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产、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目的 通过探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估计和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 随着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并且，较高程度的社会互动不仅能显著提高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结论 除风险金融资产，其他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均能提升农村居民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中等和老一代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由此，保障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支持农村居民创业等是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河南省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对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经济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新时期,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保证其稳定发展已然成为重中之重,而消费结构优化又是保障消费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选取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2011年、2013年、2015年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河南省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对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河南省农村家庭金融资产与消费结构优化呈正相关关系,通过细分金融资产进一步得出,河南省农村家庭定期存款和股票资产也与消费结构优化有显著影响关系。本文结合实证结果和河南省农村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的现状,得出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加强农村金融宣传和完善农村征信系统的建议。     

持有风险金融资产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吗?

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存在复杂的联系。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2019年两期调查数据,采用OLS、2SLS和中介效应方法,探讨了持有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研究发现,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加大农村家庭在通信消费、医疗保健、教育等发展型消费方面的支出。机制分析表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通过金融财产性收入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以金融理财产品为例,进一步探究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现状及影响因素,较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可能性低,没有相关知识、不知道如何购买、受投资门槛限制是影响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持续提高农村家庭金融素养,引导农村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从而更好地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     

“长江十年禁捕”背景下渔民家庭资产对其收入的影响及贡献

解决好退捕渔民家庭收入问题是“长江十年禁捕”重大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渔民家庭资产是其退捕上岸后维持生计的基础和转产增收的保障,研究家庭资产对渔民收入的影响对落实和完善退捕政策、建立渔民退捕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21年长江流域退捕渔民跟踪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和Shapley值分解研究各类家庭资产对退捕渔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及贡献度。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产对渔民收入贡献度最大,社会资产其次,二者显著提高渔民收入水平;金融资产和物质资产总体上对渔民家庭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且贡献度较小;土地等自然资产对渔民的收入贡献基本为零,无法有效发挥增收作用。今后应拓宽退捕渔民信息获取渠道,提升退捕渔民人力资产质量,实现退捕渔民家庭增收。     

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用CHFS数据研究中国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在考虑了金融资产组合互补性的影响后发现:(1)我国城乡家庭储蓄性和风险性金融资产每增加1%,家庭总的消费支出分别增加3.5%和1.4%,即金融资产存在显著正向的财富效应,但储蓄性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风险性金融资产。(2)整体上,城镇家庭的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农村,但在具体消费类型上,也存在农村大于城镇的证据,体现出显著的城乡异质性。(3)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对食品消费支出影响最小,刚性消费支出次之,弹性消费最大。(4)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均存在低收入家庭显著大于高收入家庭证据。考虑家庭房产价值和地区特征后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上述异质性的显著存在。     

农户消费行为差异分析——基于湖北两地区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湖北省209户农村家庭的入户访谈调查数据,首先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消费阶层农户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家庭消费决策者性别和年龄会影响家庭消费水平;风险偏好型的决策者倾向于增加即期消费而非预防性储蓄;家庭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数量会显著增加高消费农户的家庭支出,而这一因素对低消费农户家庭支出无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存在显著的消费异质性;收入预期对所有消费阶层的农户消费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还没有在高消费和低消费阶层中产生显著的消费引致效应;支付养老保险金不会影响高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但却在低消费农户中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挤出效应。     

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家庭金融理财现状与优化建议

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农村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加快,中国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规模逐年递增,居民理财需求逐步扩大。通过问卷和实地调查,对农村家庭金融理财情况进行调查,从家庭结构、家庭成员学历等方面对家庭金融理财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现阶段中国家庭理财模式过于保守,农村家庭金融理财经验和知识匮乏,缺乏风险意识和专业性。因此,农村家庭应进一步学习金融理财知识,合理分配家庭收入,增加金融理财经验,提高金融理财能力。     

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在老家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不显著,但农民工在老家有住房对其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代表人口规模、住房价格等地域因素的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农民工家庭食品消费、子女教育等非住房支出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显著但作用有限。本文认为,解决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增加农民工收入,完善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有助于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的提高;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统筹城乡,并针对不同区域实行差异化的政策。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基于总量与结构视角

本文从增收效应、预期效应、示范效应、挤出效应四个方面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虑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的自选择特征和家庭异质性特征,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从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两个层面检验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通过改善家庭收入增长性、弱化收入不确定性、强化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示范性,促进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增长,但也会增加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对家庭消费造成挤出效应。上述四种效应叠加后,非农就业能促使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平均提高13.09%,但这一促进作用随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提高而逐渐减弱;非农就业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对家庭设备、居住类受流动性约束较强的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强于对食物、衣着、交通通讯消费的促进作用,对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类"软性"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对家庭收入为中上水平、存在流动性约束、没有购买商业保险及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这一经验判断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中国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的结构与绩效——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调查

本文运用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对山东、河南和陕西三省461个农村家庭进行调查,分析了农村社会资本的结构和性质。结果发现,农村社会资本的来源虽然有了较大转变,但以传统文化维系的关系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具有差异性,开发越早的区域农村家庭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户主受教育水平和政治面貌影响社会资本水平;4口及以上人口家庭的社会资本水平明显低于小家庭,但大家庭有大于小家庭的幸福感,表明农村家庭对于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仍然有根深蒂固的认同。从经济绩效方面来看,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水平,传统的家族信任和社会信任对家庭收入的作用最为显著,而公共认同和能力认同等体现现代市场秩序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收入中的作用则不够显著。     

不同年龄人口健康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差异性分析——基于中部两个贫困县的调查

区分农村不同年龄人口健康状况对家庭收入影响的差异性,有助于为反贫困政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通过湖北红安和孝昌两个贫困县的实地调查,采用O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不同年龄人口不同健康指标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未成年人健康状况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最大,劳动力健康状况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次之,老年人健康状况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最小;活动能力是影响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对高收入家庭具有关键性作用;大病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影响显著,对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影响不显著。最后针对不同年龄人口,提出差异化的帮扶措施。     

正规信贷对农村家庭消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分析——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证据

在“双碳”政策调控约束和“双循环”农村消费市场激励的背景下,农村家庭消费隐含碳排放成为减碳政策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内容。本文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家庭消费隐含碳排放进行测算,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实证检验正规信贷对消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正规信贷在总体上促进了家庭消费隐含碳排放;正规信贷通过提升家庭收入增加家庭消费隐含碳排放,抑或通过改善消费结构降低家庭消费隐含碳排放;正规信贷对家庭消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结构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特征。积极发挥正规信贷的调控作用,着力降低整个生产周期的碳消耗,引导家庭向绿色消费模式转变将是应对当前环境压力的长效机制。     

中国农村家庭住房消费需求微观经济分析——基于“建材下乡”政策调查的数据

为了分析建材下乡政策下不同补贴方案的效应,测算农村家庭住房的消费需求,本文结合微观调查截面数据与宏观统计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两阶段模型对是否建房的逆米尔斯比率和住房消费需求量进行联合建模,估计农村家庭建房消费意愿支出额。在此基础上,构造住房消费意愿指数和支付能力指数。重点分析农村家庭住房消费需求决策的影响因素、消费意愿以及支付能力的变化,为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建材下乡政策方案和细则提供参考。     

黑龙江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关联的实证研究

为了更好地把握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关联度,文章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方法分析了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相关性,认为有必要剖析黑龙江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各项指标对收入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年收入在8万元以下的职工家庭的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消费的因素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收入有显著影响。而对年收入在8万元以上的职工家庭则无显著影响。为国有林区增加职工家庭收入、提升职工家庭消费活力提供决策依据。     

收入、健康与资本回报对农户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家庭投资改善的实际,将农村家庭的实物资产分为生活消费型和生产投资型,利用问卷数据,构建二分类因变量,建立Logisitc模型来重点考察家庭收入、家庭医疗支出和农村金融市场资本回报率等三大因素对目前农村家庭投资活动的影响.结论证实了收入对于农村家庭投资的显著性影响,但农村家庭的健康因素和资本回报率状况对东西部农村家庭的影响不一致.研究结论对于当前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等相关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分化还是趋同

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是扩大内需、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检验了农村家庭消费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在同群效应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农村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特征,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弱化消费的同群效应、优化农村家庭消费结构。通过对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划分发现商业活动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及同群效应的作用最显著,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通过消费水平分组后发现,消费落差对低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负,消费顺差对高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正;互联网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消费落差对低消费群体的负面影响,同时提升消费顺差对高消费群体的消费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效果在低消费家庭中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划分群体后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在受教育水平较高、户主年龄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群体更为显著,互联网的社交娱乐使用可以对低教育水平和低家庭规模群体消费的同群效应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研究表明,同群效应的存在使农村内部产生了消费分化...     

政治还是市场:农村家庭财富水平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使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市场因素和政治因素在中国农村家庭财富积累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因素和政治因素都显著影响农村家庭财富的积累,但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这可能与农村更少受到政府直接控制、政治权力相对较少直接参与到财产分配之中有关。具体来看,政治因素显著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而市场因素显著影响家庭总资产以及住房、非金融和金融等各分项资产的积累。从分位数回归来看,贫穷家庭财富积累只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而中产及富裕家庭的财富积累不仅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也受到政治资本的影响。因而,市场转型理论可能更适于解释中国农村家庭财富的积累。     

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FPS中低收入群体的实证检验

经营性收入是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更为明显。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和2016年的微观数据,检验中低收入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土地类型、土地资产、农用机械价值、农业机械服务及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入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有显著影响,且经营性收入呈现显著地域性差异。     

农村市场开拓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农村市场开拓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韩俊从消费发展的规律来看,对住房和汽车等高档耐用品的消费,无疑应逐渐成为城镇居民新的消费热点。积极刺激对住房和汽车的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应大力刺激农民的消费需求,使...     

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居民的家庭食物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分析家庭食物安全内涵的基础上,利用我国贫困地区12个县的农户调查资料构建模型,对影响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食物安全的主要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家庭收入变量对家庭食物安全影响显著,但能量的收入弹性相对偏低,脂肪的收入弹性相对较高;家庭规模越大,越容易面临食物不安全风险;农村市场体系的发展有助于家庭食物安全的实现;耕地资源也是贫困农村地区实现家庭食物安全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