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权力——Acemoglu和Robinson权力理论述评

本文扼要阐述了Acemoglu和Robinson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力这一全新研究领域的原创性贡献:拥有不同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政治体制变迁的根源;虽然政治体制的变迁带来法律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但精英集团对事实政治权力的投资却会使最为根本的经济制度得以持续;而无效率的国家结构为精英集团维持事实政治权力提供了强劲的组织保障。Acemoglu和Robinson的权力理论对于我们了解那些能够促进民主社会出现的因素是颇有裨益,对我们洞悉应该如何夯实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也富予启发意义。     

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博弈分析

制度变迁根源于人们对潜在利益的追求,也是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过程。本文建立了一个制度变迁的双层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制度变迁中利益主体之间权力博弈的动态机理。研究表明,利益主体在博弈中掌控权力的大小,决定他们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制度变迁会朝着有利于权力占优势的利益主体所追求的方向变革;制度也将随着博弈中各利益主体拥有权力资源的相对比例的消长变化而不断演进。     

社会权力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

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制度决定论和增长决定论.由这两种观点可以导出转型国家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宪政优先或者增长优先.本文指出,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通过改变社会权力结构来共同实现制度结构的提升和社会的长期发展,它们是互动的,而不是对立的.中国当代的转轨之路应该立足于渐进式增长中的社会权力结构调整.自由市场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都具有权力再分配的功能,对于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起着重要的作用,应该成为中国渐进式改革中制度建设的首要选择.     

代议制民主下的权力结构与美国收入不平等及其批判

美国国内长期的收入不平等具有制度上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下的权力结构一方面将政府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另一方面又限制了政府机构的权力集中。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在代议制民主中扮演了所谓的“人民利益”委托人的角色，通过利益游说和政治献金对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力，造成了美国国内长期的收入不平等，其影响延续至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代议制民主是人类民主文明的一大进步，但依然对代议制民主进行了猛烈批判。由于资本主义剥削产生了阶级权力不平等，剥削下形成的民主制度将工人阶级系统性地排除在社会治理之外，从而暴露出代议制民主的本质不过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持续剥削和维持收入不平等的最佳政治外壳。     

对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制约因素与基本特征的思考

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主要受初始条件、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及利益集团的要求等因素的制约,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因为金融抑制的存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种非农村经济主体需求导向性的机制演进,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强制性供给;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路径相背离;农村规范的外生金融与不规范的内生金融的冲突贯穿于整个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全过程。考察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得出: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滞后于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农村金融制度结构与农村经济制度结构不对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制度变迁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     

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及其影响

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就是社会权力关系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在非工业化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权力关系表现为不平等、集中和强制;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十九世纪的古典权力结构和二十世纪的权力变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状态;社会主义从理论设想到现实改革将中央计划和市场的分权有机结合,从而成为世界新的经济增长带。     

浅谈中国政府权力社会化

政府权力社会化是指政府的权力逐渐向社会中转移的过程。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代中国改革的趋势。权力社会化既是一种科学管理方法,也是一种民主政治的体现。但是,在当代,实现政府权力社会化却面临着很多制约和障碍,需要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经济学视角下的制度变迁:内生性、驻存与演进

制度变迁的效率假说隐含地将经济体简约为一个绝对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者,这种做法存在缺陷。就长期而言,制度变迁的本质是内生的,但也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制度演进过程既体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又不乏偶然性和机遇。经济因素或政治因素都可能导致内卷化,即长期陷入某种低效率或无效的制度安排。有效制度的演进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而实现:它往往得益于一些偶然事件的影响或冲击,但也可能因经济行为者如利益集团的推动而出现。     

浅谈中国政府权力社会化

政府权力社会化是指政府的权力逐渐向社会中转移的过程.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代中国改革的趋势.权力社会化既是一种科学管理方法,也是一种民主政治的体现.但是,在当代,实现政府权力社会化却面临着很多制约和障碍,需要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利益集团理论与国有企业制度变迁--国有企业承包制-股份制案例研究

该文利用利益集团理论对承包制-股份制这一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了分析,具体考察了这一过程中各利益集团关于新制度的预期效用,以及由此它们对这一制度变迁所施加的影响,从而揭示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产生的根本原因:在1992年之前,承包制是各利益集团一致的选择.1992-1996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偏好于股份制,而中央政府从最大化其风险规避的预期效用的角度出发,并不偏好股份制.但因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组成了利益集团联盟,中央政府在信息与权力、财力上都处于劣势,所以最终股份制取代了承包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论科技权力与政治权力互动关系

大科学时代,科技权力与政治权力日益成为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深刻和显著的两大权力系统。一方面,科技权力不仅作为生产力的手段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推动着政治权力的变革和完善。另一方面,政治权力通过行政的、法律的等手段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制约着科技权力的发展速度,规定和引导着科技权力的发展方向。认清科技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二元互动关系,无论对于我国科技权力的发展还是政治权力的进步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政府权力、营利性扩张与通货膨胀

本文从政府权力视角,设立分权制度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分别在大政府范畴的预算约束条件下求解其最优选择和长期稳态路径。本文的结论是,长期稳态价格水平不仅取决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债务规模、税收与支出,而且还受到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中央政府的投资、债务、利润与货币增长之间相互推进,地方政府为扩大投资竞争融资来源具有强烈的货币增长需求,这倒逼货币供给增加;通货膨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权力软约束下的营利性投资扩张。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是,设计一种政府与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共融利益的制度,减少政府营利性的准公共投资,增加事关国计民生的纯公共支出。     

美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政治因素

在美国金融制度的变革和演进过程中,政治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体制上的联邦制成为金融制度变迁的制约力量;联邦主义、民主共和主义和大众民主主义等多元化政治理念反映出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诉求,构成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美国联邦政府则成为金融制度变迁的主导者,并与地方政府进行不断的利益博弈;政治人物是金融制度变迁台前幕后的推手。美国金融制度的发展和变革不仅是经济和市场行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金融与政治的共生机制。美国金融是天生的政治金融,金融技术早已嵌入国家利益和复杂的政治生态之中。     

实际权力结构与地方政府行为: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地方政府内部利益分化和实际权力结构对于政府行为的影响。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政府内存在分工时的最优授权模型,推导出部门间的利益偏差会扭曲政府政策,而实际权力结构会放大效率损失。基于省委常委会内部组成情况,我们构建了利益分化指标来衡量地方领导班子内部的利益偏差和实际权力结构。基于1992—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平均而言,如果省委常委会分化指标增加1个标准差,则次年该省公共部门人员规模增加1%,民营经济投资降低4.4个百分点,同时,次年该省土地违法面积增加12.5%。这表明利益分化通过实际权力结构使政府行为和政策更加偏向"内部人",导致政府从市场经济中攫取更多资源,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加强制度建设,约束政府权力,促进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是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     

制度创新的理论、机制和应用研究

我国新时期国家创新体系主要体现为，在国家层次上推动持续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组织与制度。经济制度变化应当考虑制度内容的“破”与“立”，宏观环境因素变化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经济制度机制变迁的规律和重要性说明经济制度的演变进程，市场与政府机制的分界标准，产权规则等制度硬件变迁的混合方式、相应的约束条件与政策措施和环境变化的博弈规则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保证。经济发展来源于人们通过分工和交易的形式实现的合作，而人们之间实现合作需要适宜的制度安排。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从生产性的角度看，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它通过协调机制、约束机制、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克服了个体谈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促进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明晰制度变迁的逻辑，包括制度变迁的产生、过程、性质及类型。一方面，制度变迁是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反映，规则及整个规则体系依靠人类的生产和交换实践所形成的长期经验而发展；另一方面，新的制度安排因代理人的设计而产生，它们被清晰地制订在法规和条例之中，并通过一个高踞于社会之上的政治秩序来正式地执行。从具体的制度改革中来作出说明。     

矿产资源市场权力不对称的影响分析

建立矿业权制度是我国矿产资源管理的一项重大改进,目的是通过矿产资源开发的市场化来明确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各种权益,提高资源探采效率,通过市场优化资源的配置,保证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但资源的特殊属性决定了矿业权市场化并不能解决在资源开发方面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只有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及市场权力的合理分配才是解决资源开发问题的关键所在。     

经济发展中的权力机制研究

权力是资源的控制力,因而它直接配置资源,权力决定制度的供给和运行效率,也是经济增长中生产要素合力形成的决定因素。权力经济学就是运用主流经济学方法将权力作为生产性要素纳入经济学范式的研究体系。     

资源代际传递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经济学权力范式的分析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资源代际传递又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一大阻碍。本文借助二阶段Stackelberg博弈思想,引入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源代际传递构建子代对自身资源进行最优分配的博弈行为选择模型。基于资源形成权力、权力决定利益分配的逻辑,阐释资源代际传递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家庭代际权力,即子代凭借家庭优势在资源竞争和利益分配时形成对他人的控制力或影响力。数值模拟发现制度选择对代际权力、社会产出和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政府应着眼于预分配来缓解再分配压力,在子代进入市场前合理配置经济和非经济资源以缩小代际差异。利用资源调配权力制衡家庭代际权力,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形成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环境。     

论经济组织、权力结构与制度的制序度——不同利益参与者行为选择的夏普利值分析

由分工产生的交易成本及团队效应,是经济组织的两种诱发起源方式,前者本质是权力,并由股权权威人为制造"制序",后者本质是制度,并由分散的股权意志加总,演化形成系统内部制序,两者均是实现组织制序快速同化、降低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其经济组织的生产函数由该权力比例结构下形成的制度所决定。当组织中不同利益参与者的平均福利量会增加、但不是所有人的边际量会相等时,其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选择性激励偏好,将产生外部性并出现市场失灵;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一组权力序的相互博弈妥协的结果,所达成的制度内容是制序的"度"的选择,称为"制序度",其效率具有先降后升再下降的特征,其利益参与者的不同行为选择,将由他们持有的不同稀缺资源在权力结构中的利益分配值即夏普利值所决定。     

论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

该文从经济政治学的视角来考察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以两者互动的基础为切入点,归纳了政策、暴力、操纵、制度和交易等六种互动方式。认为在转型国家最突出的互动关系问题是权力寻租现象,解决互动关系中的问题应在法制互动、阳光互动和有限互动等三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