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力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协同性——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

采用1978—2015年中国电力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数据,基于"三区制"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研究了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动态转变过程,识别和划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力周期和经济周期的阶段,并分析了两者在不同阶段的协同性。结果表明:电力周期和经济周期均具有低速增长期、稳定增长期和高速增长期三个区制转移特征;电力消费在低速增长期和高速增长期的波动性明显高于GDP,而在稳定增长期的波动性则显著小于GDP;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是电力周期和经济周期的静态协同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两者处于非协同期;之后,两者处于显著的跨区制动态协同期,且处于协同期的电力周期与经济周期在时间上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及协同性分析

笔者运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对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以及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一方面,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均存在显著的三区制性质,即经济周期可划分为"低速"、"适速"和"高速"增长区制;另一方面,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水平偏低,并且存在依赖于区制状态的"门限性质",即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区制内呈现出不同的协同性水平.     

我国金融经济周期的区制效应分析

金融经济周期是指金融因素导致的经济周期波动。基于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指数,通过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对我国金融放大经济波动的区制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对经济波动的放大效应在不同的时间区间是不同的,经济处于剧烈波动期时,金融对经济波动的放大效应比经济处于平稳期时更为强烈。金融加速器理论与不确定性、公众预期、金融结构的变化和影子银行的发展等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不同时期金融放大经济波动的不同。央行应通过甄别不同时期内放大效应的不同,设计有区别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并且有针对性地选择预期管理形式以减轻金融对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     

欧元区主要国家间财政政策协调与经济周期协动性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1983—2012年数据,测算欧元区国家间财政赤字离散度反映财政政策协调,利用HP滤波、皮尔逊相关系数判断经济周期协动性,并结合三期面板模型研究了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与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欧元区主要国家间"财政离散"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显著负相关,即国家间财政政策协调能力下降,则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将会下降,而财政趋同有利于经济协动,并能缓解欧元区经济波动及由此对欧元带来的打击,财政政策协调是治理危机的一条出路,本文对此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研究

本文利用1979年至2004年之间中国GDP季度数据,采用三区制马尔可夫均值和方差转移的二阶自回归(MSMV(3)-AR(2))模型和贝叶斯Gibbs抽样非参数估计方法,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MSMV(3)-AR(2)模型对我国经济状况提供了很好的拟合,显著支持增长率序列具有三区制状态:低速增长阶段,适速增长阶段和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主要体现在各个增长阶段的均值、方差、阶段性之间的转移概率的不同。我国经济周期的持续性主要体现在各个增长阶段的自维持概率和阶段性之间的转移概率的不同。此外,我国经济"适速增长阶段"的稳定性最高,"高速增长阶段"的平均持续期最长。     

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研究

经济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的今天,国际经济周期的趋同性也越来越明显,成为了宏观经济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本文选取了近十年与我国贸易最为频繁的27个国家(地区),将他们分为两组来研究1991到2009年双边贸易强度和投资强度(FDI)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协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我国来说,国际经济因素的确对经济周期协动性具有影响。     

世界经济周期演化特征及其对中国经济的非对称性影响:基于多国经济周期框架下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带马尔科夫区制转换的VECM模型在多国经济框架下有效地识别和分析了从1991年至2008年世界经济周期的演化特征,进而研究了世界经济周期演化对中国经济的非对称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世界经济在"经济增长"阶段的持续性要强于"经济衰退"阶段,世界经济由"经济衰退"转向"经济增长"的概率为0.34,而由"经济增长"向"经济衰退"转换的概率为0.16。世界经济周期的转换一般是在一个季度以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最深,进而经过七个季度后影响逐渐消失;对此,当期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做出不同程度的反应,如果世界经济是由"经济增长"向"经济衰退"阶段转换时,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1个百分点。同时本文还发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主要依靠贸易渠道,而且中国经济对各国经济冲击的反应普遍存在着非对称性。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中美两国经济周期协动性分析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其国内的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HP滤波法并使用1978—2009年度数据以及2008—2010年季度数据对中美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研究后发现,中美经济周期协动程度随周期变动且呈现出明显的增强趋势,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高于美国且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减小。为此,应加强对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预测与中国货币政策制定、施行时机的把握,从而做到提前反周期操作。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美两国汇率与利率的联动效应——基于VECM的两区制门限协整检验

以Frankel的实际利差模型为基础,借助两区制门限协整检验方法,对中美两国汇率与利率之间的联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中美实际利差之间存在非线性的门限协整关系,近期两者对长期均衡的偏离正在逐步缩小;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实际利差在不同区制有不同的调整特点,在两个区制内中美实际利差对误差修正的反应均较快;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实际利差在短期内的联动影响程度比较低,其中,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实际利差的传导影响作用较大。     

中国省域经济周期波动与协动性研究

通过研究1979—2017年我国31个省(区市)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和协动性水平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省域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平滑化、微波化特征,1995年后协动性水平明显增强,密度、距离、分割、异质性(即"4D")对省域经济周期协动性均具有显著影响。在"4D"影响中,地理毗邻与周期协动性负相关,反映出我国相邻各省域间分割严重,行政和贸易壁垒问题较强;人均GDP差距与周期协动性正相关,反映出我国省域经济周期协动性水平整体虽然提高,但人均收入扩大的趋势尚未改善。在分区域"4D"影响分析中发现,东部地区受外商直接投资度、产业结构差异影响最大,中部地区受对外开放度、人均GDP差距影响最大,西部地区受对外开放度、产业结构差异影响最大。地理毗邻变量在东、中、西部三地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说明三地内部省域分割仍然比较严重,区域一体化程度有待提高。     

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绝大多数国家都受到了冲击,中国台湾地区也不例外.在这一背景下,考察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显得尤为有现实意义.本文根据修正的Lucas模型,运用台湾地区1960～2008年的消费数据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显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台湾地区两种成本的重要性是不同的:1960 ～ 1987年台湾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小于经济增长降低1％的福利成本,说明经济波动相对于经济增长是不重要的;在合意的取值区间内,1988 ～ 2008年和1960～2008年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与经济增长降低1％的福利成本都比较大且大体相当,因此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持经济稳定上.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本文选择贸易作为主要传导机制,利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识别我国经济变化的不同阶段、估计区制之间的转换概率和度量各阶段的持续性,以此考察汇改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经济增长变动的非线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检验汇率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行为。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和强度不仅依赖其变动,而且依赖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这对于政府识别汇率变动的不同区制进而实行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短期非线性调整

运用Hansen和Seo的两区制阈值协整理论,研究了1953—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及其关系的短期非线性调整。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非线性协整关系;当两者的长期均衡关系出现短期偏离时,在正常区制中,主要依靠碳排放的调整使两者间关系恢复到长期均衡状态,在极端区制中,碳排放和经济增长都会向均衡状态做出调整,且碳排放的调整速度更快。     

人民币汇率、 FDI和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关系研究

汇率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是多方面的,本文利用Markov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中国经济变化的不同阶段、估计区制之间的转换概率和度量各阶段的持续性,以此考察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和经济增长变动的非对称性形态,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行为。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和强度不仅依赖其变动,而且依赖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结合汇率政策和经济政策来判断区制转移和区制中的政策效果将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独善其身难 合作为“金砖”添色——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金砖国家研究基也执行主任姚枝仲

2013年全球经济严峻复杂,欧债危机悬而不决,已"技术性坠崖"的美国刚被"财政悬崖"法案拉回来,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承担着全球经济增长主引擎角色的金砖国家的表现则更显得引人关注.最早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并长期关注金砖国家发展的美国高盛公司预计,2013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达6.9％,表现优于2012年.那么,金砖国家是否就能成为专家学者眼中"引领2013年国际经济复苏的‘领头羊’"和"救世主"呢?"当全球经济依赖性不断提高时,金砖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分析2013年金砖国家的经济走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金砖国家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姚枝仲这样对《经济》记者说.     

金砖国家合作的推进与深化

正"金砖国家"的概念源于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2001年提出的"金砖四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概念,2010年南非加入后,"金砖四国"扩大到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BRICS)。金砖国家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东升西降、南兴北衰现象。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金砖国家有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发动机"的形成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     

逆全球化:金砖国家经济风险与应对策略

当前金砖国家经济增长进入平稳调整期,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分化进一步收窄。逆全球化浪潮不断挤压金砖国家发展空间,全球资本大规模流动依然对金砖国家金融市场构成威胁,而且金砖国家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金砖国家应进一步探索经贸投资与技术合作机制,并通过加强金融合作机制化建设与国内结构性改革来抵御实体经济与金融风险;金砖国家应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创新与国际经济组织改革。     

基于区制转移模型的国内外同业拆借利率联动性研究

本文应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对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和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的非线性联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可以将SHIBOR划分为三种区制,即“弱波动”、“中波动”和“强波动”;这三种区制的自身持续性均较好,区制与区制之间的转移具有非对称性;在“弱波动”和“强波动”区制中,LIBOR正向影响SHIBOR,而在“中波动”区制中则为负向影响;LIBOR在“强波动”区制中的影响最强,而在“中波动”区制中的影响最弱.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国际金融形势阶段性的合理判断,加强金融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中国真实利率的平稳性和区制性: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

通过引入三种均值方差都可能不同的区制,并基于改进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对1989年2月至2010年4月中国真实利率演变的考察,结果表明不同阶段的真实利率的确存在不同的均值和方差;考虑到区制转换特征之后,真实利率大体平稳,有均值回复趋势。而以往的应用中,忽略了这种区制转换特征可能导致对真实利率预测值的系统性偏差。     

独善其身难合作为“金砖”添色——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金砖国家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姚枝仲

2013年全球经济严峻复杂,欧债危机悬而不决,已"技术性坠崖"的美国刚被"财政悬崖"法案拉回来,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承担着全球经济增长主引擎角色的金砖国家的表现则更显得引人关注。最早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并长期关注金砖国家发展的美国高盛公司预计,2013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将达6.9%,表现优于2012年。那么,金砖国家是否就能成为专家学者眼中"引领2013年国际经济复苏的‘领头羊’"和"救世主"呢?"当全球经济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