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研发的直接效应还是溢出效应

通过改进的菲德模型,分离出研发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讨论了研发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识别出经济增长的动力。理论模型表明：研发的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研发的直接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在要素边际收益上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相对大小;短期内,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但长期看,研发驱动经济增长,动力来自研发的溢出效应;应用研发始终促进经济增长,而基础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经济政策不会改变研发的溢出效应,但可以改变研发的直接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基础研发的溢出效应和应用研发的直接效应。     

经济增长动力是研发的直接效应还是溢出效应

通过改进的菲德模型,分离出研发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讨论了研发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识别出经济增长的动力。理论模型表明：研发的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研发的直接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在要素边际收益上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相对大小;短期内,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但长期看,研发驱动经济增长,动力来自研发的溢出效应;应用研发始终促进经济增长,而基础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经济政策不会改变研发的溢出效应,但可以改变研发的直接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基础研发的溢出效应和应用研发的直接效应。     

经济增长动力是研发的直接效应还是溢出效应——基于改进菲德模型的研究

通过改进的菲德模型,分离出研发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讨论了研发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识别出经济增长的动力。理论模型表明:研发的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研发的直接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在要素边际收益上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的相对大小;短期内,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但长期看,研发驱动经济增长,动力来自研发的溢出效应;应用研发始终促进经济增长,而基础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经济政策不会改变研发的溢出效应,但可以改变研发的直接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基础研发的溢出效应和应用研发的直接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绿色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激励效应与抑制效应

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绿色信贷政策作为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中规模最大且发展最成熟的组成部分,其激励约束机制能有效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3—2012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以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工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绿色信贷政策对鼓励类企业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对限制淘汰类企业则存在抑制效应。第二,激励效应源于鼓励类企业实现的技术进步,抑制效应则由于限制淘汰类企业的技术退步。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既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鼓励类企业的激励效应,也有效缓解对限制淘汰类企业的抑制效应。第三,相对于外资企业和国有内资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内资企业中显著存在。重视研发投入的非国有内资企业能通过绿色信贷政策有效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内地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突破“经济-环境”压力的关键所在。政府行为能够有效弥补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天然不足。为进一步探究政府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以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及交互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政府研发资助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更大；两者互补耦合更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双循环格局下研发溢出与中国工业产品复杂度

产品复杂度的提升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一国生产复杂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越多,该国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就越能立于不败之地.本文详细论述了双循环格局下研发溢出影响产品复杂度的机制,并利用中国32个工业行业2000-201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研发溢出对中国工业行业产品复杂度的影响效果.理论机制分析表明,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研发溢出可以通过竞争效应、反馈效应、市场需求引致效应、示范模仿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促进产品复杂度的提高.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内的研发可以显著促进产品复杂度的提高,产业间的研发虽然与产品复杂度正相关,但不显著;外国研发通过进口渠道和其他渠道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产品复杂度;外商直接投资也对中国工业产品复杂度的提高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行业人力资本是中国工业产品复杂度提高的重要促进因素;产品复杂度具有显著的累积性特征,上一期产品复杂度对当期产品复杂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研发资助、互联网发展与中国创新效率

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互联网+”战略实施以来,中国政府对如何有效发挥研发资助和互联网作用来提高创新效率开展了积极探索。利用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政府研发资助、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互联网发展对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且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比对科研机构的效果更强,互联网发展对上述资助效果均呈现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当互联网发展跨过一定门槛后,政府研发资助效果均扭转为显著的促进效应,且政府对企业比对科研机构研发资助效果对应门槛值更低且效果更强。因此,建议加大政府研发资助尤其是对企业的资助力度,并注重对科研机构提供长期稳定研发资助;积极提升互联网发展水平,缩小各地区互联网发展差距;加快推进互联网与创新要素的融合渗透,有效营造政产学研互联互通环境,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效应。     

智能制造、技术整合与绿色技术创新

充分发挥绿色技术的关键支撑作用是加快建立和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关键。本文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智能制造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智能制造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技术整合在智能制造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正向中介作用。在异质性分析方面,智能制造对高水平和高难度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独立的研发创新和前端研发生产环节的创新活动的作用会更显著;当企业规模较大、资本较为密集以及位于东部地区时,智能制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资本市场开放、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基于不同经济周期的视角

随着对外开放步入高水平深化阶段，经济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周期，将会给作为企业创新力核心的研发投入带来何种变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以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为样本，借助“沪深港通”政策的落地，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资本市场开放宏观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并探究不同经济周期下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增加；资本市场开放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在经济萧条期，资本市场开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显著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中介效应得到证实；在经济繁荣时期，中介效应不显著；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了研发投入的逆周期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信息环境较差和内外部治理较差的企业中，资本市场开放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基于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的角度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正向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证明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于推动产业新技术变革、促进实体经济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全球化、自主研发与雾霾污染——机理分析及中国经验

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结合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构建“FDI－自主研发－雾霾污染”逻辑框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全球化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①FDI通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增加雾霾浓度,通过绿色技术与自主研发两个渠道有利于减霾;②FDI和自主研发协同在导致产业结构污染化的同时,产生了显著的绿色技术效应;③FDI对雾霾污染具有动态影响,当地区迈过一定经济发展门槛后,FDI对环境的影响由“污染天堂”效应转向“污染光环”效应。同时,FDI的“污染光环”效应随地区自主研发能力提升而增加;④雾霾污染在空间维度、时空双重维度上分别呈溢出效应和警示效应,且FDI通过环境“逐底竞争”和产业转移等途径加剧周边地区雾霾污染。因此,在顶层设计和全局规划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创新驱动、联防联控等协同努力,可规避全球化带来的环境风险,实现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双赢。     

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倾向评分匹配倍差法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倾向评分匹配倍差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能够有效促进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研发投资,且政府补贴的促进效应与补贴强度之间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促进效应因企业类型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政府补贴对民营、中小型、中西部及资本密集型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遵循成本效应及创新补偿效应的视角,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进行理论阐释,并以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为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这一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模仿型技术创新和原创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呈现出类似V形的关系。此外,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经济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在以研发投入为机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作用机理时发现,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也呈现类似的V形特征。总体来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遵循成本效应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占主导地位,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一定的门槛后,创新补偿效应才占主导地位。     

研发投入、国际化程度与制造企业价值的门槛效应分析

以2012-2018年有国外销售收入的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当期、滞后1期、滞后2期研发投入以及国际化程度对企业价值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价值呈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存在单一门槛值;各期研发投入以国际化程度为门槛,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呈U型关系,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且滞后1期与滞后2期研发投入的双重门槛值几近相同;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人力投入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而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负向影响企业价值。研究结论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引领我国制造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推进国际化进程、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动力与溢出效应——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产品多样化模型,推演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动力模型。采用2000—2013年中国242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结合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了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市TFP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城市TFP增长主要受到本市与临近城市的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双重作用;城市的研发投入对自身TFP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地区TFP增长的影响不明显;相邻城市的人力资本对TFP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人力资本对TFP增长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分析

基于2002—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相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规模扩大和资本配置效率改善，进而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这种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处于成长成熟期企业和未进行研发操纵企业中更显著。此外，外部环境对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结论可以为高企认定政策效果评价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我国完善选择性产业政策设计提供政策启示。     

企业所有权视角下融资活动与研发创新互动关系研究——对54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企业融资活动与研发创新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融资活动对研发创新的影响,有关研发创新如何影响融资活动的研究认知尚存在争议。通过分析二者间的互动机理,提出所有权差异是导致互动关系异质的重要情景因素,进而构建PVAR模型,以2011—2016年我国内地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展开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4种融资活动均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内部融资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效应最强,政府补助次之,最后为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②研发创新能有效提升企业外部融资能力,但对内部融资和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较小;③内部融资、政府补助对非国企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高于国企,但国企研发创新对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的影响程度则高于非国企。     

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我国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引入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两个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OFDI未显现出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呈弱负效应,但通过以下两条路径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正向效应,即“OFDI→国内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OFDI→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为负值,中部地区的正向直接效应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OFDI通过国内研发投入产生的间接效应,仅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O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再带动人力资本产生的间接效应,在东中部为正、西部为负。     

校企知识流动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空间面板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将校企知识流动过程分为知识研发阶段和知识转化阶段,采用两阶段DEA模型分别测度了校企知识研发效率和校企知识转化效率,并基于空间面板Tobit模型研究两种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我国高校的校企知识研发效率整体高于知识转化效率,并且两种效率均具有地区分布不均衡性,莫兰指数验证了两者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高校层面,高校创新能力对知识研发效率存在促进效应,但是,对知识转化效率存在抑制效应,科研人员结构只对知识转化效率存在正向影响,政府科研支持对知识研发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均具有积极作用;在省域层面,省域创新集聚水平与地区经济水平对知识研发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投入只对知识研发效率存在促进效应;校企知识流动效率的影响机制对不同地区和不同高校类型具有异质性。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