生和外生两方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能的形成原因,以期能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特征及经济影响

基于全国尺度、八大区尺度和省域尺度空间基尼系数和空间洛伦茨曲线的分析,认为2003—2013年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呈现"均衡—非均衡"的发展趋势。具体地,在全国和区域尺度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四类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度显著提升,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区域集聚性很强。在省域尺度上,"多中心—极化"的特征表现为,北京、江苏、广东成为生产性服务业最集中的地区,重庆、四川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提升,而其他先前集聚度较高的地区多数有所下降。进一步地,研究提出并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第二产业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从产业选择、区位选择和时序安排角度提出了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产出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交互作用下的环境污染影响——基于动态视角的中国经验证据

区别于单极支撑作用的节能减排与生态改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双轮驱动"能够更好地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避免路径锁定。论文在梳理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污染间的链式机制基础之上,利用中国2003—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对三者间的关系进行实证验判。实证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只有当集聚度跨越1.021 5的阈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抑制效应才会逐渐显现;(2)技术创新产出能显著减少工业污染排放,是工业企业节能减耗、绿色发展的关键手段;(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技术创新产出的交互作用能长期抑制环境污染;(4)细分行业视角下,环保服务业、物流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集聚与技术创新交互作用的污染抑制效应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