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采用2006-2009年江西省11地级市20个制造业构成的时间—地区—行业的三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的关系,并运用新地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拐点出现的原因.结果表明: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时,加工制造业较非加工制造业需要更高的专业化水平,非加工制造业较加工制造业需要更高的集聚水平;要素禀赋高的鄱阳湖地区较要素禀赋低的非鄱阳湖地区可以达到更高的产业集聚、地区专业化水平;江西省11个地区的产业集聚、专业化水平远没有达到经济增长最大时的水平..     

地区专业化、产业集聚与省区工业产业发展

本文从产业内(MAR型)与产业间(Jacobs型)的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争论入手,构造地区专业化和产业集聚的指标,利用31个省区24个产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及稳健性检验,计量结果证明:产业结构单一化与产业发展负相关,专业化非常不利于落后省区的产业发展;而产业集聚与产业发展正相关,产业集聚对产业的发展正向作用程度要大于产业专业化的负作用。     

我国制造业集聚转移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与对策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重要和核心产业,其发展和集聚的失衡,不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而产业转移是解决并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途径之一。借鉴国内外产业转移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我国东部、东北和中西部三大区域间制造业转移的态势、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认为我国实现区域平衡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改善投资环境、依靠区域特色、降低运输成本及发挥政府调控等方面着手。     

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减缓效应:理论与实证

空间上密集的经济活动比空间上分散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深刻与复杂,在环境规制日益严厉的背景下,研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在经典的"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环境规制、污染排放、跨境污染和部门间生产负外部性因素在内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利用广义矩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检验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及其门槛效应,利用敏感性分析方法检测SO_2估计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具有边际污染排放递减规律,由此导致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环境规制导致环境污染抑制效应,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联动效应;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因此,提出政策建议为:加快提升产业集聚发展水平,实行差别化的产业集聚发展战略,构建更为严厉的环境规制体系。     

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趋势及分析

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和地方化基本呈现增长趋势,但制造业总体空间集聚程度一般,区域特色有待加强;产业集聚程度由高到低的行业分布基本与从技术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路径一致。     

产业集聚、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空间集聚理论角度,利用2005-2010年我国我国省会城市为样本,分析产业集聚与地区工资差距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1)制造业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为正的显著性,且对地区工资水平影响力较大.(2)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对经济增长以及工资差距都有显著影响.(3)产业聚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当聚集程度进一步加大时,聚集效应产生的负的外部性反而会抑制经济的增长.     

中国装备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是现代产业发展中的重要趋势.利用产业集中指数和产业集中率指标,对1994～2005年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及其变动进行测度,发现中国装备制造业总体上空间集聚程度不断提高,集聚是中国装备制造业主要的变动方向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主要聚集地区.     

经济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分布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了1990～2004年我国地区专业化和产业地理集中的变动趋势,并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做了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专业化水平和制造业地理集中程度均有较大幅度上升,这和新经济地理论的预测一致。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分析表明,规模经济是决定制造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源于地区之间相对技术差异的比较优势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地区间的贸易成本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呈逐步减弱的趋势。产业内联系和产业间联系对制造业的地理集中没有显著影响,从而没有支持新经济地理论的预测。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集聚与扩散的尺度效应与政策启示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源自于临近地区间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还与地区间优势互补效应的发挥密切相关。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地理临近性在给模仿学习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容易出现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从而导致老工业区的没落。本文通过对长三角地区两位数制造业的分行业SP指数及其引申变量值的测量,发现在省域范围内制造业集聚存在一定的自相似性。而在跨省空间范围内,这种自相似性并不存在。省际间行业要素流动正趋于缓慢的集中优化过程中。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的这一演化趋势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空间转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政策启示作用。     

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产业集聚现象

文章使用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讨论了产业集聚现象的影响因素,并利用1999-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产业集聚的因素.发现:①比较优势仍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前提;②产业一旦在特定区域形成集聚现象,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会促进这种集聚趋势进一步增强;③打破地方贸易保护障碍,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区域的专业化发展.     

浙中城市群综合集聚度及核心城市

浙中城市群作为浙江省三大主体城市群之一,在浙江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在崛起中的浙中城市群,各个城市的规模和功能还相对较弱,任何一个城市都难以单独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城市.通过对浙中城市群城镇综合集聚指数的测算分析,结合各城市的发展态势和区位特点,将浙中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确定为金华市区一义乌联合中心,并分析该联合中心的可行性及意义.     

中国制造业省区间分布的集中与分散研究

利用1980—2000年中国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数据,计算并分析各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及其变动趋势,判断各工业行业在省区之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及其变化趋势。分析结果发现:①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我国26个制造业工业行业总体的空间分布趋于集中。12个分散分布型工业行业中有9个分散的程度有所收敛,9个集中分布型行业中有5个集中的程度得到加强,另有5个行业的省区分布由分散型转为集中型;②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对行业生产的地域集中有较大的影响;③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偏好及行业投资重点的差异会导致相应投资行业的生产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     

新经济地理学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机制过程及其意义

西方新经济地理学是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其理论形成于1980年代至1990年代。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通过研究,文章认为其形成机制有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和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等,其形成过程有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的相互作用、累积循环效应和产业区位形成的历史偶然性,并对此进行了理论阐释。新经济地理学对经济活动空间集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构,虽然并没有得到同样在关注空间集聚的经济地理学家的认可,然而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丰富了国际经济学中的跨国企业的区位理论,另一方面丰富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集聚过度及其生产要素拥挤实证研究

采用产业区位基尼系数、空间分散度指数、MHHI系数、产业规模指数衡量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计算结果表明1980—2007年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呈总体上升态势,并存在明显的"东倾"特征。通过生产要素投入—产出趋势分析研究,发现并非所有制造行业生产效率与产业聚集度成正相关,东南沿海一些制造业空间聚集过度,生产要素拥挤现象明显,生产要素配置存在输入剩余和输出亏空。数据包络分析结果显示:减少生产要素配置输入(剩余)、改进生产要素配置比例,不仅可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改善生产效率,从而达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的目的。研究结果对当今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东南沿海产业转移等具有实践启示和理论指导作用。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集中度变化特征及其区域效应分析

通过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制造业)企业500强的相关数据分析,揭示出中国制造业企业一般集中度和地理集中度的变化特征,总结了新时期中国制造业企业聚集的区域模式。研究发现:①中国制造业企业整体处于行业不断集中的趋势,但也出现过集中度下降的现象;②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其内部集中与扩散现象并存;③可将中国制造业企业分布归入7大经济区域,并表现出与地区经济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的特征。     

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集聚:基于省级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笔者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利用1999年～2008年省级相关数据,对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沿海区位和文化资源禀赋优势促进了文化产业集聚;人力资本、交通通信、文化消费的提高也有利于文化产业集聚;政府财政支持对文化产业集聚有正面影响;文化产业集聚存在空间正溢出效应。     

Capital Mobility, Agglomeration and Corporate Tax Rates: Is the Race to the Bottom for Real?

Based on a data set for 19 OECD countries for the period 1981–2001,we estimate the impact of FDI on corporate tax rates, wherechanges in FDI are a measure for changes in capital mobility.So far the literature has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ed butrather different question as to the sensitivity of FDI to taxrates. Our article takes an opposite perspective and asks whatthe impact of capital mobility is on corporate tax rates. Indoing so, we explicitly take the role of agglomeration intoaccount. In theory, core countries can afford a higher tax ratecompared to peripheral countries. In our estimation strategy,we instrument capital mobility to deal with reverse causality.The main conclusion is that increased international capitalmobility, measured by FDI flows, implies a lower corporate taxrate. But we also find that agglomeration matters: core countrieshave a higher corporate tax rate than peripheral countries.If there is a race to the bottom, it seems that it is more realfor some countries than others. (JEL code: H25)     

跨国公司在华R&D的空间格局及成因

伴随着RD全球化,跨国公司海外RD的空间布局问题成了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通过分析外资在华RD的空间特征,并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实证考察其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我国外资RD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少数区域,且高度聚集在大型中心城市,区域差异显著。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优惠政策等传统区位变量未能很好地反映外资在华RD的空间格局,而新经济地理理论所揭示的贸易成本、技术溢出、市场规模、外资区域生产水平以及区域历史外商RD投资等集聚变量是导致外资RD空间集聚的重要原因。     

产业集聚、所有制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

产业集聚理论认为,同一产业内的企业由于正的外部性具有聚集在同一地理范围内的倾向。在本文中,我们运用条件Logit概率模型,结合国家统计局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数据,估计产业集聚程度、所有制结构以及其他传统的地区特征因素对外商投资企业地理区位选择的影响。我们发现存在非常显著的集聚效应,这意味着偶然的政策和历史因素将长久地影响企业生产活动的地理分布,这对理解中国的地区差异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