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以广东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科技创新是立国之本、强国之路。政府在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以求持续激励企业参与创新活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广东省2005-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计数模型实证分析了地级市政府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科技政策力度越大,越能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科技政策的激励作用主要通过研发强度这一中介变量产生;科技政策不仅能促进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同时也会导致企业的实质性创新行为;直接激励类型的政策对企业创新并无显著影响,而营造创新氛围的间接激励类型政策则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激励对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     

日本企业技术创新联盟及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二战以后日本依靠科技立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战后日本在一系列科技开发计划的实施过程中，灵活的科技政策和产、官、学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技术创新联盟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日本技术创新联盟的形成与特点，对我国政府制定技术产业政策，明确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在技术创新中的地位、作用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政策边界视角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模式的影响

在企业技术能力直接影响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今天,研究型合资企业（RJV）和R&D两种创新研发模式在发达国家得到迅速发展,政府也广泛使用补贴政策来促进企业组建RJV或进行R&D研发活动。将技术外溢率变量引入两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分析不同研发模式下政府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及补贴政策介入的界点,并结合新形势下我国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政策进行深入研究与判断。结果表明,能否实行政府补贴政策取决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率与RJV组建成本,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与建议。     

无锡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无锡市生产力促进中心作为区域科技中介的龙头,充分发挥联系科技与经济、技术与资本、政府与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有效推进了广大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力提升,成为名列全省前茅、全国前列的生产力促进机构。     

民营科技农业企业转移技术的创新研究

传统政府主导型的农业技术转移模式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的挑战。调查表明，民营科技农业企业已成为我国促进农业发展和向农业转移技术的一支重要力量。根据影响农业技术转移的供求因素分析，提出了农业技术转移创新的设想，阐述了政府制度供给的必要性和措施，提出了充分发挥民营科技农业企业作用，改革现行推广体系，建立“技术教育－研究－推广”一体化体制，强化农业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技术信息获取、政府科技资助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吗

技术和资金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采用2014-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数据，对技术信息获取、政府科技资助是否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进行理论假设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信息获取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积极影响；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明显“抑制效应”；技术信息获取与政府科技资助协同作用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结论对厘清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能力是“扶持效应”抑或“抑制效应”，及如何建设技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制定政府科技资助政策有一定借鉴意义。     

韩国的宏观科技管理

管理部门1.科学技术部。根据1967年3月修订的《政府组织法》设立,作为国家科技开发的决策和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制定科技发展政策;管理协调政府各部门、研究机构及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促进核心技术、未来技术及大型技术的研究开发;科技发展预测、人才培养、信息提供及开展国际合作等。2.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99年1月政府修改了《科学技术革新特别法》,依据该法设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总统任委员长,委员由政府15个部门的长官和3名民间聘任人士担任,属非常设的、与科技相关的最高政策审议、调整机构。委员会的职能为:国家科技长远发展…     

加快河北省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些省、市把加大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投入作为促进科技发展的重要措施,相继制定了增加政府科技投入或鼓励非政府机构(企业、民间)增加科技投入的相关政策,以期抢占未来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进而达到增强本省综合实力的目的。课题组成员用了一年的时间,对河北省五个开发区近     

基于产业技术轨道强度特征的科技金融体系研究

提出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概念性框架,从技术轨道强度及其变化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在促进技术与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规律。在技术轨道强度较弱阶段,政府主导的机构和资本对技术轨道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轨道强度逐渐加强,市场导向的金融资本逐渐成为促进技术轨道成形和加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技术轨道强度较高的时期,政府的政策导向和规划作用再次凸显出来。通过对4个创新型国家的经济和主要产业技术轨道发展的历史性分析,对理论框架进行了论证,并探讨了相关政策含义。     

科技金融政策促进科技企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来自北京市的实证调查

以北京市科技企业为调查对象，对科技金融政策促进企业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各分项政策效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财政补贴、金融监管、服务平台、税收优惠、科技保险、风险投资、科技担保、科技信贷政策；政策资源配置在不同产权类型、注册资本、行业类型、员工规模、资质类型、成立年限和年营业收入之间的均衡程度不同；政策激励偏重于创业明朗期和成熟期实力雄厚的企业、区级高技术企业以及国家战略扶持或市场需求较强行业，对创业危险期和成长转型期企业、市级高技术企业、风险较高行业激励性较弱。因此，建议政策优化时处理好以下关系：助强与扶弱、需求与供给、优先与平衡、创业与后劲、管制与放开、独立与协同。     

Transnational Depoliticisation and Industrial Polic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French Steel (1980–1984)

ABSTRACT

Follow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ash, voices have called governments to re-embrace industrial policy and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uch calls presuppose that the past decades witnessed a relative retreat of activist industrial policies. With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latter is explained by the limits posed by the structure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globalisation on the state’s interventionist capacit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se constraints have enabled states to pursue the transnational depoliticis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and transfer decision-making responsibilities to spheres lying beyond the governmental arena such as transnational institutions. By appealing to supranational economic rules, governments can disclose their own preferences for certain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resist pressures to assist declining activities. To substantiate these claims the article proposes an archival investigation of the French government’s management of the steel industry between 1980 and 1984 and its support for a European Commission-led management of restructuring.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pressures of the Commission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s effort to implement socially unpopular but economically vital industrial choices.     

两岸科技合作治理的知识场域：范式构建与时空演进

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下,科技合作是推动两岸科技融合发展和祖国统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入“知识场域”这一理论视角,构建基于结构性、关系性和实践性的两岸科技合作治理知识场域范式。从基本历程、空间特征、地区实践和共同叙事4个维度分析两岸科技合作治理的时空演进特征。讨论基础研究、专利合作与产业共通标准3类场景的实践效果,评估知识场域演化扰动因素。围绕两岸科技合作治理的内在规律和发展方向探讨现实挑战,对深化两岸科技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新常态下产业技术升级政策研究

主动适应、积极引领新常态,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支撑经济中高速发展,迫切需要构建和完善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产业技术政策体系。从新常态下产业转型与产业技术政策的内涵和相互关系入手,研究总结典型国家产业技术政策的基本走向、特点以及对我国完善产业技术政策的借鉴与启示。以区域创新能力连续7年保持全国第一的江苏省为例,以问题为导向,摸清江苏省产业技术政策制度框架和基本现状,研究分析江苏省产业转型升级对产业技术政策和制度的需求,紧扣新常态的要求与特征,探索完善产业技术政策的制度框架与实践举措。     

中国科技政策良好体现环境保护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绿色发展上升为事关国家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政策需求,环境保护因素如何良好地体现在中国公共政策体系尤其是非环境保护类公共政策体系中已成为一个全局性、战略性和跨部门的重大政策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对中国科技政策体现和推动环境保护的作用及其背后影响因素和规律的探索却较少。从公共科技政策对环境保护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视角切入,通过对1949-2015年全时段、全样本量的中国体现环境保护因素的科技政策变迁进行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政策文本分析,回答“哪些因素影响着环境友好型公共科技政策的形成”这一研究问题。研究结论是中国科技政策体现环境保护的政策安排具有阶段性特征,“多”并不必然等于“好”。进一步指出,当前环境友好型公共科技政策需要具备政策制定高度、清晰的高层次全局动员治理手段、高效的多部门政策协同和充分的各级资源配置4个方面。力图在理论层面拓展非环境保护类公共政策体现及推动环境保护的政策体系框架,并首次在实践层面就改进中国科技政策对环境保护的体现给出了相应定量值,以测度什么样的“多”才会等同于“好”,不仅将加强对环境保护与科技政策之间关系的认知,还将为环境友好型公共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产业政策中的资金配置:市场力量与政府扶持

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如何有效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政策支持产业,是产业政策发挥成效的关键.现有相关研究未深入考察经济资源在扶持行业之间及行业内部配置的规律,而且没有综合探讨不同资金配置的关联.文章考察了市场力量与政府扶持两种机制如何引导产业政策下的资金配置.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债务融资和政府补助.其中,债务融资更多地流向了成长行业中规模较大的企业,政府补助使成长行业中的小规模企业和成熟行业中的大规模企业受益更多.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看重企业的增长机会,政府补助则会顾及当前成长性较弱而相对不受市场青睐的企业,对产业政策下的市场化资金配置起到了补充作用.文章的研究为如何协调市场机制和政府扶持两种力量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美日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研究

在全球竞争目益激烈的背景下,美日欧不断调整完善科技创新战略,加强重点领域研发,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便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通过从九大方面,包括产业发展战略模式、产业发展重点领域、法律保障、科技管理体制、科技投入、产学研合作模式、政府在科技成果转化和商业化中的作用、技术创新财税支持政策、科技人才政策等,对美日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期了解美日欧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做法和特点,使我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有所借鉴。     

英国科研评价政策、实践和典型案例研究

英国科研创新能力居世界前列,其科技创新实力的提高与其科研管理、监督以及评价机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密切相关。本文从政府、产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等不同利益相关者角度对英国科研评价政策、实践以及典型案例进行了阐述,介绍了英国在科研评价信息系统建设和数据共享方面的做法,以及对我国科研评价体系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于促进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研究

工业设计产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工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发展工业设计产业还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引导社会投资、激励企业创新力度不够,多层次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等财税金融问题,为促进其发展,在结合中国国情,并对配套财税金融政策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引导工业设计产业健康发展的相关建议。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知识产权服务政策研究

以我国2005-2012年颁布的48份知识产权服务相关政策为样本,用内容分析法,对相关政策按政策级别、政策所作用的层面以及政策的功能属性建立了分析维度。分析了知识产权服务的政策所存在的问题,表现在政策效力等级整体上与作用层面不相适应;知识产权服务针对性政策数量不足,缺乏可操作性;专利政策与国家经济科技政策的衔接不够紧密。分析了知识产权服务政策制定所出现的良性态势,表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服务政策日益受重视;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展;企业知识产权服务政策向体系化和结构合理化迈进。并提出了政策制定的建议,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力避政策结构失衡;提高各省市的具体政策措施数量和质量;提高人才政策制定的指向性和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