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以中国为例

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多,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作跨国研究,得到的结论也各不一致。从我们这里的跨国数据看,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没有什么稳定的正向或是负向关系。因为跨国数据存在的种种局限,这里以中国为例进行跨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以外贸依存度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之间没有线性关系,不过收入差距与开放程度之间有一种凹型的图示关系,即在开放程度较低的时候,开放有利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在开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开放却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以外商直接投资/GDP比值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之间则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     

城乡居民经济收入差距研究

探讨城镇化进程中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和农村资金的外流,而金融效率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则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加强农村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遏制农村资金外流,着力提高金融发展效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并通过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可以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FDI、生产结构的复杂性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反射法测算的经济复杂度指数

库兹涅茨曲线所揭示的人均收入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关系由于忽略了生产结构特征而受到现实的质疑。文章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思想与观点,回归实体经济的本源——商品,借助产品空间网络将一国生产结构演化分为产品数量增加与产品异质性提升两个维度,并量化成一个新的指标——经济复杂度指数(eci),进而分析了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生产结构复杂性的提高能显著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且这种作用呈上升趋势。引入FDI后发现,低收入国家FDI总量增加可以为低收入阶层创造工作机会,显著缓解收入差距。但中等收入国家无论FDI总量还是FDI强度增加,都会加大产品结构升级的难度而削弱普通劳工的谈判筹码,加剧少部分人高工资与大多数人低工资的矛盾,拉大收入差距。     

劳动力“极化”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双重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在国外劳动力极化的发展背景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就业极化和工资极化的发展趋势进行梳理,并探讨了劳动力极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向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我国就业结构呈现出"N"型"极化升级"趋势,工资结构呈现出两端上升、中间塌陷的"U"型极化特点。从劳动力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来看,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增加、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与技能互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以农民工为主要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力支撑了我国低成本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其难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持久动力,最终产生阻碍作用。从劳动力极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来看,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上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内生的技能供给增加会反向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上升会缩小收入差距,但由于缺乏持续的工资上升动力,收入差距将又呈现扩大趋势。     

我国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金融发展能否减少收入不平等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回顾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关系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其次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和现状进行了陈述;最后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中印城乡不平等比较:经济学分析视角

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印两国农村内部不平等程度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两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历史变化和趋势不一样;中国城乡之间无论是收入差距,还是消费差距所反映的不平等程度都明显高于印度的不平等;中国是农村不平等大于城市不平等程度,而印度则是城市不平等大于农村不平等。导致这些结构性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包括技术变化、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于城乡内部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等收入不平等变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更大;而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等因素虽然对于收入不平等也有一定影响,但是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理念(先富后富政策理念与城市和沿海偏向政策)则对于城乡内部以及同一地区内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的影响更大一些。     

完善财政政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近年来,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财政政策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于切实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缩小收入差距,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认真贯彻十七大精神,从财政政策框架、目标和实施的路径入手,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促进收入分配的起点、过程和结果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一、政策框架的构建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促进收入分配的财政政策框架设计,既要注重相关政策措施的综合性和全面性,涵盖收入分配全过程,又要根据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不同阶段中存在的公平缺失或效率不高的原因,把握好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财政政策理性,选择相应的政策措施进行干预。目前,起点干预的政策应主要针对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引起的公共服务不均衡进行干预。相关财政政策的制定要建立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之上,政策框架主要体现“机会平等”,重视建立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特别是重视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诉求途径...     

基尼系数

一、基本涵义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为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于1922年提出的,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一个比例数值,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低于0.2,收入绝对平均;0.2～0.3,收入比较平均;0.3～0.4,收入相对合理;0.4～0.5,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收入差距悬殊.     

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对地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珠三角收入分配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十分明显,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短期内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关系,但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仍有消极影响。并提出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政府可以从该机制中找寻可供调控的变量,从宏观层面制定出对珠三角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政策。     

山西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通过农村金融效率、金融相关率、储蓄投资转化率等一系列指标衡量山西省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并基于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理论,研究了山西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协整检验表明农村金融效率、农村金融相关率、储蓄投资转化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②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山西省农村金融效率、农村金融相关率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储蓄投资转化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彼此不是格兰杰原因;③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山西省农村金融效率、农村金融相关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长期正向效应,而储蓄投资转化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应较小。     

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倒U关系分析

国际学术界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关系,即在金融发展的初期,其对收入差距具有扩大效应,而在金融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收入差距就会随之缩小。在这个过程中,收入差距表现为先是扩大,继而缩小的倒U型(或者说n型)走势。本文就中国的金融发展分别与农村、城镇、城乡和全国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倒U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各项收入差距之间确实存在倒U关系。在目前阶段,金融发展总体上对收入差距仍然具有扩大效应,但这种效应正在迅速衰减。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收入差距有望随之缩小。     

政府管制、收入差距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

我国社会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加剧的重要原因。收入差距包括两方面，一是市场机制按要素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二是政府管制失灵造成的收入差距。前者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来解决。而后者的根源在于政府资源配置职能的“越位”，而且这种资源配置上的不公平不能通过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来消除。要解决由政府管制失灵造成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利益冲突，必须对现行政府资源配置职能进行改革：第一，消除政府在行使资源配置职能时的城市偏好，实现资源配置上的平等化；第二，改革现行有关制度，允许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其究竟是普惠的数字红利还是金融领域的数字鸿沟,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中亟需回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匹配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创业效应这一渠道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之一。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生存型创业从而改善了收入不平等,而数字普惠金融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以及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收入差距与公平认知——现阶段北京市民的“分配公平观”及其区域比较研究

结合历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揭示了现阶段北京市民感知的收入差距程度及其公平性认知状况,并展开了横向区域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民众当前感受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高于他们能够接受和容忍的程度,且普遍认为社会上层与下层群体的收入及其差距有失公平。经由推算得出的主观基尼系数显示,北京民众感知的贫富差距程度在全国各省份中居于前列。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方面的不平等归因、流动上升预期等因素对其公平感有显著影响。     

对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几个问题的思考

根据经济学家的计算,收入相对平等的国家基尼系数在0.2—0.35之间;0.4是一条警戒线,超过0.4就意味着收入差距较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文章在此背景下分析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探讨了基尼系数逐年上升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健全初次分配的宏观调控,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鼓励公益捐赠和重视教育培训等建议。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基于1981—2012年的实证分析

统筹城乡发展,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相互影响机理研究对于研究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1981—2012年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三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且金融发展是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兰杰原因。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发展,但这个抑制作用具有滞后性;经济增长扩大了收入差距,反过来收入差距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在前期抑制了金融发展,但长期看来,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且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在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作用不明显。     

贸易自由化与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与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贸易自由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力图验证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的结果显示,以基尼系数表示的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以对外贸易依存度表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取滞后期为1时,贸易自由化水平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Granger原因。最后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途径,以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贸易的角度去采取一些措施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文章围绕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选取中国31个省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P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作用,而产业结构升级则会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相互作用,且有良性互动关系,即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则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共同富裕背景下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基于CGSS2017年调查数据

以 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微观数据为基础,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同时考察子代受教育程度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有显著正向增收效应,且父亲的影响程度低于母亲;父母受教育的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大子代收入差距;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中,城镇、女性和东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子代受教育程度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的增收效应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金融压抑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系统在资本分配上表现出明显城市化倾向,农村金融系统发展严重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金融压抑现象突出。农业部门因得不到融资导致内需不足。本文首先对金融压抑理论和现状进行分析;其次运用OLS方法对1978-2008年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论为：金融压抑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有利于搞活农村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特别地,在当前亟待启动内需环境下,更有必要加快农村金融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