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耕地保护政策演变及优化路径

耕地保护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耕地保护政策在耕地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综合运用统计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耕地资源变化情况和耕地保护政策演变历程展开分析,探索耕地保护政策优化方向和路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耕地数量阶段性增减交替,耕地质量下降明显;中国耕地保护政策演变过程可以以《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历次修订和《关于提升耕地保护水平全面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通知》的制定为关键节点,划分为概念性政策提出阶段、体系化政策探索阶段、体系化政策初建阶段、体系化政策完善阶段和"三位一体"政策强化阶段等5个阶段;在耕地保护政策演变过程中,耕地保护逐步实现了从政府意识到国家意志转变,从单一治标向体系治本转变,从政府主体向多元共治转变;耕地保护政策在体系完善、政策创新和执行到位等方面仍有改进的空间。对此,本文提出:耕地保护主体应从政府向农民转变,形成政府引导、农民主体和企业参与的耕地保护模式;推进耕地保护政策与利用政策有机统一;建立监测指标口径一致的耕地资源大数据管理平台;设立耕地保护专项基金。     

中国耕地保护制度70年：历史嬗变、现实探源及路径优化

研究目的:解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耕地保护制度的嬗变过程,凝练政策演化的综合归因和隐性规律,廓清新时代耕地保护方向。研究方法:归纳演绎法和理论分析法。研究结果:(1)中国耕地保护制度经历了"意识觉醒—概念深化—制度发展—转型完善"的过程;(2)耕地保护制度的内涵变革呈现出从"数量"转变为"数量+质量",再跃迁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均衡管理,完成了由"国策—基本国策—生命线—红线"的地位进阶;(3)耕地保护的现实障碍主要源于行政体制、资源本底、质量风险和生态健康4大逻辑本体。研究结论:耕地保护面临体制效能发挥不充分和区域空间不均衡的新矛盾,应加快形成"多元共同体+制度平台+科学测算+监管体系+学理认知"的耕地结构域保护多维交互优化路径,支撑新时代耕地保护政策体系的发育成长。     

中国耕地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框架构建

研究目的：剖析中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实施中的新问题,构建耕地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政策框架,为中国耕地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案。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归纳法、演绎法。研究结果：（1）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耕地保护管控面临着耕地利用与质量建设分割、耕地保护手段单一、国土空间管控对立等新问题;（2）耕地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的目标为提高耕地质量抵抗力、保障非粮耕地恢复力和构造国土空间缓冲力;（3）依据数量、空间、利用方式的管理特征,形成耕地“四级分区”差异化的管控体系,通过全方位提高耕地质量提升耕地粮食总生产能力,实现“藏粮于地”,通过稳定生产和弹性调控,实现应对不同外部冲击情景下的耕地流量有序释放;（4）实现路径包括实施分区的全方位全流程的监测与治理,建立基于发展权和生态价值的补偿机制、“非粮化”复垦专项储备资金,设立保护性开发储备及应急复垦制度等。研究结论：构建中国耕地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框架,实现对现状耕地及潜力耕地分区差异化管控,可以有效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实现耕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管理,提高其利用效益,契合中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分异及组态路径研究

研究目的：揭示21世纪以来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规律,深入辨析其效率提升的复杂组态路径及演变。研究方法：Super-SBM模型、基于fsQCA的组态分析。研究结果：（1）2000—2021年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下效率水平,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趋势,区域内演变趋势存在明显差异。（2）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提升路径可归纳提炼为技术主导下资源—经济驱动、政策助力下资源—技术驱动、资源与经济双元逻辑下技术—政策驱动3条组态路径。（3）研究期内高水平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组态路径呈现明显的时空演变,且核心条件间存在替代效应。研究结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是一个受“资源—经济—技术—政策”复杂系统因素交互影响的组态问题,针对长江经济带异质性区域的效率提升应注重路径措施“整体谋划”和“因地施策”,并从生态补偿、技术扩散、环境规制等方面强化流域间耕地保护利用政策的联动协同。     

我国耕地保护战略的历史演进及优化转型研究

耕地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其资源稀缺性决定了国家层面耕地保护与资源优化配置的决策考量。通过综合运用文献梳理法和归纳演绎法对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归纳,将我国耕地保护政策划分为传统利用期、政策探索期、政策完善期和生态导向期4个阶段,结合不同时期耕地保护内涵确定我国耕地保护目标由先期的数量底线保护转变至中期的数量、质量并重保护并最终形成当前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的“三位一体”综合保护,最终为生态文明背景下耕地保护制度发展与优化转型提供决策依据和科学参考。     

面向新时代的耕地保护矛盾与创新应对

研究目的:基于新时代耕地保护面临的新形势,分析耕地保护所面临的新矛盾,为支撑2035年基本现代化的耕地保护战略提供政策建议。研究方法:文献梳理法、对比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研究结果:通过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耕地保护目标及其演进,结合新时代耕地保护所面临的美好生活高要求、贸易争端复杂性和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新形势,揭示中国耕地保护在美好生活需要、生态文明要求、农业技术进步和全球耕地利用等方面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新矛盾。研究结论:耕地资源的有限性短缺将是中国发展过程中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中国耕地资源要素对于2035年基本现代化目标实现的支撑能力有待提升。为此,提出了相关应对策略,主要是:以格局优化统筹全国耕地资源保护新空间;以耕地生态健康提升耕地综合产能;以海外耕地资源布局和结构调整增强国家粮食安全。     

耕地“进出平衡”政策执行的偏移风险、形成路径与规避体系研究

研究目的：以“内涵阐释—风险辨识—路径分析—规避体系”为逻辑主线,客观认识耕地“进出平衡”政策执行的偏移风险类型、风险来源与形成路径,探究耕地“进出平衡”政策执行偏移风险新命题,以期为提高新时期耕地用途管制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提供理论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耕地“进出平衡”政策执行的偏移风险主要包括组织矛盾、保障滞后、利益冲突和监管缺失;（2）规划冲突与权责模糊、资金技术的双重约束、多元主体利益冲突以及对非耕行为的负激励程度不足是造成政策执行偏移的主要风险源;（3）“制度环境—利益互异—执行偏移”的逻辑主线,可解释耕地“进出平衡”政策偏移风险的形成路径;（4）规避耕地“进出平衡”政策执行偏移风险,需借助规划管理、资金技术、利益分配和科技预警等手段。研究结论：耕地“进出平衡”政策的执行,应重视政策演化不同阶段不同偏移风险的差异性,构建相应的风险规避体系。     

基于政策量化的中国耕地保护政策演进过程

研究目的:探讨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演进特征和规律,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研究方法:政策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研究结果: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政策力度不强、涉及范围较广、政策措施较为丰富、反馈机制不足、监督体系仍需完善;政策演进共经历了政策出台早期探索、体系建立探索、体系初步形成、体系基本完善、体系趋于成熟5个阶段,耕地保护内涵实现了"数量—数量、质量—数量、质量、生态"的转变;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政策工具类型逐渐多样化,政策工具的内容逐渐具体、可操作性增强。研究结论:未来应提升政策的整体权威性,完善监督机制;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强化"三位一体"保护;进一步丰富政策工具形式,提升耕地保护效率。     

基于产权效应的耕地保护决策行为分析

[目的]耕地保护是维护国家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石,探讨中国耕地保护决策的演进历程及产权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完善耕地保护制度提供理论支撑。[方法]文章基于渐进决策理论,运用文献研究法与系统分析法识别耕地保护决策变迁模式并分析路径依赖特征。[结果]农地产权的排他性与激励性逐渐强化,有限性相对减弱,为保护耕地营造了安全稳定的产权环境;中国耕地保护经历了体系形成、逐步完善、趋向成熟的阶段,遵循渐进决策模式,在平稳过渡中不断优化;耕地保护渐进决策深受产权阶段性变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度环境、市场管理与农户行为路径。在制度上表现为冲突、迁移、协同的效应演变,在市场上表现为滞后、服务与激励的特征变化,农户行为则反映了群体效应、外部效应、预期效应的变化。[结论]随着产权变迁,产权效应耦合变化推动耕地保护决策发展。未来应优化农地产权制度结构、健全农地市场的公共服务管理、合理实现耕地生态产品的价值,以促进耕地保护决策良性发展。     

大都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耕地多功能 ——基于“情境—结构—行为—结果”的分析

研究目的：剖析大都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如何影响耕地多功能的价值显化和优化配置,以期为实现耕地多功能供需平衡和推动耕地保护转型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探索性案例研究法、“情境—结构—行为—结果”政策过程分析法。研究结果：（1）情境层面。地方性、价值观和制度环境是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耕地多功能两者影响关系的基础。（2）结构层面。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参与主体具有多元性和嵌入性,耕地多功能的价值显化是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结果,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耕地多功能的互动过程本质上是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3）行为层面。借助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宅基地三权分置等政策工具,联动培育“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模式,推动耕地多功能价值发现和优化配置。（4）结果层面。耕地多功能与乡村土地利用多功能性之间存在“部分与整体”和“中心与外围”的逻辑关系,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首先是通过促进乡村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增强耕地外援系统的多功能性,进而促进和稳固耕地系统的多功能性。研究结论：通过在大都市郊野空间内部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优化耕地本体环境及其外围环境,强化耕地与其外援系统之间的要素互动与交换,重构耕地多功能利用的外部环境,最终推动耕地多功能供给与外部多元需求的高效互动与匹配。     

耕地利用中农户“药肥双减”意愿的前因 条件与组态路径 ——基于QCA方法的探索

研究目的：探析农户耕地利用过程中“药肥双减”意愿的前因条件与组态路径，以期为推广落实化肥、农药减施政策，推动耕地利用绿色转型提供经验借鉴。研究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研究结果：农户“药肥双减”意愿的形成是多个不同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可归纳为“劳动力禀赋+技术示范主导”型、“技术示范主导+心理感知效应助推”型、“双重资源禀赋+环境效应认知主导”型3种；每种路径的形成与农户的生计特征紧密相关，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应的组态路径呈现出异质性；环境效应认知和技术培训是促进农户“药肥双减”意愿形成的普遍性关键因素。研究结论：农户的“药肥双减”意愿受多维影响因素组合作用，应持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加强政策宣传与农业技术示范推广，有序推进农地流转等实现规模经营，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全面推动“药肥双减”政策落地见效。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分析

研究目的：在对耕地利用及转用的经济过程与相关利益主体损益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耕地流失经济机理,提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与定性分析法。研究结果：多功能外溢引发的耕地利用低收益和耕地非农化的低成本以及耕地保护的巨大机会成本是耕地转用的根本所在,可从耕地利用多功能外溢补贴以及发展机会成本补偿两个方面建立耕地保护经济机制。研究结论：当前中国耕地保护政策中缺乏有效的经济补偿机制,建立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对平衡各相关经济主体间的利益配置关系,形成完备的耕地保护约束激励机制,增强耕地保护的微观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发展实践与政策变迁

研究目的:剖析中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政策的形成与演变机制。研究方法:采用公共政策的研究方法和归纳法,从纵向层级和地方多元创新、部门横向协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社会、政治生态背景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及其政策演变经历了6个阶段,不同时期政策驱动力和政策目标有差别。(2)经济利益和社会矛盾打破了原有封闭性政策的平衡,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义政策创新促使形成新的政策均衡,自上而下的科层治理扩大新政策的均衡效应,两条路径往复循环促进新的政策体系不断发展完善。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调与政策执行效果也深刻影响政策进程。研究结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是趋势,该政策体系的形成理性、有序,演变路径科学,在多方主体的多重博弈下,按自身演变的内在逻辑有规律、有节奏地逐步调整,持续推进。     

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格局与演变趋势

研究目的：明确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为实现各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研究方法：SBM-Undesirable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及马尔可夫链模型。研究结果：（1）2007—2018年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各年份平均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值在中低效率区间波动,整体呈现小幅波动下降趋势且存在空间不均衡特征;（2）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整体呈现正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邻近溢出效应的驱动下生态效率高—高集聚区域及低—低集聚区域分别由“双核集聚”逐步转变为“单核集聚”、“多核集聚”逐步转变为“双核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3）各粮食主产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类型转移具有稳定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空间溢出效应在其演变过程中发挥着显著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应从建立各邻近市（州）间完备生态农业合作机制、政策联动机制及建立以生态价值为取向的支农政策等方面出发,提升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整体耕地利用生态效率。     

耕地“非粮化”演化机制与治理策略 ——基于刺激—反应模型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梳理耕地“非粮化”演变阶段特征，探究耕地“非粮化”演化过程中环境与农户主体作用的内在机制。研究方法：单案例研究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研究结果：（1）基于刺激—反应理论模型构建的耕地利用系统演化历程特征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十分契合；（2）在宏观实践演绎中，不同类型农户主体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外部环境，最终推动耕地“非粮化”演化经历了自组织萌芽—自适应发展—他组织优化三个阶段；（3）从微观主体反应来看,不同主体的“非粮化”行为趋向存在差异。家庭劳动力约束与资本约束较弱的农户主体对于外部环境反应更加明显，反之则反应较弱。研究结论：耕地利用系统具有情景依赖特征，可以从系统自组织、系统他组织、系统要素协同三方面构建耕地“非粮化”调控措施。     

近十年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回顾与启示

文章回顾了2012—2022年我国发布的耕地保护政策,采取政策量化分析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耕地数量变化、耕地质量建设和生态保护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近十年我国耕地保护政策不断完善和细化,但政策手段使用并不均衡;全国耕地数量趋稳并逐步回升,但也面临耕地总体质量不高、耕地生态建设和治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在下一阶段制定耕地保护政策时,应科学利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政策手段,充分发挥各政策手段的优势,特别是针对耕地质量建设和生态保护等问题,进一步从经济运行层面探讨经济手段的使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同时还要关注耕地涉及的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下的耕地阈值、不同主体的需求问题,并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和制度需求者的反馈机制。     

中国耕地保护生态治理内涵及实现路径

研究目的：厘清耕地保护生态治理内涵并明确实现路径,为丰富生态文明背景下的耕地保护与治理提供理论支 撑。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归纳法、推理法等。研究结果：（1）中国耕地存在空间适宜性差、作土垂直关系紊乱、生产 生态功能失衡等问题。（2）聚焦耕地保护新要求,中国耕地保护生态治理核心内涵包括“耕地空间适宜性、作土垂直关 系匹配性、耕地生产生态功能协调性”等三个方面。（3）实现路径包括科学技术领域突破、部门形成合力、政策对接融 合转型、区域之间协同共进等。（4）保护与治理工具包括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提升耕地空间适宜 性;调整粮食生产布局、确定合理复种指数等强化作土垂直关系的匹配性;对耕地生产空间进行严格的用途管制,减 少化肥、农药施用量和灌溉投入强度,优化耕地功能的协调性;建立耕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动实现三性协同。研究 结论：中国耕地保护从单独侧重数量、质量保护进入到保护与生态治理相结合的新阶段,要建立起源头控制、过程监管 和末端治理的全流程治理新机制。     

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逻辑及其治理 ——基于耕地种树绿化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以博弈论为基础建立双层博弈分析框架，选取耕地流转种树绿化典型案例，复盘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博弈过程并揭示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动机和行为逻辑，为国家治理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研究方法：质性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能否得到有效抑制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特征，即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是耕地流转“趋粮化”和“非粮化”选择的本质。因此，无论对各级政府还是对种粮主体而言，在国家层面对耕地保护实施“辅之以义、辅之以利”又“辅之以法”的“三辅”并治机制才是防治耕地流转“非粮化”的良策。研究结论：为有效防治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治理能力，应在“三辅”并治的基础上以层层设防的策略来遏制耕地流转“非粮化”的不良趋势，即以“中央政府的奖惩、地方政府的规制、社会媒体的监督和种粮主体的抵抗”这4道防线来筑牢粮食安全的“堤坝”。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的空间分布及地缘关系因素影响路径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中国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的空间分布和地缘因素影响路径,为相关部门规划海外耕地投资活动和企业实施海外耕地投资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定向政策矩阵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空间分析法和路径分析法。研究结果：（1）当前中国在各东道国的海外耕地投资规模具有明显的低水平性和分散性;（2）中国的海外耕地投资在东道国层面符合一般投资规律,但是在整体层面的布局存在较大不足;（3）中国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东南亚地区是中国海外耕地投资的热点区域;（4）地缘关系对中国海外耕地投资呈现着一种复合传导过程,地缘政治是影响中国海外耕地投资规模的关键因素,而地缘政治则受地缘文化的直接影响和地缘经济的间接影响。研究结论：在农业“走出去”战略深入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海外耕地投资东道国已在全球广泛分布,但分布态势较不合理;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是影响中国企业的东道国选择重要方面,相关部门应重视通过地缘政治关系引导中国企业提升海外耕地投资水平。     

强化新时期耕地“三位一体”保护--基于江苏省的创新实践

新时期,耕地保护已从过去偏重数量管控转向强化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文章总结了江苏省耕地保护利用基本情况,梳理了江苏省耕地保护政策体系基本框架,围绕江苏省耕地占补平衡压力大、耕地地力整体不高、污染风险管控亟待强化、耕地保护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难点问题,通过借鉴各地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管理实践创新,从强化落实责任、完善法律法规与行政手段、健全补偿激励机制、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强化耕地保护理论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出新时期强化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思考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