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实证研究趋向理论提升的精致尝试——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述评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是任放先生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丰富而成的经济史力作,亦为陈锋先生主编之《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中的一部。任放先生对400余部方志及大量的档案资料进行细致的整理、爬梳,对明清长江中游的市镇做了多角度的考察,不仅充实了前人的研究,更提出了一些对市镇经济研究大有益助的见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

本文所讨论的市镇 ,是指明清时期介于县城和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尽管众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明清长江中游的市镇进行了研究 ,但系统研究该地区市镇类型的论著尚未发现。大体上 ,可从市镇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人口规模、经济功能等四个方面 ,划分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十分完备。市镇类型的划分 ,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考察市镇的发展历程 ,并对市镇在区域市场网络中的作用和特点作出准确的历史评估     

筒析明清时期浙北地区市镇城市化现象

明清时期,浙北地区的市镇发展呈现明显的城市化特征,工商业者和雇工构成了市镇居民的主体,市镇布局和管理完善,文化教育发达,社会风俗与府县城市差异日益缩小。本文拟就该地区市镇城市化的原因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状况的变化作客观分析,以揭示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市镇社会嬗变的总趋势。     

明清社会经济史与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力作——读《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

钞晓鸿先生的新著《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一书,于2004年6月由黄山书社正式出版。该书32万余言,分上、下两卷。她是作者积10余年心血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史部分成果的汇编。上卷为“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变迁”,收录论文5篇,即:“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以清代汉中府为例”、“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台湾故宫‘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明清人的‘奢靡’观念及其演变”;下卷为“明清以来的商业、人口与农村经济”,收录论文8篇,即:“‘陕商’主体关中说”、“明清时期的…     

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述评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与标志。广义地说,农村市镇也是城市的一部分 它们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关于中国历史上市镇的研究,尤其是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镇的研究,目前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史学家的注意。刘石吉先生就是其中一位研究有素,成果颇丰的台湾中青年学者。七十年代以来,他就中国史上的城市,并主要就明清时代江南市镇进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最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他的部分论文编辑成集,题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出版问世,这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市镇史研究的力作——读《宋代草市镇研究》

市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古代城乡商品流通中出现的新环节,研究市镇发展史,有助于揭示古代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及其演变趋势。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中世纪经济组织中最显著的特点便是集市的重要地位”;“每个国家都有很多集市,而且每处的集市都具有相同的基本特点,因此,它们可以看作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中国市镇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但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大多只是局限于明清乃至近代的市镇,对明以前的市镇则未有专论。傅宗文先生的新著《宋代草市镇研究》,填补了中国早期市镇史研究的一大空白,可以说是一部拓荒之作。     

清代苏北集市镇发展述论

明清时期 ,随着漕运、盐运和海运业的兴盛 ,苏北地区的集市镇大量兴起 ,并不断得到发展。这些数量众多、大小不一的集市镇构成了多层次的市场网络体系 ,成为全国统一市场的一部分 ,而规模较大的集镇大多分布在漕运、盐运河道周围和东部沿海地区。苏北地区集市镇的兴盛和发展促进了苏北地区的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 ,有利于维系小农经济的再生产。但与江南地区的市镇相比 ,苏北地区的集市镇大多是流通型集镇 ,发挥着商品流通职能 ,在其周围并没有形成自己特色的商品生产基地 ,因而其发展水平和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都要远远落后于江南地区     

市镇设置标准及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镇设置标准和市、镇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与中国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市镇设置标准和市、镇人口统计口径等行政因素对中国城市化水平有重要影响。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具有高估的现象,表现在城镇人口中农业人口的比重过高和城镇就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较高。未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在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提高城镇人口中非农业人口的比重,改善城镇人口的就业结构,同时制定客观、合理的市镇设置标准和市、镇人口统计口径,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真正反映中国城市化的实际发展状况。     

刘石吉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的评介与感言

十年前,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尚处于萌芽阶段,但刘石吉先生的《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与《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市镇的发展》三篇论文,却早巳不胫而走,在大陆明清史学界广泛流传。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4年杪将上述三文汇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于1987年刊出,以餐读者。此书不仅是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台湾学者撰写的中国经济史专著,而且也是1980年代国际中国     

明清时期江南的一个专业市镇——濮院镇的经济结构之探索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大量勃兴、发展,形成了一个繁密的市镇网络,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并作了有益的探讨与研究.但是,迄今为止,多数仍停留在江南这个大区域的宏观研究上,似乎还缺乏对某一典型市镇作细致深入的剖析.明清时期江南著名的五大镇(盛泽、震泽、王江泾、濮院、双林)中濮院镇更具典型性.笔者想以该镇作一剖析,以窥见江南市镇的一般规律.不当之处尚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指正.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

明清时期 ,各地地域商人特别是外地商人在江南市镇中十分活跃 ,在江南市镇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江南市镇从其命名、性质、功能以及作用影响来看 ,都与商业发展、商人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江南市镇的大量兴起和迅速发展 ,完全是由商业发展和商人活动促成的 ,新增加的市镇绝大部分就是随商品贸易和商人活动发展起来的。江南市镇由小到大、由兴到盛的持续发展过程 ,也有赖于各地商人的经营活动。明后期到清前期 ,江南市镇日益兴盛 ,各地商人极为活跃 ,江南市镇的繁盛程度与商人活动的程度相一致 ,地域商人成为江南市镇规模扩大市况繁盛的有力推动者。各地商人通过组织商品生产和制定种类式样等支配市镇商品生产 ,各地市镇的经济发展特色深受商人活动的影响 ,地域商人的活动推动着江南市镇的商品生产。地域商人的活动甚至直接制约着各地市镇的盛衰 ,影响着不同市镇之间的经济走势     

非求生于近邑,必谋食于他乡——明清时期的无锡商帮

无锡商帮在明后期,已然崛起,在常州、镇江地区的盐业经营中,成为诸多地域商帮中最为集中的力量。进入清代,无锡商人云集干全国最大的工商城市苏州,从事生猪贩运和开设面馆业,分别建立会馆,以商人群体的形象展开经营活动;上海开埠成为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后,无锡商帮将集中在老家的米粮源源输往上海,与另一支米商常熟商人一起,成为上海市面上最为活跃的米粮商人,并成功经营丝茧等业,成为诸多地域商帮中一支富有特色不容忽视的商帮。     

从地方志书看明清甘肃的商业经济

地方志书是关照地方经济生活的有力材料 ,本文从地方志书入手 ,揭示出明清甘肃商业经济总体呈现缓慢发展的格局 ,这种格局的形成主要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地方经济特点、地理交通状况等因素的制约。与其它区域相比 ,明清甘肃的商业经济体现了浓厚的地方特色 ,诸如土、客商经济实力的较大差距及其对当地经济影响的差别 ;以市镇经济和茶马贸易为主的地方商业贸易形式 ;境内各地商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及其存在的巨大差距等。这些特征显现了该地商业经济的弱态 ,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西北一带的商业经济状况     

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

塾师是在传统的家塾、义塾和私塾中从事启蒙教学的老师。塾师通过教学课徒获得的收入,主要有束修、膳食和节敬三项。其中束修是指致送给塾师的酬金,是塾师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决定塾师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的主要要素。塾师的供膳情形颇为复杂,直接反映出塾师的生活质量。节敬是在特定的节令致送给塾师的银钱和礼物,是塾师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营经济弱质:小城镇化发展的经济障碍

小城镇化是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基本出路,小城镇化的发展最终取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状况与水平。目前民营经济的弱质状况阻碍了小城镇的快速发展。     

明清徽州传统社会救助研究

明清时期,徽州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频发,使传统徽州社会宗族内外产生了众多贫民。为济贫饥民于倒悬,徽州官府、宗族、绅商各界采取了灾前预筹与灾时救助相结合,形成了参与社会救助的资助者多,受众广,救助措施全的较为完整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了传统徽州社会的稳定和正常持续的惯性发展。     

海洋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读王日根教授《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

明清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代。这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的重要变革上,而且也体现在政府的政策与应对能力上,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社会治理观念与政策走向。尤其在沿海地区,这种状况表现特别突出,亦颇具代表性。王日根教授的新著《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该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结题成果,纳入陈支平主编《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对这一问题展示了其新颖的视角与见解。     

明代中国经济的产权分析与中欧比较研究

资本市场的萌芽和产生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社会化大生产状况和信用制度的成熟程度等三个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在14~16世纪,中国和欧洲的基本条件相当,但欧洲地区出现了世界最早的资本市场,并逐步发展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而当时经济同样发达,并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古老中国却不仅没有产生资本市场,反而日渐衰落。本文从产权经济学的视角对明代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产权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论证了14~16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资本市场的历史必然性。     

High corruption income in Ming and Qing China

We develop an economic model that explains historical data on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 Ming and Qing China. In our model, officials' extensive powers result in corrupt income matching land's share in output. We estimate corrupt income to be between 14 and 22 times official income resulting in about 22% of agricultural output accruing to 0.4% of the populat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eliminating corruption through salary reform was possible in early Ming but impossible by mid-Qing rule. Land reform may also be ineffective because officials could extract the same rents regardless of ownership. High officials' incomes and the resulting inequality may have also created distortions and barriers to change that could have contributed to China's stagnation over the five centuries 1400–190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