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会促进创新产出吗?——基于高管股权激励的调节效应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微观企业金融投资和套利行为不断增加,企业金融化程度明显上升。选取2008年至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究企业金融化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高管股权激励在其中是否产生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挤压了研发投入,抑制了创新产出,而高管股权激励在企业金融化与创新产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中均发挥了调节作用。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激励视角的重新审视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2）影响机制检验显示,股权激励会显著弱化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经济效果抑制效应更加显著。研究成果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持股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为切入点,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产业资本盈利能力,以期理解微观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结果显示,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显著降低其产业资本收益率,该负向影响在持股金融机构后5年内仍存在。机制检验发现,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后,企业内部配置更多金融资产,挤出用于产业设备更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拖累实体产业资本收益率。此外,持股多类型金融机构和持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能有效缓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数字金融、高管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在遏制“脱实向虚”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方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抑制代理问题实现。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通过提高代理成本,抑制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减低代理成本,促进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此外,本文还检验了不同高管激励方式下,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作用的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整体上可以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但需要警惕投机动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股权激励能否作为一种“实虚平衡”治理机制,通过约束管理层金融化行为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其效果受哪些因素影响、作用渠道是什么?本文采用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综合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发现：(1)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抑制作用,这种作用与金融化套利动机有关,在限制性股票激励样本、民营企业样本中更显著。(2)股权激励的金融化抑制作用集中于其对长期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通过提升管理层实体业务投资倾向而实现,而代理成本和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未获证实;(3)股权激励可缓解金融化的创新挤出效应。应重视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功效;提升股权激励方案的适宜性、精准性及实施效率;用好管理层股权激励这一机制或工具,防止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形成“创新挤出”。     

高科技企业金融化、高管激励与研发强度

以2007—2019年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Tobit模型考察金融化对研发强度的非线性影响及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化与研发强度呈倒U型关系;高科技上市企业金融资产的最优配置比例为23.75%,低于该比例的企业在资金储备动机主导下进行金融化,而高于该比例的企业金融化则呈现出市场套利动机;较高的薪酬激励提高了金融化对研发强度的阈值效应,而较高的股权激励则降低了金融化对研发强度的阈值效应。     

我国企业高管持股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在高层持股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有关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国内上市公司高管持股的实施现状、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等,得出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有正方向影响的结论.同时,我们也发现,高管持股这种长期激励机制不是独立地影响企业价值,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外资参股和高管、机构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作为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层面,股权结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以2010-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外资参股、高管持股、机构持股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外资参股和机构持股对于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持股对于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过度自信中介效应的视角

基于高管过度自信的视角考量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股权激励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对企业投资不足现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相应地会降低投资不足行为的产生;高管过度自信是导致股权激励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股权激励的实施会在高管过度自信的作用下加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而对投资不足表现出不显著的抑制效果;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有效抑制高管过度自信概率,也是激励效果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基于期限结构异质性视角

企业金融化反映了微观层面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与企业业绩存在复杂的联系.以2010-2018年在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从期限结构异质性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短期、长期业绩的影响及传导渠道.结果 显示:企业金融化与短期业绩是正相关关系,与长期业绩是负相关关系,并在短期通过逐利渠道、长期通过实业投资渠道对企业业绩产生不同影响;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企业金融化对短期、长期业绩的影响随着产权性质、所处生命周期和地域位置的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高融资约束以及高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改善甚至扭转金融化对企业长期业绩的负向影响,高企业社会责任则相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金融化影响企业业绩的内在逻辑,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与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经验证据.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掏空"与控制权转移的视角

本文从股权质押的视角切入,基于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股权质押比例的增加,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比例先增后减.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进一步识别了在股权质押下控股股东的"掏空"动机与规避控制权转移风险动机.在金融化偏好检验中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更可能促使企业配置具有投机性的、容易变现的短期金融资产,从而规避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风险.在经济后果检验中发现,股权质押比例较高时,企业会持有更多现金以预防不利情况.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政府部门加强监管、控股股东专注于企业长远发展和投资者做出合理投资决策均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金融高管董事持股上限5％

银监会近日起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最新修订稿,目前正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和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监管办法。     

企业并购、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

以2007-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企业并购、高管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买证表明:(1)并购事件对企业绩效有显著负影响;(2)如果高管持股,虽不是方向性的改变,但能部分改善并购事件对企业绩效负影响的程度;(3)如果高管对企业控制力强,非但不能缓解并购事件对企业绩效的显著负影响,反放大负影响的力度.     

金融产品持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兼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影响

基于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产品增持上市银行股份现象日益普遍的背景,本文运用2011-2019年上市银行数据,采用系统GMM和合成控制法(SCM),分析金融产品持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探讨《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股权办法》)限制金融产品超比例持有上市银行股份规定的效果。结果表明:(1)当单家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低于5%时,其会利用专业优势更好地监督银行行为,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有助于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2)当第一大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时,其会利用话语权为自身牟利,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加,削弱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降低作用。(3)由于保险产品持股在金融产品总持股中占主导地位,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与金融产品持股的作用一致;保险产品以外的其他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4)《股权办法》的实施有助于约束持股比例超过5%的机构投资者的冒险行为,进而降低相应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抑制还是加剧?

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金融化视角考察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但董事会规模削弱了该效应;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在代理成本高、内部控制差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并未有效发挥风险治理作用。本文为全面考察中国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高管持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绿色投资

选取2011-2017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高管持股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与企业绿色投资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高管持股存在一个临界值,当低于临界值时,高管持股能够发挥利益协同效应,促进企业提高绿色投资;当高于临界值时,高管持股会引发壕沟防御效应,削弱企业绿色投资.进一步考察外部环境后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下减少了高管持股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利益趋同效应,但政府环境规制下扩大了两者间的利益趋同效应.     

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理论研究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完成,国资委和财政部2016年8月颁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越来越多的公司为了提高公司的绩效对高管及员工采取股权激励的方式,在我国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已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为了提高公司绩效在公司管理中采用股权激励的方式激励高管人员及员工。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对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做出了理论分析,以期能为公司管理提供借鉴。     

金融产品持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兼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影响

基于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产品增持上市银行股份现象日益普遍的背景,本文运用2011-2019年上市银行数据,采用系统GMM和合成控制法(SCM),分析金融产品持股¹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探讨《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股权办法》)限制金融产品超比例持有上市银行股份规定的效果。结果表明:(1)当单家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低于5%²时,其会利用专业优势更好地监督银行行为,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有助于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2)当第一大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时,其会利用话语权为自身牟利,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加,削弱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降低作用。(3)由于保险产品持股在金融产品总持股中占主导地位,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与金融产品持股的作用一致;保险产品以外的其他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4)《股权办法》的实施有助于约束持股比例超过5%的机构投资者的冒险行为,进而降低相应银行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