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终极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对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大多采用了“黑箱”的分析模式,即从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来反向推断治理机制的作用。本文以代理成本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两类代理成本在终极控制权和制度环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不同影响路径,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黑箱”内部的运作机理。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最终提升公司绩效;第二,现阶段我国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更有利于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第三,终极控制权集中度和外部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在制度环境水平低的情况下,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有效地提升公司绩效。第四,国有终极控制权能够更好地解决第一和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公司绩效产生正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环境下,终极控制权集中以及国有终极控制权可能在现阶段发挥了投资者保护的部分替代作用。     

管理层股权激励:利益趋同还是利益壕沟——来自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来考察国内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提高了公司绩效,但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激励效果不同:非国有控股公司表现为利益趋同效应,股权激励降低了代理成本,改善了公司绩效;而国有控股公司表现为利益壕沟效应,股权激励对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内部人控制、管理层权力过大是股权激励效应弱化的主要原因。     

市场化进程、自愿性信息披露和权益资本成本

基于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的差异,本文研究市场化进程对自愿性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对自愿性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负相关关系起加强作用;更进一步地,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受较强的政府干预的影响,国有上市公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相关关系更弱,相反,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政府会减少对企业的干扰,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于国有上市公司对这种影响的弹性更大,表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比国有上市公司更能通过披露较多的自愿性信息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高管薪酬:激励还是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增长迅速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收集了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水平,考察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高管控制权、政府管制及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薪酬仅与ROA显著正相关,但与资产获现率(经营净现金/总资产)及股票收益率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高管的薪酬水平随着其控制权的增加而显著提高。(3)对比国有公司,非国有公司的高管更容易利用其控制权来提高自身的薪酬水平。(4)高管高薪并未有效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反而提高了代理成本。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在其薪酬制定中存在明显的自利行为,且这种自利行为降低或者消除了薪酬的激励作用。     

政治关联、所得税税收优惠与经营绩效——基于深市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09年间深市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治关联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关系,以及这些税收优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比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税率更低,但这些所得税税收优惠并没有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获得所得税税收优惠时则显著提高了经营绩效。     

环境规制、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来自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14-2018年A股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能够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地,将总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划分,发现环境规制对代理成本的降低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差异,但对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性差异.具体来说,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会降低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能削弱该降低作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会提升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能强化该提升作用,以上结论在分地区样本中仍然成立,并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中国上市公司外部审计的选择及其治理效应

本文从最终控制人的角度,根据2001—2004年的中国A股市场数据,研究了外部审计选择与中国上市公司内部代理成本的关系。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产生的代理成本越严重,上市公司越有可能选择审计质量较高的“四大”,这种关系受到地区市场化水平、“四大”所在位置以及再融资需求的影响,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四大”所在的地区以及上市公司有再融资需求时,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和选择“四大”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通过二阶段回归,我们发现选择“四大”能提高公司绩效以及降低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层级与企业绩效

针对股权分置改革这一我国资本市场影响深远的事件,基于经济后果的视角,本文利用2001~2010年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公司股权层级的变化及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论文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后随着控股股东与其他小股东间代理冲突的减轻,公司股权层级显著减少。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由于代理成本的下降及对管理层监督的加强,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业绩因股权层级的降低而上升。最后,我们的考察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股权层级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在非国有公司中更显著。     

货币政策、负债融资与股权代理成本

本文基于货币政策的研究视角,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2~2012年的相关数据,结合考虑公司产权性质,研究不同货币政策环境下负债融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负债融资在紧缩货币政策下能有效减少股权代理成本,但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由于国有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和监督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负债融资抑制股权代理成本的效果在这些公司上较差;同时,短期负债降低股权代理成本的效果好于长期负债。因此,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公司应调整融资结构,适当提高负债融资比例,特别是短期负债融资的比例,以降低股权代理成本,提升公司价值。     

什么决定了盈余管理程度的差异：公司治理还是经营绩效?——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3--2005年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数据进行考察,利用调整的截面Jones现金流模型计量操控性应计利润,分析了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之间盈余管理程度的差别及其决定性因素。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进一步地,经验证据还表明,盈余管理程度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来自经营绩效的激励作用,而非公司治理的制约作用。更深入的考察还发现,在所有表征经营绩效的指标中,主营业务回报率对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有着最重要的影响。     

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11年我国主板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持股和股权集中度分别有助于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股权制衡度在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同时会一定程度上提高第一类代理成本;机构投资者对降低两类代理成本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当用管理费用率衡量代理成本时,国有控股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高于其他公司,而第二类代理成本低于其他公司,适度的负债也有助于降低两类代理成本。     

大股东资金占用和公司绩效：来自其他应收款的证据

在具体考察大股东资金占用的经济后果和制度成因时,首先发现其他应收款比重不仅对公司经营绩效（EPS和ROE）具有显著且较强的负面影响,还对公司盈利能力（盈利概率）具有显著且较强的负面影响。结果表明,大股东通过其他应收款账户对上市公司的占款行为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和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并会损害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以及公司长远发展的后劲。另外还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其他应收款比重具有显著较强的非线性影响：当第一大股东的控股地位较弱时,第一大股东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去改善公司绩效,并减少对上市公司资金的无效占用;当第一大股东的控股地位较强时,第一大股东具有较强的动机和能力去攫取私人利益,并增加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国有产权、公司特征与困境公司绩效

尽管众多研究表明国有产权在公司正常经营期间会降低绩效,但一旦陷入财务困境,源于国有产权的预算软约束却可以降低财务困境成本,从而有利于国有公司。本文以1999—2005年期间发生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在财务困境期间国有产权对公司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并且当公司规模较小或者财务杠杆较高时,这种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代理问题、投资者保护与公司价值——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4年223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按照最终控制人性质，将样本公司分为国有和民营金字塔控制两种主要类别，研究了代理问题在哪些公司较为严重，法律对于投资者保护是否能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价值并无显著差异；随着政府层级的提升，国有控制公司价值提高；民营金字塔控制公司最终控制人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对公司价值有负向作用；法治水平高的地区，其所属公司价值较高；海外上市提高了民营公司价值，但对国有公司的作用不显著；证券监管机构发挥的作用尚存不足。     

市场化水平、宏观经济周期与资本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差异性分析

本文以1998～2013年中国不同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宏观经济条件与地区市场化水平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融资约束条件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周期阶段和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实证结果表明:在宏观经济衰退时,融资渠道变窄导致融资约束型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而非融资约束型企业则由于代理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更倾向于债务融资而提高资产负债率;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则促使企业更加倾向于减少债务融资而提高股权融资权重,但调整的幅度存在差异.宏观经济因素在企业的融资决策中是重要因素,不同市场化水平下的资本结构在宏观经济条件冲击下具有不同的表现.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绩效——基于代理成本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沪深上市公司2009—2015年的数据,借助多元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董事高管责任险、两类代理成本及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险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高管责任险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激励效应和外部监督职能,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第一和第二代理成本;通过对两类代理成本的显著降低,董事高管责任险对公司绩效产生正的中介效应。     

国有股减持问题的再思考

一、国有股减持的意义 1、国有股减持有利于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 国有股的减持,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局面的改变,能够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减轻公司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降低代理成本;同时,也能促进公司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以及证券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有效发挥其"重组"和"转换机制"的功能,让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能有效的发挥其作用.这样,对于公司经营绩效的提高,也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地区要素市场发育、国有控股与成本和费用粘性

本文研究了地区要素市场发育对中国上市公司成本和费用粘性的影响及其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公司所在地要素市场发育水平越高,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成本粘性都会越小,但对国有控股公司的影响更大;国有控股公司费用粘性越小,非国有控股公司费用粘性则不显著。结果表明,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而言,由于受政府干预和地区市场分割的限制较多,国有控股公司的要素配置和调整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当地要素市场发育,因而使得公司所在地要素市场化程度对其成本和费用粘性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深化企业成本和费用粘性的形成机制、特点以及中国市场化进程和产权改革的经济后果方面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上市公司“出身”与盈余质量研究

本文克服以往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比较研究的局限性,考虑到国有股减持与股权分置改革的影响,以公司实际控制人属性与上市方式的交叉标准替代以控股股东属性或实际控制人属性的标准,确定上市公司的“出身”;同时,考虑到中国股票市场为典型的“政策市”、“消息市”,为克服以盈余与股票收益关系刻画盈余质量的局限性,以暂时性损失的持续性、可操控应计及应计质量刻画公司盈余质量,考察了上市公司“出身”对其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盈利能力、成长性、规模及所有权结构等条件下,当不考虑上市方式的影响时,国有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更高;而在考虑上市方式的影响时,国有首发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最高,国有买壳上市公司及民营首发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次之,民营买壳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最差。     

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与绩效分析

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绩效并非完全是其股权结构问题 ,而是与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密切相关 ,如股东缺位导致产权制度失灵、委托代理机制失灵、国有股不能流通导致股市机制对上市公司的竞争压力作用丧失等。要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 ,必须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