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批准在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建立的重整计划强制批准制度,是重整计划顺利实施的有力保障。在我国的证券市场背景下,上市公司有更强烈的需求和动力适用破产重整制度。由于我国并没有针对上市公司破产重整强制批准的规范,法院在审查上市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时,只能遵循一般强制批准适用条件和最高院的指导文件。在地方政府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压力下,法院往往放松了对重整计划草案审查的标准,强制批准制度在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出现了适用异化的情况。文章在对上市公司重整计划强制批准适用条件及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法院应当保持中立地位,审慎使用强制批准权等建议。     

论基于禁诉令制度的中外司法博弈

禁诉令制度有利于解决国际平行诉讼导致的国际管辖权积极冲突,多数国家予以采纳。随着我国法院签发禁诉令实践的日益增多,以及司法态度从消极防守向主动防范的转变,我国将无可避免地加入管辖权的争夺混战中,基于禁诉令制度的中外司法博弈将频现。该司法博弈的核心在于禁诉令违禁罚则的较量,只有以进为退采用更重的违禁处罚策略,才能发挥禁诉令制度解决国际管辖权积极冲突的功能,并避免潜在的国际管辖权消极冲突。与域外实践相比较,为避开我国禁诉令违禁处罚力度较弱的法律规定短板,我国法院在作出行为保全裁定时突破性地采用“顶格以日计罚”的严格处罚策略,该策略兼具合法性和合理性,与我国秉持的大国司法理念相符,可在签发海事强制令时沿用。此外,为贯彻严格处罚的策略,我国法院应在条件具备时积极打出“罚款+拘留”的组合拳。     

侦查理论研究的两种新视角

从侦查基本理论范畴所具有的意义出发，“纯粹侦查学”和“刑事司法系统”为两种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区分事实和法律两个范畴，“纯粹侦查学’’的研究视角认为侦查主要解决事实问题，“刑事司法系统”的研究视角对侦查的功能进行了新的界说。     

刑事立案程序的独立性质疑

本文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刑事立案程序中存在的弊端，并对其程序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现行立法的不合理导致在立案阶段侦查机关采用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的非法性，同时也是司法实践中不“破”不“立”现象的一个成因。在考察了国外相关立法之后，建议取消立案程序，代之以相对简化的初步侦查步骤，将其纳入侦查大程序之中。     

论我国侦查模式改革的社会基础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正在运作之中，侦查程序成为此次修改的重中之重，但焦点大多聚集在羁押及其司法审查、如何遏制刑讯逼供等方面，这些当然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法律的修改与制定，绝不能离开它的本土环境去运作。中国是一个无论在地理环境上还是人口素质与数量以及国家结构与体制上都很特殊的国家，而这些恰恰是法律实现的社会基础。侦查模式的重新构建，要高于现实，但绝不可脱离现实。     

侦查讯问之制度性问题研究

近年来，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诸多的理论研究显示出各界对侦查讯问工作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以侦查讯问工作的制度性问题为切入点，考察了刑事诉讼对侦查讯问的价值定位，以及现行的诉讼证明模式和侦查政策等制度性问题对侦查讯问工作带来的实质性影响，并从这些制度性问题的内在基础出发，阐述了侦查讯问制度改革应当注意的诸多问题。     

法律的闲置与滥用——法律实行的困境分析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是一些法律规范被滥用，一是许多法律被闲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律自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司法环境的不理想。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法律本身固然需要不断完善，但更重要的是司法环境的改善。     

刑事调解制度在我国构建的文化与理论基础——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存在都根植于一定的文化与理论基础之上，刑事调解制度也不例外。研究刑事调解制度构建的文化与理论基础，可以为刑事调解制度的构建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与制度设计上的参考；而刑事调解制度的成功构建，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刑事司法的人性化，更好地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走私犯罪与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侦查走私犯罪的重要措施和手段，我国也在不同程度地适用这一有效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和指导，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其效能的充分发挥，也极易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鉴此，本文分析了走私犯罪案件运用诱惑侦查的条件，提出了走私犯罪案件诱惑侦查中诱饵的设计方案，以及走私犯罪案件诱惑侦查的策略和方法，以期能对我国当前的缉私实践提供借鉴。     

企业合规不起诉“双轨制”模式之提倡

随着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逐渐推向全国,需要对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路径推进方式(模式选择)作出回应。检视域外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实施的现状,可以提炼出“检察官自由裁量模式”和“司法审查模式”两种路径。然而基于以下考量,我国难以直接借鉴：一是单位归责模式的不同;二是检察机关权力职能的差别;三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限制;四是“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的原则与我国实践不符。我国理论界目前存在“合规检察建议说”和“附条件不起诉说”两种观点,两种模式都是我国司法实践的有益探索,然而“单一制”模式又面临诸多的制度困境和现实难题,难以承载起预防犯罪和促进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双重使命。检察建议模式与附条件不起诉模式并存发展的“双轨制”模式具有必要性基础、正当性基础以及现实性基础,因而可以推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长远发展。     

论我国侦查策略的理论来源

侦查策略从本质上而言是侦查主体为达到一定的侦查目标在实施侦查行为的过程中对侦查对象采取的灵活有效的方法。我国侦查策略中蕴含的灵活有效的方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有着广泛的渊源，其主要的理论来源包括三个方面，即军事策略思想、侦查实践经验及科学理论和方法。     

接受物权法挑战的岂止汽车强制报废

物权法一旦实施,实施10年的汽车强制报废制度,将失去依据。据《羊城晚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广州汽车集团总经理曾庆洪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对私家车的报废,应该以自愿为主,政府不应该再强制了。     

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它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是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人工智能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影响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应用于我国司法实践,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法律固有的保守性、人工智能本身的超前性,在法律行业兴起一股智能技术热潮的同时,对司法主体、司法秩序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伴随着司法数据安全和法律人失业等风险。面对技术革新的大势所趋,对智能时代的司法实践应以引导和监督为主题,以有限理性的方式管控司法实践主体,监督法律数据风险,创新法律业务机制,加强两个领域专业人员的彼此合作以及专门知识的跨界研究,使智能技术真正满足司法之所需,推动智能司法实践的理性前行。     

二级维护难题的破解

1995年发布的《汽车运输业车辆技术管理规定》将我国的汽车维修制度指导原则改为“定期检测、强制维护、视情修理”，其中初步提出了强制维护。2001年国家制定了《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将汽车维护分为日常维护、一级维护、二级维护，其中二级维护是由专业的修理企业实施，属于强制维护，必须按期进行。     

侦查情势构造分析

任何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都处于运动、变化、发展的侦查情势中，情势的易变性决定了侦查活动的复杂性。为了深刻把握侦查情势的运行规律，我们通过勾画侦查情势构造图的形式，运用静态分析的方式，从侦查中主体、客体与环境的关系入手，以案件结构要素与侦查基本程式的关联性为目标，力图准确地剖析侦查情势构造，进而对侦查情势进行科学解读。     

论违宪审查制度

关于修宪的争论暂时平息 ,伴随宪法的完善而引出宪法的贯彻实施问题。因为宪法较抽象 ,缺乏可操作的程序 ,并因其要约束的主体对合法暴力的垄断 ,增加了其实施的难度。然宪政及法治国的关键不仅在于制定良法 ,更在于执行良法。保障宪法实施的关键在于建立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本文辨析对违宪审查的几种误解 ,考察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及现状 ,并提出在现阶段构建切实可行的违宪审查制度的一些思考。     

卧底侦查的操作要领

卧底侦查是侦破暴力集团犯罪案件的有效对策之一。为了能更好地运用这一侦查对策，本文围绕卧底侦查的具体操作要领，如侦查目的、卧底侦查员条件、建立方式、打入前的准备、侦查的实施、与指挥员的联系等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在实战中减少失误，提高卧底侦查运用的成功率。     

管理部门应诉的要点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方略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行政机关的具体要求，其核心内容是行政行为必须以法律为规范，受法律支配，符合法定要求，并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包括行政机关之间的层级监督和司法监督。其中，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司法监督的形式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普遍提高，交通管理部门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日益增多，除行政复议等方式外，部分争议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     

文本分析视角下监视居住适用条件的逻辑冲突

在我国,监视居住一般被定位为逮捕的替代性措施,在适用条件上有着严格的要求,但其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却出现了明显的逻辑矛盾,即在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不予逮捕后仍存在适用监视居住的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文简称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检察机关未批捕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侦查机关仍旧可以对案件进行有效侦查,这对刑事案件侦破具有实际意义。但是,为使我国监视居住制度在整体上更加精细,我们应当从规范司法实践、参考司法解释以及化解条文逻辑矛盾的角度对其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