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冲击、输入型通胀与国内物价——基于实际贸易角度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实际贸易为出发点,采用2005.1~2010.12的月度数据,对外部冲击对我国物价的传导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定量给出外部冲击对输入型通胀的影响和对国内物价的传导路径。研究表明,外部冲击能通过进口价格传导到国内价格体系,但传递不完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最大。外部冲击对国内物价的传导路径存在中下游价格倒逼上游价格的现象;进口价格对上中下游价格的传导都不显著,其它价格却能反向传导到进口价格。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内部调整还是外部冲击?北大核心CSSCISSCI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经济的过度波动。2008年第四季度,在外部冲击与国内经济周期调整和结构调整压力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深幅调整,经济的过度波动再次激起了人们对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内外因素的关注与讨论。那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究竟是源于内部调整还是外部冲击呢?本文基于内外双重视角;实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外部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度相当高,是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而国内经济市场化演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并不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即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主要来自外部冲击而非内部调整。     

宏观审慎政策应对外部金融冲击的有效性

本文探讨了全球金融周期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提升国内金融体系应对外部金融冲击的有效性。通过构建两期开放经济模型，本文得到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联动性的结论，并利用1997—2020年53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基于逆倾向得分回归检验了提出的假设。实证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减少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波动并降低资产价格联动性，在制度质量和金融发展水平更高、外汇储备更多的经济体，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更好。此外，使用包含强度信息的LTV工具的估算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的边际影响逐渐下降。在稳步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为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以减轻外部冲击、维护金融稳定提供参考。     

中国物价波动的内外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1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物价波动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通货膨胀既有内部调整的原因,也有外部冲击的原因;在短期内,国际原油价格和国际食品价格等外部冲击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在中长期,内部调整因素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决定因素,其中实际GDP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的贡献度最大。     

资产价格、预期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了包含长期预期冲击的新凯恩斯一般动态均衡模型,并使用包含资产价格的数据集对模型进行估计,用于分析资产价格、预期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首先,资产价格数据中蕴含的额外信息对于正确识别和评估预期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或缺,且长期预期冲击的设定更有利于模型从现实数据中提取与预期有关的信息;其次,预期冲击对于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十分重要,可以解释一半以上的产出、消费和投资波动以及几乎全部的资产价格波动;最后,在预期冲击主导经济波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适当关注资产价格波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预期冲击带来的福利损失。     

开放条件下产出缺口型菲利普斯曲线的再验证——基于中国省际季度动态面板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基于2001～2009年中国省际季度面板数据对开放条件下产出缺口型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再验证,通过三种通胀率指标以及四种滤波测算的产出缺口的稳健性检验,我们发现开放条件下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的价格波动。进一步子样本分析表明: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始终对通胀率有显著的影响;从地域上看,供给冲击对沿海地区的作用明显高于内陆,而产出缺口对内陆的影响则更重要;从时间上看,产出缺口和供给冲击对通胀率的影响都在不断加强。我们的研究证明管理好通胀预期对当前反通胀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以及强调在利用传统需求管理的手段实现国内宏观经济均衡的同时,应密切关注外部供给冲击因素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     

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基于MS-VAR模型

当前我国面临较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全球市场不确定性增多,外部冲击将对我国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构建了MS-VAR模型对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全球风险因素、美国数量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整会对我国汇率市场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冲击效应;当我国金融市场遭受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和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冲击时,人民币汇率和短期跨境资本的波动性显著增强,并形成非对称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协调使用多种资本管理工具、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体系等政策建议。     

非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的国内政策应对

采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评估全球不确定性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分析增加货币供给和扩大央行资产规模两类货币政策、以及增加财政支出和减税两类财政政策应对外部冲击的效果。采用全球不确定性指数和全球流行病不确定性指数作为不确定性冲击的度量指标,并在模型中加入中国流行病不确定性指数作为外生变量。结果显示,全球不确定性对我国总需求造成较大负面冲击,国内货币与财政政策都做出了积极应对,并且扩张型财政政策还起到了降低全球不确定性的有益作用。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投资渠道、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投资和出口渠道作用于总需求,消费渠道拉动总需求的效果并未得到充分释放,未来宜将降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宏观政策补短板的重点,以带动消费内循环。同时还需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预防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内经济造成二次冲击。     

美国实际利率变动影响研究:汇率制度视角

一个经济体在受到实际利率冲击时,汇率制度会对其影响机制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汇率制度为视角,通过构建SVAR模型,分析美国实际利率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与其对新加坡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固定汇率制度受外部冲击影响更大,美国实际利率冲击对中国产出波动的影响程度大于对新加坡的影响;实际利率冲击在两国的传导机制不同,在中国主要通过国内利率渠道进行传导,在新加坡则主要通过汇率渠道进行传导。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的传递效应研究

名义汇率对中国国内消费物价和生产物价的传递效应表现为,名义有效汇率波动与消费者物价呈负相关,与生产者物价呈正相关,但汇率波动对国内价格水平波动影响力有限。消费者价格波动主要是由于货币供给冲击造成的,生产者价格波动则是由于国外价格冲击造成的。     

基于油价冲击分解的价格传递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SVAR模型,采用2000年12月至2016年12月的月度数据,将国际油价冲击分解为供给冲击、经济需求冲击以及预防性需求冲击,考察这三种结构性冲击对我国进口价格与国内价格的传递效应及其差异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识别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来源.结果显示:经济需求冲击与预防性需求冲击带来的国际油价上涨对价格具有正向影响,而供给冲击带来的国际油价上涨对价格的影响方向则不确定;在影响程度上,预防性需求冲击的影响最大,经济需求冲击次之,供给冲击的价格传递作用最小,国际油价冲击对我国通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预期型通胀;此外,在整个商品流通链条中,由于我国市场需求不足以及价格管制等因素,国际油价冲击对我国通胀的影响具有不完全性,这主要表现在国际油价冲击对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影响最大,而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则不显著.     

外部冲击对江苏省外向型经济的影响研究

江苏省作为全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贸进出Iz／业务实现了长足发展,同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增速下滑等问题。本课题通过引入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汇率波动等外部冲击变量,构建VAR模型,测度外部冲击对江苏省外向型经济的影响路径和程度,指出当前还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耐用品、投资专有冲击与货币政策福利

本文构建蕴含耐用品与非耐用品的两部门DSGE模型,研究投资专有冲击对货币政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改进了投资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效率,放大边际成本波动,增加了厂商调价动机和价格水平变动。即使耐用品价格完全灵活,最优货币政策也无法同时稳定价格和实际GDP。研究发现:(1)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率的上升虽然增加了实际GDP波动,但能够有效地降低投资专有技术对边际成本的冲击,减少价格变动的福利损失。所以两部门投资专有冲击时,央行倾向于稳定价格水平。与其相反,在单部门投资专有冲击和两部门生产技术冲击时,最优货币政策应降低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稳定实际GDP。(2)对比三种泰勒规则:钉住非耐用品PPI、钉住加权平均PPI及钉住CPI,福利分析发现钉住非耐用品PPI最优,钉住CPI次之,钉住加权平均PPI的福利损失最大。就损失程度而言,投资专有冲击的福利损失是生产技术冲击的2倍,表明投资专有冲击加剧了最优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与实际GDP间的权衡。     

外部冲击、金融业开放与“双支柱”调控

面对高度复杂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如何设计政策组合以实现金融业开放、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恢复等多重宏观经济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具有金融业开放特征的多部门DSGE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外部冲击的作用机制与福利效果,并讨论金融业开放水平对汇率制度选择与政策协调搭配的影响。研究表明：为应对外部冲击,中央银行对汇率波动进行管理的力度需要随金融业开放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加大。同时,金融业开放水平越高,宏观审慎政策逆周期调节银行资产负债表以稳定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效果越好。进一步地,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使用不仅可以带来显著的福利改进,而且能够降低央行对汇率波动的最优管理程度,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从而为实现金融业开放、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恢复等多重目标创造条件。     

失业波动、关税冲击与最优货币政策——基于新凯恩斯主义视角下的理论研究

在含有价格刚性和工资刚性的小国开放经济中,引入失业变量和关税冲击,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主要经济变量的分析,从理论和数量两个层面,对失业的波动情况进行了阐释。同时基于福利损失函数的推导,对最优货币政策和一些简单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讨论。研究表明:(1)正向的进口关税冲击可能导致本国失业率的下降,但失业率偏离稳态的幅度很小,在短期后即回复到稳态水平,并出现了“失业超调”现象;(2)与封闭情况下相同,失业的存在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势力造成的,失业波动的原因则与名义工资刚性的存在有关;(3)最优货币政策都是在减少国内价格通胀、工资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进行权衡;(4)盯住失业率的简单货币政策规则,在脉冲响应和总体福利损失两个视角下,均优于盯住产出缺口的简单规则。     

后危机时代外部冲击对我国工业品价格指数的动态传导及结构特征分析

基于SVAR模型,考量次贷危机前后外部冲击对工业品价格指数的动态影响及结构性传导。结果表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外部冲击对我国工业品价格指数的影响呈现增强趋势,并且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是最重要因素;在结构特征上,外部冲击效应具有不完全性,对生产资料PPI的影响较大,对生活资料PPI的影响较小,显示外部冲击效应的传导具有不完全性,黏滞在生产流通领域不能顺利传导至消费领域。     

存款利率市场化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T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存款利率约束与宏观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关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在1996年1月至2013年11月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存款利率有约束状态,而存款利率约束在总体上减少了产出的波动;(2)存款利率有约束时,货币供应量等数量型冲击对产出影响幅度更小、持续时间更短,利率等价格型冲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周期更长,紧缩性的利率政策对经济的抑制效果更为明显;(3)存款利率无约束时,数量型冲击总体上持续性更强,价格型冲击则容易引起经济增长短期内大幅波动。     

中国的通货膨胀:外部冲击抑或货币超发——基于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样本外预测模型的实证

本文运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样本外预测模型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诱发因素,发现本轮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是近年来中国货币过度发行,而外部冲击则是次要原因。在外部冲击中,国际食品价格变化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大,国际石油价格变化影响较弱。Diebold-Mariano(D-M)检验也表明包含货币供应量的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样本外预测模型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要高于其他模型,开放经济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分析有较好的适用性。     

货币政策冲击与人民币汇率动态

传统的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过短期约束或者长期约束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的,由于这种识别方法往往会引起"价格之谜"悖论,为保证实证分析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短期约束和符号约束(Uhlig,2005)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并对中国2005～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给出货币政策冲击对汇率影响的证据。结果表明,中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以及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降低短期利率,均会引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久性升值,前者对汇率变动的解释能力更强,但解释比例不超过50%,并且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没有产生超调现象。由于货币政策等外部冲击以及市场的不完全性,会导致汇率异常波动,我们认为央行适度的外汇干预仍然是有必要的。     

美联储货币政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递效应——基于ARDL-EC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误差修正（ARDL-ECM）模型实证考察了2007年1月至2022年3月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短期内我国通货膨胀存在较明显惯性,且产出、国内货币供应量、美国货币供应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及汇率等因素均对其存在较显著影响;长期内涉外因素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国内因素。鉴于我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特征较明显,本文提出应加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作用机制和传递渠道的研究分析,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同时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形成合理市场预期,降低外部因素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