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有型犯罪研究

持有型犯罪是以行为人持有特定物品或财产的不法状态为基本构成要素的犯罪。近年来，持有型犯罪在实践中发生的几率不断攀升，而刑法中关于该类犯罪的规定却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为进一步完善立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本文将从持有型犯罪的立法价值以及如何更为科学地设置具体的持有型犯罪等方面束加以论述。     

对嫖宿幼女罪的否定性评价

嫖宿幼女罪是我国97刑法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一个罪名，关于此罪的设定有很多疑问，从是否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否符合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保护的法益是否明确，行为人主观状态和犯罪客观要件的构成标准诸方面来分析，笔者认为此罪不应单独成罪，而应与强奸罪中的奸淫幼女行为归于一罪进行处罚。     

危险驾驶罪的理解与适用——以《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修改为视角

2015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针对危险驾驶罪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超载超速驾驶、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两种行为方式,同时将机动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纳入该罪的犯罪主体范围,为全面规制危险驾驶犯罪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但是,新增规定中的"校车""旅客运输""严重超过"等词语在认定过程中均存在一定模糊性,有必要厘清其涵射范围,因此文章主要以《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修改为出发点,对危险驾驶罪新增入罪情节和新增主体的理解和适用进行分析。     

交通肇事罪的"共犯"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是共同犯罪。”我国刑法理论界也普遍认为“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共同犯罪是指二人基于共同故意而共同实施的犯罪”,等等。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过失共同犯罪,刑法理论界也普遍不承认。刑法第25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会计职业判断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已经实现了由"规则导向"向"原则导向"的转化。在会计活动中,会计核算对职业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计职业判断的重要性愈发突显;然而,由于会计准则本身的局限性和经济业务事项的复杂性,致使在会计职业判断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多方操纵等诸多问题。本文基于内部控制角度,从会计职业判断的特点及应用性出发,提出综合运用内部控制要素来提高会计职业判断的可靠性,旨在合理保证判断的公允性,进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犯罪构成及其客体要件分析

犯罪构成作为刑法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罪刑法定原则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采用了与德、日及英关不同的综合式的模式，将犯罪构成作为评判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但在实践中这一标准因为《刑法》第13条的但书及排除违法性事由出现了例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犯罪客体要件存在漏洞，将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作为了客体要件。为了将这些例外情形纳入到犯罪构成中，应该对我国犯罪构成的客体要件进行修正。     

浅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2006年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后，会计事项的不确定性扩大了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范围，提高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显得迫在眉睫。笔者从会计职业判断的概念、会计职业判断应遵循的原则、会计职业判断在新会计准则下的应用、提高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交通肇事罪中的转化犯问题研究

"转化犯"这一称谓目前已被学界广泛接受,但涉及到这一称谓的内在本质时,学界则莫衷一是。笔者认为,所谓转化犯是指:在行为人实施一个故意或过失犯罪所造成的不法状态中,由于行为人的连带行为又触犯了另一较重的罪名,从而以后一个犯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     

激愤杀人刑法规制辨析——以“应当”从轻量刑为切入点

司法实务中频发的激发杀人案件引起刑法界的关注和侧目,对激愤杀人的量刑和定罪模式更是观点各异,但通说认为激愤杀人的特殊构成要件——被害人的不当言行是导致激愤杀人的起因,因此对激愤杀人行为人予以从轻处罚。激愤包含"义愤"和"愤恨"两种情形,给予"一刀切"的刑法规制办法不符合罪行均衡原则。生命法益的贵重以及行为人完整的刑事责任能力也决定了并非所有激愤杀人都应当从轻处罚。因此,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进行指导,并参考激情杀人审判实例,应该是激愤杀人刑法规制的可行路径。     

现行法律体系下破解治超难题的路径选择

正2020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通过,该修正案于2021年3月1日实施。此次修正案对青少年犯罪起刑年龄、证券犯罪、侵犯知识产权及商业秘密类犯罪做出了最新修订。但是,公路交通行业呼吁多年的"超限入刑"并没有在此次刑法修正案中实现。有专家指出,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在立法、执法、守法三方面都存在问题,刑法罪名无法启动,而涉及损害公路的司法解释缺失,是目前难以用刑法手段规制超限行为的根本原因。     

我国反洗钱犯罪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反洗钱犯罪的立法中存在着上游犯罪范围过窄、洗钱罪的主体和罪过形式有限、缺乏专门的反洗钱法等问题，这些严重阻碍了金融和司法机关对我国洗钱犯罪的控制和打击。而从我国洗钱犯罪的现状看应有步骤地扩大上游犯罪范围，尽快制定出专门的反洗钱法，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合作以有效地预防和打击我国日益高涨的洗钱犯罪活动，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的适用现状与原理之探

司法解释将基于刑事政策的需要、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阻却违法性与阻却有责性等情形都作为但书规定的具体化内容予以规定;审判实践在此之外,更是将但书条款作为疏导个案法感情或者实现量刑需要而操作的手段。《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的适用已经泛滥值得警惕,需要探索但书规定的统一的使用标准与原理。在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下试图规范但书规定的适用,由于无法妥处但书规定与犯罪构成的关系,使得教义学原理的探寻在宏观结构上难以成立。在阶层式犯罪论体系下,根据但书规定的法文表述、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不足、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合理及其与但书规定的互补性,可以将但书规定视作提示违法阻却事由存在的注意性规定,以保证但书规定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得以规范。     

特殊预防视角下的终身监禁价值评析

为严惩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对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之死缓犯增设了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新规的创设及其付诸实施,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学界的激烈争议。文章从特殊预防的视角分析,认为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作为一种新制度,其本身也存在相关弊病,为降低其负面效应,在司法实践中应合理审慎加以适用。     

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刑法定性分析——以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为视角

重庆万州袭击公交车司机事件社会危害性极大,但对该类行为如何定性,实务界与理论界分歧颇大。因此,用刑法理论来分析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为正确定罪量刑奠定法理基础迫在眉睫。文章以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为视角,客观分析各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罪过,为罪刑相适应提供法理依据。基于法律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目的,可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     

试论诉讼诈骗行为

诉讼诈骗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种犯罪行为。依据对诉讼诈骗的概念、特征及各种诉讼诈骗定性观点的实证分析研究认为，诉讼诈骗应当归属于我国刑法中诈骗犯罪的范畴。     

浅议法人犯罪

<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法人制度的确立,法人在商品经济中所具有的独立经济实体的地位得到了确认.法人在参与社会活动时,由于法人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因而法人就可能在其经济活动中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从而进行经济犯罪.在现实生活中,法人大量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和少量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同步进入社会领域,尤其在经济犯罪领域,由法人实施违法犯罪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而且危害社会的程度很大.为了遏制法人犯罪,国家立法机关已通过立法肯定了法人能够成为某些经济犯罪的主体.不过我国现行刑法典是以自然人犯罪为本位的,传统的刑法理论也是以此为对象的.法人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固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然而法人犯罪从构成的结构到实现刑事责任的方法毕竟都不同于自然人,因此有必要对法人犯罪的独特构成内容加以研究.     

“买短乘长”铁路逃票罪与非罪问题研究

针对“买短乘长”铁路逃票现象,刑法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有观点认为需要对该类行为中逃票金额较大、情节严重的情形以诈骗罪或者盗窃罪定罪处罚。由于“有偿服务”本身不能成为取得型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在这类案件中只有相应的对价请求权能够成为可能的行为对象。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语境下难以对此类行为做出诈骗罪或者盗窃罪的认定,而是应当做出无罪的认定,并由前置部门法予以预防和规制。     

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理论基础探讨——以可罚的违法性为基础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学者们对于犯罪概念中“但书”的规定有很多论述，但是对于它的理论基础问题却大都置之不论，难以对“但书”的立法规定形成理论支撑。以“可罚的违法性”为基础，探讨其作为“但书”理论基础的可能性，则利于为“但书”提供较为充足的理论支持。     

试论非法运输、持有、携带枪支、弹药罪的关系和适用

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和非法携带枪支、弹药危及公共安全罪是新刑法第125条、第128条、第130条分别规定的犯罪。对于这三罪，原刑法规定不甚完备，除了对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由原刑法第112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外．对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犯罪行为，原刑法没有作规定；对非法携带枪支、弹药危厦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其规定则散见于《集会游行示威法》、《铁路法》及《民用航空法》等附属刑法中，比照原刑法第163条私藏枪支罪处罚。     

风险刑法视阈下危险驾驶罪立法检视与反思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其进行了修订,体现了刑法对社会风险的应对。而风险刑法对传统刑法提出了挑战,其本身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为了应对社会风险,有必要对传统刑法进行合理的变革,但传统刑法蕴含的自由、正义、谦抑等价值理念不能摒弃。现阶段,应当秉承传统刑法基本价值理念,借鉴、吸收风险刑法理论的有益成分,弥补传统刑法在应对社会风险上的不足,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