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减持是基于内部信息吗——以向日葵公司为例

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以向日葵公司2012—2013年间发生的公司高管卖出本公司股票为例,对高管在此期间的减持行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基于信息优势,采取选择性信息披露、操纵信息披露时机甚至操纵公司业绩等手段进行减持,从而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     

公司高管减持同伴效应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

高管大批量集中减持现象一直倍受市场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内部人信息优势和公司治理等内生因素对其减持行为的影响,较少考察外部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同伴效应视角,研究同伴公司高管减持对公司高管减持行为的外生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减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现象。同时,高管减持同伴效应受环境不确定性、行业或市场地位和高管职位层级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高科技行业中表现尤为明显。而且,该同伴效应对公司、行业及地区三个层面的股价崩盘风险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清仓式减持会引发更严重的同伴效应现象,并加剧了崩盘风险的上升。本研究对内部人交易监管和资本市场风险防范等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基于陆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借助陆港通这一外生事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降低高管超额薪酬,约束高管的自利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陆港通交易制度发挥治理作用的潜在途径是通过提高股价信息含量产生股价信息反馈效应,促进股价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指导作用,或者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降低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压缩高管超额薪酬的攫取空间。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激励的有效性,但是其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治理作用受到管理者权力的强烈约束。上述研究不仅是对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超额薪酬领域研究的有益拓展,而且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进行相关制度建设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高管及其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时“浑水摸鱼”了?——基于信息透明度对内部人交易信息含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11年"深交所"主板和中小板公司的内部人交易为研究对象,采用"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和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来衡量信息透明度,并检验了其对公司高管及其亲属交易的信息含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低信息透明度的公司高管交易获得了显著的超常回报,而高信息透明度的公司高管交易无显著的超常回报,且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好转(或恶化)能显著降低(或提高)高管交易的信息含量;但是,信息透明度对高管亲属的交易回报无显著影响,所有公司高管亲属的交易均获得了显著超常回报。这表明,公司高管可能主要是基于其对公司未来中长期业绩的预测优势进行交易,而高管亲属更可能是利用其拥有的尚未公开的重大信息进行交易。为此,建议监管部门应该致力于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提高,以减少高管在交易时"浑水摸鱼"的机会,并警惕高管亲属进行内幕交易。     

跨国公司高管攫取了更多的私有收益吗——基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的视角

国际化经营是企业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和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重要方式。那么,相对于没有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中国跨国公司会加剧高管的超额职务消费吗？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的视角探讨了跨国公司高管私有收益攫取行为。研究发现,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越高,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也越高;经营风险高和财务风险低会强化企业国际化经营与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国际化经营引发的企业产品市场风险、高管的超额现金持有行为与海外并购行为,分别是高管进行超额职务消费的压力、机会与借口。进一步检验发现,跨国公司高管超额职务消费会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信息披露质量高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会显著抑制跨国公司高管的超额职务消费行为。     

策略性媒体披露与财富转移——来自公司高管减持期间的证据

高管减持过程中是否会利用其内部人优势来谋取私利,一直备受市场关注。本文以2006—2014年间国内A股公司高管减持交易为对象,基于纸质媒体和互联网媒体样本,系统研究了公司媒体披露管理行为及其市场效应。研究发现,高管减持期间公司媒体关注度和报道倾向异常上升,即存在主动管理媒体披露的现象;而且,在减持不同时期,其主动管理策略也不一样。此外,减持规模和参与减持高管人数对管理媒体披露的动机有显著影响,但参与减持高管职位的高低对其没有明显影响。策略性媒体披露在短期内可助推股价上升,有利于高管通过高位减持来实现财富转移,长期看则会导致股价反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同行高管会利用媒体披露管理行为的外部性,进行"搭便车"减持。本研究拓展并丰富了公司媒体(信息)披露管理方面的研究,对信息披露监管和投资者决策等方面具有启示性意义。     

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与高管减持寻租

有关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影响因素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经济后果研究仍较为薄弱,且分歧较大。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不利于信息环境的改善和资本定价效率的提升,因而可能会被公司高管机会主义地利用。为此,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对高管减持寻租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与高管减持寻租显著正相关。机制分析发现,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加剧了股价错估程度和市场风险,从而为公司高管提供了更多减持寻租的机会。异质性分析发现,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与高管减持寻租的正向关系在管理层自利性较强、公司业绩预告较为乐观时更明显,但二者关系在国有企业更弱。进一步检验发现,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显著提高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次数、规模以及减持时的择机性。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分析师盈利预测经济后果研究,还对如何有效约束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的影响 ——基于收益风险偏好视角

以2015-2017年发生高管股票减持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收益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倾向于在股价和内外部风险较高时减持股份；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强度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劣势不公平时二者呈倒“U”型关系,优势不公平时二者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得知,薪酬劣势不公平程度较大时,高管减持偏好由收益追逐转为损失规避；薪酬优势不公平状态下,风险规避高管减持的主要动因。     

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公司业绩——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研究

以2005—2011年沪深两市1236至2107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以及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占比越大、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越大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股权集中度、公司为国有控股、董事会持股董事会越多、监事会持股监事越多对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因公司治理引起高管获得的超额薪酬与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公司业绩、公允价值与高管薪酬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7—2009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全面考察公司业绩、公允价值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同时,我们发现,公允价值收益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公允价值损失对高管薪酬无显著影响,样本公司存在着对公允价值收益非理性激励而对公允价值损失惩罚乏力的"重奖轻罚"的不对称性现象,此外,研究还发现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公司高管比其他公司的高管薪酬相对要高,这些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薪酬契约是不完全的,薪酬激励机制仍有待完善。     

公司价值信息集成的智能投资交易策略

将反映公司价值的众多指标集成为一个价值投资系数,建立公司价值信息集成的智能投资交易策略。利用2003—2012年中国股票市场的历史数据对该策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采取公司价值信息集成的智能投资交易策略能够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     

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分析

以2013—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考察公司内外部治理因素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自愿性信息披露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②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影响自愿性信息披露与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具体而言，市场化进程、非国有产权性质、高管股票激励能够强化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控股股东持股、董事会结构、董事会行为、高管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③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够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和外部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公司内部人交易研究综述

由于制度因素的限制,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交易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外已有的关于内部人交易的大量文献,分别从内部人交易超额收益、内部人交易与公司信息披露的关系、内部人交易与市场异象的关系及内部人交易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等四个角度进行分析。加强公司内部人交易研究,有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基于机构投资者资金流向的知情交易行为研究

本文利用EKOP模型,从机构投资者资金流向的角度,对上市公司在信息公告前后知情交易行为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知情交易行为在我国上市公司信息公告期间普遍存在,在信息公告前期最为严重.机构投资者资金流向的变化对知情交易概率具有显著的影响,超额收益与机构投资者资金流向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机构投资者资金流向对知情交易概率和超额收益都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揭示了机构投资者是知情交易行为主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高管公平性偏好、私人控制权收益与公司价值——来自A股上市公司行业基准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将其私人控制权收益在同行业内做比较时所产生的公平性感受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揭示了高管公平性偏好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相对于股权分散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及控制权收益-公司价值敏感性较高,而额外控制权收益的分布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均值最大,但额外控制权收益均值较小;而家族控股公司的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均值最小,但额外控制权收益均值较大。(2)控制权收益绝对额与额外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方向相反。相对于股权分散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显著降低公司价值,而正向额外控制权收益显著提升公司价值,负向额外控制权收益则显著降低公司价值。     

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2008年上市公司年报批露的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与国有股比例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公司业绩、公司市场值、公司地区、高管年龄和高管学历没有显著关系。     

内部人交易与股票市场回报——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自2007年6月1日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的公开市场交易行为。本文的结论表明,在实施了内部人交易监管法规以来,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人依然能够利用私有信息在二级市场上赚取超额收益。当内部人购买或出售公司股票时,股票市场都会出现异常反应。而这些超额收益的大小直接受到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企业是否为国有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越差,则内部人赚取的超额收益越多。依据上述结论,笔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沪港通与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为政策背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标的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标的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具体表现为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提升.机制检验表明:沪深港通改善了标的公司的信息环境并增加了其股价信息含量,从而改善了标的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深港通交易制度的治理作用存在持续增强的时间效应;沪深港通交易制度还提高了标的公司的高管非运气业绩-高管薪酬敏感性,并降低了高管薪酬黏性.     

信息优势、投资者关注与内部人交易超额收益

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本文对我国市场内部人交易获取超额收益的相关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现行监管政策下,信息优势导致内部人买入本公司股票可以获取显著为正的异常收益;而披露研发费用的企业,由于更严重的内部人信息优势,导致内部人交易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但投资者关注可以有效降低内部人信息优势,减少内部人交易的异常收益水平。并且,投资者关注可以减弱内部人由于研发行为的信息优势带来的内部人交易超额收益。本文的发现,对于股权分置改革后加强内幕信息管理,建立防控打击内部交易综合体系,完善公司治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对重庆市各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的CEO与非 CEO两个层级的薪酬差距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此检验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和公司绩效、公司规模以及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表明:薪酬差距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公司资产规模、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行业类别.结论表明:适当的加大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有利于高管激励,CEO权力对高管薪酬差距并无显著影响,第一股东对于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有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