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承德县“十二五”污染减排工作的思考

“十一五”期间,承德县通过综合运用多种减排方法及措施,全面推进污染减排工作,园满完成了减排任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何巩固已取得的成绩,谋划好“十二五”污染减排工作成为“十二五”开局之年环保工作的重要议题。本文力求通过深入分析承德县污染减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主要矛盾,结合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合理解决办法,找到“十二五”减排工作的科学之路。     

污染减排:保经济增长 促绿色发展

"十二五"以来,山西省政府对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污染减排双赢的两难命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坚持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强力推进污染减排,提高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污染减排的双赢。     

优化处理工艺 实现污染减排

哈尔滨石化公司于2008年进行污水处理场改造,将合盐污水和含油污水分开处理,含油污水处理合格后回用,含盐污水外排,减少外排量,有利于污染减排。     

我国大气汞污染及减排政策研究

2013年1月19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了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俣公约》,再一次将全球汞污染减排提上了日程。近年来我国面临严峻的汞污染形势,汞污染事件频发引起了人们对汞污染的高度关注。然而我国针对汞污染(特别是大气汞污染)的研究工作较少,对汞污染现状及其成因仍缺乏足够的认识。文章从论述大气汞污染对环境质量和人群健康的危害入手,在分析我国大气汞污染现状、成因及其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大气汞减排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的污染减排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利用数字金融形成治理污染的长效机制.本文运用2011-2018年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基于实证检验研究数字金融的污染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具有污染减排作用,创业效应、创新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是重要的作用机制.(2)数字金融的污染减排效应存在基于自身发展水平的双门限效应,在达到低数字金融水平之前,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环境污染;在低数字金融水平和高数字金融水平之间,数字金融都对环境污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达到高教字金融水平后,数字金融对环境污染却呈现抑制作用.(3)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数字金融都有在经济相邻城市间形成“以邻为壑”污染减排模式的潜在风险.     

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理论分析——污染减排的理论框架及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面临的环境压力持续加大。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新阶段,做好污染减排工作,必须创新体制机制,在充分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同时,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杠杆调控社会环境行为,提高企业直接外排的成本和降低企业内部治理的成本,促使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达到污染减排的目的。     

工业经济发展 、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减排效果 ——基于"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模型 ,并以2001 -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工业产出数据为样本 ,研究了工业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和污染物减排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工业污染物排放对于产出增长具有刺激作用 ,同时产出增长又会引起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 ,从而证明了中国工业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但由于环境规制投资依然不足,规制效率相对偏低 ,治理的整体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分阶段看 ,"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在过去十余年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但2008年后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分地区看 ,中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先污染 ,后治理"的过程中 ,而环境规制的效果仅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     

产业协同集聚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文章使用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7年,沪浙苏赣四省的制造业和沪川渝三省的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专业化集聚;（2）产业协同集聚整体的态势是先上升后下降。与2008年相比,2017年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协同集聚水平下降,下游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效应增强;（3）产业协同集聚与污染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不断增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污染物排放强度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     

中国低碳电力技术减排潜力及减排成本分析

利用技术经济学方法测算了中国核电及可再生能源等低碳电力技术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研究结果表明,2020年低碳电力技术的累计装机容量将超过6×108 kw,年发电量达到2.3×1012 kwh时,占全国电力消费总量的30%左右,可替代煤炭6.6×108 tec,从而避免近20×108 t的CO2排放。但除水电、核电外,大部分低碳电力技术的减排成本处于200~700 CNY/t CO2的较高水平,为低碳电力技术的示范推广及大规模应用带来经济障碍。因此,政府应制定合理的电力发展政策和规划,尽快降低可再生电力技术的发电成本、解除不稳定电力大规模并网的技术障碍,从而促进低碳电力技术的快速、健康发展。     

污染减排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效应存在吗?

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企业行为的改变。污染减排政策可通过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驱动产业结构的自发调整。本文运用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效应检验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中国污染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以及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减排政策能够作为一个有效的倒逼机制,显著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污染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并非单调递增(递减)的,当以工业废气排放强度作为门槛变量时,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的逐渐降低,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两者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污染减排政策强度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当污染减排政策趋紧时,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才逐渐显现且弹性逐渐增强。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中国污染减排政策创新的相关建议。     

环保部通报2011年度全国污染减排情况

环保部新闻发言人陶德田日前向媒体通报,环保部近日完成了2011年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8家中央企业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奁核算工作。结果表明,全国化学需氧量、氨氮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实现同比下降,氮氧化物排放量同比上升。     

经济学视角下节能减排与企业效益关系分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系统承受能力也濒临极限,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和能源的使用者,开展节能减排工作责无旁贷。文章依托经济学理论,对节能减排与企业效益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节能减排对企业效益的不利影响是短期存在的,但长期来看,其影响是趋利的,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益,还能保障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益

“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重点行业将面临SO2和NOx总量减排、控制工业烟粉尘等常规污染物排放和降低CO2排放强度等多重目标.在同时面对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和严峻环境污染形势的背景下,研究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益既有重要的政策策略意义,也体现了减缓气候变化和污染物减排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的共赢共利.文章从协同效益的概念出发,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对于减缓环境污染、提高人类健康效益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协同效益研究现状,详细分析了协同效益分析的主要模型研究工具,及协同效益经济化货币化的必要性.基于现有研究的局限性,文章指出未来研究方向,建议向混合模型和经济化中寻找区域政策优化的可能性.     

油田企业增产措施经济产量及效益评价

姬黄37#区属于典型的低渗、低压、低产油气藏,目前已经进入了开发的中后期,油井增产措施在油田稳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该油区缺乏统一、科学的油田增产措施经济效益评价方法的问题,应用石油经济产量的概念,研究了油井措施的经济产量及产生的效益。这对真正树立油藏经营管理观念,完善增产措施的经济评价体系,实现油田增产与增效相统一,减少低效措施,提高增产措施投资回报率具有现实意义。     

行业视角下减排成本估算及减排路径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的战略目标,减排成本与减排路径是该战略实施中两大现实问题。基于行业视角,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对行业减排成本、技术减排效应及减排路径展开研究,基本结论如下：①行业减排成本差异大,整体减排成本逐年上升。在三个代表性年份行业最高与最低减排成本相差40-60倍,减排成本绝对差值在1500-3000$/t。在2000-2010年间, 32个行业减排成本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全社会整体减排成本上升了56.98%。②技术进步的减排贡献较大,部分行业技术减排有限。在产出固定假设下,2000-2010年技术进步实现累计减排57.09亿t,累计技术减排率达到47.88%;但在旅游、住宿餐饮等行业技术减排率为负,技术因素导致的排放不减反增。③行业减排路径应遵循从高碳到低碳的顺序。基于减排成本与技术减排两大因素的减排路径规划显示,优先和重点减排行业主要集中在能源生产供给、加工制造、交通运输、采矿及设备制造等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可相对延后和非重点减排行业主要为食品烟草等传统加工制造业以及金融、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     

中国汽车产业的外向发展与节能减排

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销量一直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但在金融危机下,受国内外环境和政策的影响,中国汽车产业产销量的增速有所放缓,汽车的价格受市场竞争程度和供求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波动。为了保证中国汽车产业的平衡发展,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快汽车产业节能减排的步伐。     

煤炭企业节能减排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

煤炭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带来了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煤炭企业做好节能减排工作意义重大。以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原则为基础,煤炭企业节能减排的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从节能降耗、污染物减排、生态保护、综合指标、人员管理、技术推广和创新研究应用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煤炭企业节能减排模糊评价模型。     

绿色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与企业污染减排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环境绩效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这一外生冲击,手工收集整理了285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环境目标约束的指标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跨库匹配,从而获得企业和地方环保指标综合数据,并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辖区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有效推动了辖区企业污染减排,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了9.0％.地方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有效推动了辖区环境治理,企业主要通过源头治理和技术效应实现减排治污.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重污染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此外,本地提拔的官员由于地缘优势其环境治理成效更显著,年轻官员在强烈的仕途晋升激励下极大地降低了辖区企业的污染排放.     

减排技术的跨国转让与环境政策选择——基于Stackelberg竞争的博弈模型

细分外国企业对减排技术的转让方式,使转让方式与东道国环境政策相匹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在Stackelberg竞争模型中考虑拥有减排技术的外国企业作为市场跟随者在东道国市场上与东道国企业竞争,分析外国企业减排技术的最优授权方式,提出东道国政府的最优环境政策选择.从分析结论看:固定收费和特许权收费的技术授权都可以增加外国企业利润,但外国企业更偏好于特许权收费的技术授权,而双重收费可能降低外国企业的利润;技术授权对东道国的社会福利不确定,特许权收费的技术授权总可以增加外国社会福利,固定收费和双重收费的技术授权可能恶化外国社会福利;特许权收费和双重收费下减排技术的扩散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而固定收费则可能增加排放总量;特许权收费的技术授权需要东道国制定相对宽松的环境政策.东道国政府需要根据不同污染物的污染属性和扩散程度适时调整环境税政策,以实现企业利润、社会福利和环境的共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