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性质、CEO背景特征与资本结构

院文章采用2006 年-2011 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CEO 背景特征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CEO 背景特征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地差异.具体而言,在国有企业中,CEO 年龄越大,任期越短并且为男性时,企业较少采用负债融资,而在非国有企业中,CEO 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杠杆越低.文章研究丰富了管理者背景特征理论和资本结构理论.     

研发强度、风险承担与股权资本成本北大核心

以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研发强度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并探讨风险承担水平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研发强度越大,股权资本成本越低,该结论在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且其影响在未来五期未消退;企业研发强度通过提高风险承担水平进而降低股权资本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具有海外教育经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位于东西部地区的企业,其研发强度对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而女性高管、儒家文化影响削弱了这种降低效应。     

CEO特征、风险偏好与内部人交易

基于人口学特征视角和高层梯队理论,选用2013—2015年我国深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CEO特征、风险偏好与内部人交易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CEO的年龄及财务背景特征是影响其风险偏好的重要因素,年长的CEO及具有财务背景的CEO更可能是风险规避者;CEO越偏好风险,内部人交易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风险偏好对CEO特征与内部人交易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公司从自身角度出发来规范内部人交易行为,即公司对CEO的聘任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及教育背景特征对风险偏好的影响。     

二代CEO与职业经理人：谁的风险承担水平更低

随着管理层对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视,家族企业CEO继任倾向于选择职业经理人而非家族二代。选取2005～2017年发生继任的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探索不同继任候选人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二代CEO使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而职业经理人使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该结论在利用PSM、两阶段回归法处理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与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家族企业中,二代CEO与职业经理人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更加两极化;企业规模是职业经理人风险承担偏好的重要影响因素,但这在二代CEO身上没有体现。     

绩效下滑、董事网络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组织行为理论和社会网络领域的研究,探究历史绩效下滑和行业绩效下滑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董事网络位置对绩效下滑时期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历史绩效下滑削弱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行业绩效下滑增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董事网络位置对绩效下滑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网络中心度越高,占据的网络结构洞位置越丰富,越容易强化绩效下滑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     

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外资自由化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内容,在促进境内外资本要素互联互通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微观企业行为。以我国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外资进入对我国本土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地,外资进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股权集中度更高和市场化进程缓慢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在不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外资进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     

产融结合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北大核心

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产融结合策略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结合企业承担的风险多于非产融结合企业,且产融结合企业能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证实债务融资是影响产融结合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通过提供给企业更多的债务融资,产融结合将导致企业承担更多的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产融结合促使企业承担更多风险的现象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成长性和竞争性行业以及业内地位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持股金融机构的产融结合策略为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提供了客观条件,因此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营运资本管理的实证研究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常态化”行为,在满足质押方的融资需求时,也影响相关股东的行为决策。本文使用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股权质押与公司营运资本管理二者存在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第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激进的营运资本投资政策正相关;但质押比例并未对营运资本融资政策产生统计显著的影响;质押比例越高,流动资产占比越小、而流动负债占比基本稳定,导致企业的营运资金配置比率下降,企业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     

CEO贫困出身、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利用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CEO的贫困出身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基于薪酬异质性和薪酬公平性两个维度进一步探究薪酬激励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CEO的贫困出身显著抑制企业风险承担,表现出风险规避型性格特征;（2）将薪酬激励细化为股权激励和货币薪酬,非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显著提高贫困出身CEO的风险承担意愿,而高额的货币薪酬则显著加剧贫困出身CEO的风险规避倾向,但国有企业贫困出身CEO的风险承担意愿与薪酬激励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3）基于薪酬公平性视角,非国有企业中,贫困出身CEO的薪酬总额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越多,其风险承担意愿提升越显著,但若其薪酬总额高于行业平均越多,则会显著加剧其风险规避倾向,并且这种效应不存在于国有企业样本中。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影响后依然稳健。     

投桃报李：CEO关联与公司风险承担

本文分析并检验CEO雇佣高管或参与董事选拔、提名过程产生的关联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以及CEO正式权力对此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CEO通过参与董事选拔、提名过程产生的关联会显著降低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2）CEO正式权力,包括CEO结构性权力和所有权权力,削弱了CEO与董事之间的关联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现有关于公司风险承担和CEO关联的研究,同时为上市公司警惕CEO通过参与董事的选拔、提名过程建立私人关联,过度规避风险提供启示     

高管异质权力对股权激励创新促进作用的差异化调节效应

借鉴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将高管权力区分为控制权力与防御权力,考察两类权力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关系的差异化调节作用.以CEO为企业高管代表,运用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CEO控制权力越大,越会抑制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CEO防御权力越大,越能够强化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还表明,控制权力和防御权力的调节效应主要存在于男性CEO与年轻CEO当中,对于女性CEO而言,两类权力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而对于年长CEO而言,控制权力的抑制效应仍然显著,但防御权力的强化效应不再显著.     

资本监管、银行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传导

近年来,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正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发现,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正向和负向两种影响;资本监管通过对银行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在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和货币政策关系的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在资本监管的背景下探讨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展望。     

实际货币供给、企业风险承担与营运资本目标结构的动态调整选择

基于权衡理论,分析了风险承担水平对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加快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增加能够显著放缓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同时,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所带来的风险敞口,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对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不同风险偏好倾向下,企业风险承担以及不同风险承担下实际货币供给对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具有风险偏好倾向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呈正相关关系;随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具有风险规避倾向的企业,其营运资本目标结构的偏离度会进一步加大。另外,在风险偏好型企业中,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提高会放大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偏离度,并且对低风险承担企业的影响更甚;在风险规避型企业中,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并未对实际货币供给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敏感性反应,并在高或低风险承担企业中表现出类似效应。     

企业数字资产配置具有同群效应吗?——基于分析师跟踪网络视角的研究

现阶段,配置数字资产成本高、投入产出比不清晰,但企业数字资产配置水平依然不断上升。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构建分析师跟踪网络,就企业数字资产配置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模仿机制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资产配置行为存在同群效应。调节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分析师的网络中心度越高以及焦点企业当年被明星分析师跟踪时,数字资产配置同群效应越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焦点企业数字资产配置水平与同群企业数字资产配置水平最大值的差距绝对值越大,焦点企业越倾向模仿同群企业数字资产配置行为,即分析师跟踪网络中同群效应的模仿强度呈现U型曲线特征。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焦点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以及同群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较高时,企业数字资产配置同群效应较为明显。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合理利用分析师跟踪网络实现数字资产配置战略提供借鉴。     

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对家庭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文实证检验了居民风险偏好对于家庭资产结构风险性和分散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风险偏好水平越高,配置于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越高,但同时所持资产结构也越分散。进一步研究发现,居民风险偏好水平越低,越倾向于只持有无风险资产,这是造成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与资产结构分散程度正相关的主要原因。此外,收入越低、健康状况越糟、风险偏好水平越低的居民投资者持有只含有无风险资产投资组合的概率越大     

高管能力、董事网络与企业风险承担

文章以2013—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能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并从网络位置与联结强度两个层面探究董事网络在其中产生的异质效应.研究发现,高管能力越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董事网络中心度、外部董事弱联结都能够缓解高管能力对风险承担水平的负面影响,内部董事强联结则进一步加剧了高管能力对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     

杠杆率监管引入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缓释效应吗?——基于中国96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中国2011年开始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来监管银行的行为,杠杆率指标不考虑资产的风险权重,有效地控制了资产从风险水平较低向高风险转变时所引起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工具的失效。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96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数据,研究杠杆率监管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分析其引入之后能否缓释与弱化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研究发现,随着杠杆率监管的引入,银行增大了对自有资本的持有比例,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程度,提高了银行的稳定性。并且杠杆率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缓释效应存在异质性。银行资产质量越差时,引入杠杆率监管对银行产生的风险缓释效果越明显。同时,也会给资产质量较好但杠杆率指标不达标的银行带来监管方面的压力。     

产权性质还是市场竞争有利于企业绩效？——基于风险承担视角的检验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产权性质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发现企业绩效与企业风险承担正相关,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显著低于民营企业风险承担,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越有利于企业风险承担提高。本文进一步明确产权性质以及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发现风险承担是产权性质与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以及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     

彩票文化能够影响企业财务违规行为吗？——来自地区彩票消费的证据

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组成,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基于彩票文化视角,考察了地区文化对企业财务违规的影响,发现地区彩票文化越盛行,个体的冒险倾向和风险容忍度越强,企业财务违规的可能性越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企业面临的业绩压力较大时,彩票文化对企业违规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而良好的治理水平有利于缓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彩票文化浓厚的地区,企业财务决策偏于激进,财务信息质量较低。研究成果为规范企业行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启示。     

资本效率信息扭曲、信息使用者决策与资本错配

本文选取2009—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资本效率信息扭曲如何影响微观实体资本错配.研究发现:资本效率信息扭曲与资本错配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资本效率信息扭曲程度越大,企业资本错配越严重;资本效率信息扭曲会通过误导股东投资决策、银行信贷决策以及管理层资本配置决策进而作用于企业资本配置,即各方信息使用者决策在信息扭曲与资本错配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通过从资本效率信息扭曲的视角探究我国微观实体资本错配的形成机理,为缓解微观实体资本错配现状、促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