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评价”的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研究 ——以黄石市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下的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法,为区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在“双评价”的基础上,构建“承载力—适宜性—质量”三位一体的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技术模型,并以黄石市为例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实证研究。研究结果：（1）基于“短板理论”,考虑限制性因素和驱动性因素,建立耕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承载力基础上完成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从生态保护功能角度开展生态保护适宜性评价;（2）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法充分考虑了资源环境对耕地生产稳定性的约束作用,确保了耕地生产功能稳定发挥,同时统筹兼顾了生态保护与基本农田保护的需求,优化了国土空间格局;（3）结合耕地质量对黄石市耕地进行分区,划分为优先保护区、适宜保护区、后备调控区、生态退耕区4类,在耕地分区基础上综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研究结论:该方法能够统筹区域生态保护与耕地保护双重目标,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供了新思路。     

国土空间治理内涵及实现路径 ——基于“要素—结构—功能—价值”视角

研究目的：探析国土空间治理内涵与实施路径,为丰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国土空间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理论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要素—结构—功能—价值”关系是科学认知国土空间的逻辑主线,国土空间治理的核心内涵包括“要素整合、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价值实现”4个方面。（2）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特征表现为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体制法治化、治理方式精细化和治理手段智慧化。（3）基于系统“要素—结构—功能—价值”逻辑关系,构建了由要素整合、结构优化、功能提升和价值实现构成的多维一体综合治理实施路径。（4）国土空间要素治理包括加强自然要素“地—地”联系、推动人地业等资源要素互补流动;国土空间结构治理包括以“三区三线一网络”为核心进行空间分区和用途管制、建立健全政策制度保障体系;国土空间功能治理包括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提升和协调“三生”功能;国土空间价值治理包括完善国土空间多维价值目标权衡管理、建立健全农业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结论：国土空间治理需从系统“要素—结构—功能—价值”的逻辑关系出发,从要素整合、结构优化、功能提升和价值实现等方面构建多维一体综合治理路径,进一步提升空间治理能力。     

土地退化平衡导向下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的路径选择

研究目的：归纳阐释土地退化平衡（LDN）对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的理论意蕴，回答LDN导向下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的路径选择。研究方法：逻辑推理法、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LDN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和明确的响应层次，并遵循“同类平衡（Like for Like）”与“一票否决（One out-All out）”原则。（2）新形势下土地资源的空间载体、生态本底、安全保障、服务双碳目标等功能得到拓展，客观上要求生态保护修复协调好尺度与格局、要素与系统、食物与生态、减排与增汇之间的关系。（3）LDN对生态保护修复的理论意蕴包括多尺度嵌套的动态平衡、多目标权衡的系统治理、多手段协同的实现路径。（4）基于LDN的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策略包括：构建“功能—尺度”与“要素—系统”相耦合的LDN目标函数，引导生态保护修复目标量化；制定螺旋递进式“分区管控—分级治理—分类施策”的管理策略，促进自然与行政区划在空间上的有效衔接；建立“干预管制—激励竞争—强制倒逼—差别治理”协同的保障机制，协调“自然—社会—政府—市场”等多部门关系。研究结论：LDN在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实践中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能...     

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的战略思考

研究目的:提出保障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的土地利用战略重点。研究方法:实地调研法,专家咨询法,文献研究法。研究结果:耕地占补平衡压力增大、耕地保护缺乏长效机制、粮食生产致贫影响种粮积极性、提升耕地综合产能的投入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成为河南省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研究结论:河南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的土地利用战略重点是实现耕地保护由数量管控向质量管理和生态管护三位一体的重大转变。具体包括:(1)转变耕地保护思路,丰富粮食安全内涵;(2)完善耕地保护机制,增强耕地保护积极性;(3)全面改善耕地质量,提高粮食综合产能;(4)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提升农业比较效益;(5)探索生态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打造绿色粮食生产基地。     

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生态空间管制分区的理论思考

研究目的:揭示生态空间的概念内涵与认知局限,探讨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生态空间管制分区优化逻辑。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生态空间具有实体、功能、管理等多维属性,蕴含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生态空间功能的复合性、生态服务价值的人本性三重内涵;(2)生态空间管制分区的认知存在三方面的局限,即价值取向上难以统筹要素、功能与格局,操作模式上忽略社会文化功能的权衡,实施路径上未能建构分级分类体系;(3)国土空间规划对生态空间管制分区提出了底线保障、精细治理、人本服务三个层次需求;(4)生态空间管制分区可遵循以生态功能为研判依据、生态要素为空间载体、分级分类高效管理为落脚点的理论逻辑,建构以功能权衡、要素统筹、分级分类为次序的实施路径。研究结论:深化生态空间的理论认知,厘清国土空间规划对生态空间管制分区的核心需求,优化生态空间管制分区的理论逻辑与实施路径,才能有效地支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空间治理现代化目标。     

基于“双评价”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

研究目的:探索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路径,为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优化、"三条控制线"划定等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提供理论与方法参考。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归纳演绎法与地理空间模型法,融合"自上而下"的承载能力约束与"自下而上"的适宜性评估,以"数量管控—空间布局—多目标协同"的逻辑主线进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研究结果:(1)基于"双评价"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需考虑尺度与区域差异;(2)以表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约束作为多目标优化的数量约束,融合开发适宜性的空间转换规则及空间约束,构建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模型,能够为生态、农业和城镇空间的合理布局提供优选方案;(3)基于"双评价"的区域多目标优化,强调生态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等多目标协同,将提供促进区域空间均衡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方案。研究结论:基于"双评价"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可有效耦合多目标,推动国家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006—2020年沈阳市耕地多功能权衡协同关系演变分析

研究目的：揭示沈阳市耕地多功能时空演变格局及功能间权衡协同关系,探讨格网尺度下耕地功能组合分区方案,为耕地多功能协调发展和空间合理布局提供实施路径和理论借鉴。研究方法：用斯皮尔曼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2006—2020年沈阳市耕地功能呈现不同变化趋势。耕地生产保障功能处于较高水平,2006年和2020年Moran’s I分别为0.973和0.766,社会保障功能持续增加,其Moran’s I由0.485上升为0.564。（2）耕地功能间自相关整体显著权衡且片状分布,协同程度呈增强趋势,局部权衡协同空间格局存在重叠特征。（3）根据耕地多功能权衡协同演变特征,可将沈阳市耕地划分为单功能主导区,双功能协同区、多功能协同区、高协同区和低协同区。研究结论：沈阳市耕地多功能权衡协同区具有明显空间异质性和重叠性,通过对不同分区内耕地多功能优化组合,可实现对耕地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     

中国耕地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框架构建

研究目的：剖析中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实施中的新问题,构建耕地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政策框架,为中国耕地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案。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归纳法、演绎法。研究结果：（1）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耕地保护管控面临着耕地利用与质量建设分割、耕地保护手段单一、国土空间管控对立等新问题;（2）耕地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的目标为提高耕地质量抵抗力、保障非粮耕地恢复力和构造国土空间缓冲力;（3）依据数量、空间、利用方式的管理特征,形成耕地“四级分区”差异化的管控体系,通过全方位提高耕地质量提升耕地粮食总生产能力,实现“藏粮于地”,通过稳定生产和弹性调控,实现应对不同外部冲击情景下的耕地流量有序释放;（4）实现路径包括实施分区的全方位全流程的监测与治理,建立基于发展权和生态价值的补偿机制、“非粮化”复垦专项储备资金,设立保护性开发储备及应急复垦制度等。研究结论：构建中国耕地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框架,实现对现状耕地及潜力耕地分区差异化管控,可以有效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实现耕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管理,提高其利用效益,契合中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基于耕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分析的耕地利用转型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探究耕地隐性形态变化,丰富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形态视角。[方法]土地系统功能权衡度(LFTD)模型,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结果](1)2005—2016年北京市耕地多功能性呈现不同变化趋势。生产和社会保障功能为下降态势,生态功能经历U型变化,文化功能为持续上升状态。(2)根据功能层次性将北京市耕地多功能变化分为3个阶段:2005—2008年耕地转型前期,生产和社会保障功能为主导;2008—2014年转型期,多功能间发生复杂作用;2014—2016年转型后期,文化和生态功能为主导。(3)耕地多功能随阶段变化经历了权衡协同关系持平到以权衡关系为主导再到权衡协同关系持平的过程。3阶段主导功能变化及转型期生态、文化功能和生产、社会保障功能间复杂的权衡关系共同佐证了北京市于2014年实现了耕地功能层面转型。(4)3阶段影响因素关联性趋势变化显示第一产业比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DP是耕地转型期显著影响因素。[结论]耕地隐性形态变化可深层次显化耕地利用转型,为耕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中国耕地保护治理转型：供给、管制与赋能

研究目的：从国家治理转型的高度,剖析耕地保护制度的初心与使命,为实现生态文明、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提供借鉴。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在中国耕地保护治理的转型中,政府、市场、社会三类行动主体相互嵌入形成动力机制和制衡机制。政府和市场主导的供给治理导向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虽然规定了框架规制,但地方政府的执行偏差、社会公众的参与缺位造成了“占优补劣”的后果。政府和社会主导的管制治理导向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严格保护了优质耕地,维持粮食生产能力不减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主导的赋能治理导向的耕地休养生息制度完善了“占补平衡”的政策目标,加强了生态修复,建立了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通过供给治理、管制治理与赋能治理的协同组合可以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的多重平衡。研究结论：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多主体参与的互动性连结,供给治理导向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与管制治理导向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奠定了耕地保护治理的基石,赋能治理导向的耕地休养生息制度是在改进的耕地占补平衡和加强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基础上的嵌入性治理,与前两者形成合力,高效推进中国耕地保护治理转型。     

国际可持续集约化发展经验及其对中国耕地保护的启示

研究目的:厘清可持续集约化概念内涵和研究态势,梳理国际经验并研判对中国耕地保护的启示。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总结归纳法和例证法。研究结果:(1)可持续集约化是协调粮食需求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矛盾、因地制宜优化耕地利用、提升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重要途径;(2)可持续集约化符合SDGs,与中国生态文明背景下的耕地保护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契合;(3)国际可持续集约化研究丰富,实践广泛,可为中国耕地利用和保护提供参考。研究结论:可持续集约化理念内涵及其国际经验为中国构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耕地保护格局提供了重要启示,在保证数量充足和质量优良的基础上,构建"用养结合"的动态平衡体系,创新耕地利用与农业经营模式,加强耕地养护和生态养育,确保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     

耕地生产、生态功能视角下巨型城市区耕地补偿分区与补偿金配置研究

研究目的：探讨巨型城市区耕地生产、生态多功能需求下耕地补偿分区及补偿金配置模式。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耕地补偿分区以耕地功能供需关系为直接依据,以区域公平为出发点;食物生产功能应是各级补偿分区的第一准则,生态服务功能应作为该功能需求强烈的巨型城市区的第二准则;复杂的层级式行政管理体制下,粮食安全视角的补偿金配置应以省级补偿关系为起点,兼顾土地利用效率理论及区域主体功能定位,采用自上而下的路径配置到末级实施单元;生态安全视角的耕地补偿面向巨型城市区内部,补偿分区及补偿金测算可直接到末级实施单元,不需要复杂的资金配置体系。研究结论：提出“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二元制的巨型城市区耕地补偿分区模式及补偿金配置模型”,珠三角的案例分析验证了模式及模型的良好可行性。     

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分析

目的 探究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时空特征,为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方法 文章基于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内涵及耦合机理,采用多因素综合分析法及SBM-DEA模型,测度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71个地级市城镇综合指数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两者间耦合协调度及时空演化规律。结果 （1）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综合指数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8.11增加至2019年的16.10,平均增速达6.50%;年均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为0.70,整体呈现小幅波动下降的趋势,年均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表现为江苏>江西>湖北>安徽>湖南;（2）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21提高至2019年的0.40,但两者暂未步入协调阶段;（3）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相关性程度逐渐增强,其中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的东部地区,而低—低集聚区则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的西部地区,且随着时间变迁,该集聚格局呈逐步扩大态势。结论 应有序推进城镇化发展,强化耕地绿色发展理念,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构建邻近市域之间的合作机制,推动城镇化与耕地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基于生态安全视角的耕地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目的 基于生态安全视角,通过建立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与地方土地财政的定量关系,解决耕地生态保护资金来源问题,建立地方政府耕地生态保护行为激励模式。方法 文章利用耕地投入—产出的能值理论,从“压力—状态—响应”方面选取17个指标建立耕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评价2017年湖北省103个县（市、区）的耕地生态状况,构建计量模型揭示耕地生态安全与地区土地财政之间的关系,划分生态补偿区域并建立耕地生态转移支付模型。结果 湖北省耕地利用能值结构偏不合理,农业机械、农药和化肥等投入量较大,耕地的产出—投入比偏低;湖北省耕地生态安全状况水平偏低,大部分粮棉油基地多属于耕地安全临界区及安全敏感区,且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差异显著,生态安全值最低地区为江汉区（0.301 1）,最高为利川市（0.663 4）;通过新增建设用地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可得,耕地生态综合评分值每增长1个单位,新增建设用地对应减少2.809 hm²,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减少283.203万元。计算得耕地生态支付区达46个,其中江汉区支付额最高（15 859.368万元）,受偿区共22个,其中恩施市受偿额最高（7 645.695万元）,各县（市、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额度占其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在0.120%~3.861%,具有可操作性。结论 为实现耕地高效持续利用、建立地区政府耕地生态保护激励机制、创新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提供新视角。     

广西边境地区耕地多功能时空分异格局与集聚特征分析

目的 文章以格网为评价尺度精细测算和分析广西边境地区耕地利用“四维度”功能的时空分异及权衡/协同关系,旨在为边疆土地安全科学发展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鉴。方法 多目标决策法、Spearman秩相关分析法、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聚类分析方法。结果 （1）2000—2018年耕地利用多功能存在显著空间分布异质性和波动性,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生态安全功能均呈现减弱后增强态势,而经济生产功能、安全发展功能则逐渐减弱;（2）耕地利用多功能间交互作用大多呈协同关系且程度不一,随时间的推移权衡程度逐渐增强;（3）耕地利用多功能权衡/协同关系空间集聚性突出,协同区大体呈现“多核心”团聚发展格局,权衡区变化相对稳定;（4）根据主导功能及权衡/协同关系将广西边境地区划分为功能协同发展区、功能权衡发展区、生态主导发展区,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结论 边境耕地利用多功能应以安全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划分不同管护区并提出优化建议以提升边境耕地多功能复合利用。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同发展研究

目的 研究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以期为中部地区的区域协同发展、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利用耦合度模型、协调发展度模型测算2004—2017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进而分析中部地区各省协调发展演变的时空特征。结果 （1）2004—2017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度由0.542上升至0.797,增长47.05%,协调发展水平从中度协调提升到高度协调。（2）经过14年的发展,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有很大提升,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3）2004年只有山西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处于高度协调状态,其他5省都处于中度协调状态;2017年山西仍然处于高度协调状态,江西、安徽步入高度协调阶段,而河南、湖北、湖南提升到优度协调状态。结论 研究期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协调发展度水平不高;城镇化发展速度比较快,耕地保护承受巨大压力;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水平具有不均衡性,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     

芜湖市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耕地变化研究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而耕地保护是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正确处理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对于城市健康发展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1996~2012年芜湖市数据为基础,运用单因素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城市化率3个主要指标,分析芜湖市1996~2012年城市化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探寻影响耕地变化的主导因素,预测未来短期内耕地数量变化趋势,从而有针对地提出耕地保护的有效对策。研究结果表明,自1996年以来,芜湖市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耕地数量变化显著,且与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城市化率之间皆存在密切关系。为避免耕地资源的进一步减少,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芜湖市应通过节约集约用地、积极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加强耕地质量管护等方式进行耕地保护。     

基于GIS的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研究

[目的]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的划定作为城市空间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有效缓解城市规模无序扩张、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方法]研究主要是根据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对城区空间增长边界进行划定和分析,运用BP神经网络方法和灰色模型对2020年乌鲁木齐市的建成区规模进行预测,依托GIS空间数据处理平台对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行政范围进行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根据建成区规模的预测结果和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综合分析获取中心城区空间增长的弹性边界及刚性边界,并分析其划定的合理性及建设用地增长的空间特征。[结果]到2020年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规模预计将达到5.227 6万hm~2。其中城区南部新增建设用地最多,但是城南区域对城市未来发展贡献的潜力较小;北部新增建设用地分布较为分散,主要是因为城区北部存在大面积的农用地。[结论]未来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北部,这就面临着建设用地开发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耕地保护不仅是为了粮食安全,更重要的是其承载的生态功能,完整的生态系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协调建设用地开发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双重约束的区域耕地整理适宜性评价研究

[目的]科学合理的适宜性评价是确保耕地整理能够有效开展的前提条件,同时对于我国的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保障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方法]该研究首先选取可以反映区域耕地整理适宜性的指标因子,然后参考胡学东提出的约束条件评价模型,引入区域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双重约束,对研究区域在双重约束下的耕地整理适宜性进行评价,并通过K-Means聚类法将研究区域的耕地整理适宜性分区进行合理划分。[结果]生态安全约束和社会经济约束对区域耕地整理适宜性水平具有重大影响,高生态安全约束与高社会经济约束会降低耕地整理的适宜性,低生态安全约束与低社会经济约束会提高耕地整理的适宜性。[结论]引入生态安全约束和社会经济约束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山地区域在社会经济与生态安全双重约束状态下的耕地整理适宜性情况,耕地整理适宜性评价结果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约束条件评价模型可以更加合理准确地对处于约束条件下的耕地整理适宜性进行评价,是对耕地整理适宜性评价方法的丰富与完善。     

The evolving concepts of land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perspective

This paper presents a holistic method by integrating three concepts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assets supervision and political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ility) for investigation of land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for a testimony with econometric method. Theoretically, in this self-organizing integrated method,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focuses on the productivity of land; land assets supervision centralizes on the realization of land usufruct rights in land transference; land political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ility concentrates on harmonious linkag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social st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of land use. Their interrelations are complex. Methodologicall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heoretical model is feasible to explain variations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with these three concepts. Cultivated land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land value increment multiples, and is positive with political governance concept, but not in a linear fashion. Finall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roles of government in land administration need to be changed and strengthened, supporting complete compensation for land expropriation and modification to policies of cultivated 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