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户再组织化的治理之道:理论建构与实践检验

小农户组织化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以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能为目标的系统治理工程。集体统摄下立足小农户本位的再组织化通过产权、关系与合约三重治理机制共同作用，反映了乡村发展的一般逻辑，有助于农业农村走向全面现代化。基于实践检验，发现了产权、关系和合约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互动机理，不仅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般性分析框架，还有助于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和治理理论。总之，“集体统摄+小农户本位”下国家资源嵌入与社会资本介入，有助于培育和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助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乡村振兴背景下红色文化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赋能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既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文化的现实选择,同时也是守正创新赋能乡村振兴的融合型内生型发展模式。台州、宣城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亟待探索出赓续红色文化基因助力乡村振兴的可持续赋能路径。基于“赋权增能”理论视角,分别从赋权实现和增进福祉着眼,探究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价值、内在逻辑与增进路径。     

“新乡贤”何以促进乡村内生式发展——以浙江省义乌市H村为例

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走乡村内生式发展道路，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探索中国式乡村振兴之路的重要内容，也是发挥“新乡贤”力量的应有之义。以浙江省义乌市H村为例，探究“新乡贤”促进乡村内生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乡贤”在“内生动力支持”下，通过“公共身份嵌入”推进乡村“规则制度营建”，发挥其在自组织实践中的“能人”作用，从而促进乡村内生式发展。具体而言，“新乡贤”能够以“公共身份”引领、突出能力与资源投入表率实现内外部资源动员；能够以正式制度设计与非正式制度合理应用促进社会参与；能够以利益联结机制构建与公共事业发展增强村民本土认同。“新乡贤”群体在乡村内生式发展实践中具有巨大的活力与潜力，既助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又不使乡村失去“底色”，这一现象值得更多关注与讨论。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机理与模式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亟需寻求系统性方案。文章从科学内涵出发，对实现二者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机理，地域类型分异与村庄分类视角下的模式选择及实现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下的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启示。结果表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本质上是通过缩小乡村内部分化水平，在转型统筹与良性互馈机制下，提升乡村居民发展能力与村庄发展禀赋的过程。脱贫攻坚解决乡村振兴的前端问题与底线短板，乡村振兴是对乡村地域整体功能的全方位诊断与优化，为乡村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全方案。实现二者有效衔接需要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机制与实现路径上实现多维立体衔接，实现路径中政策供给是根本，要素供给是重点，动力供给是关键。不同类型地域与村庄需要选取差异化发展模式与路径。需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破解贫困问题，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整合协同，以城乡融合发展助推城乡地域系统功能的整体优化。     

基于质量评价的乡村振兴类型识别及优化路径——以福建省为例

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及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质量评价理论分析框架；基于遗传算法优化的投影寻踪模型，对2020年福建省64个县域单元的乡村振兴质量进行测度；通过障碍度模型，分析影响乡村振兴质量的障碍因素。基于评价结果，识别乡村振兴类型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福建省乡村振兴总体质量处于中等水平，空间上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从5个维度而言，生态宜居指数值最大，其次为生活富裕指数，乡风文明有待加强。(2)产业兴旺和乡风文明对乡村振兴总质量的影响较大；对乡村振兴总质量影响较大的五大障碍要素依次为：医疗服务、生产产出、资源设施、产业融合、生产条件。(3)福建省乡村振兴类型分别为弱发展型、单维主导发展型、双维驱动发展型、多维综合发展型4种。结合区域发展特点和障碍诊断结果，提出不同类型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     

乡村旅游社区新内源性发展:内在逻辑、多重困境与实践探索

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外源式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自主发展和空间控制权,乡村旅游社区面临居民参与缺失、传统文化解构、乡村治理失序等多重困境,而新内源性发展聚焦本地资源利用、居民参与、地方认同等,与乡村旅游社区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契合性和适配性。以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卡拉村为案例,通过深度访谈等剖析案例地新内源性发展路径和机制,研究发现:超地方发展理念推动了优势产业在地化发展,居民广泛参与并构建公平利益联结机制增进了居民社区认同,嵌入在乡村中的家训、家规和家风文化提升了乡村德治水平,外部市场联结推动了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乡村精英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多要素结合推动了乡村新内源性发展。研究拓展了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视角,为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路径和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洞见。     

山区民族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及尺度关联研究

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是量化韧性水平、识别内部差异、揭示潜在风险,促进韧性乡村培育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韧性概念内涵的辨析,构建了“吸收—适应—转型”的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框架,并以恩施州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法与地理探测器,对社区及农户尺度下乡村聚落韧性水平与风险因子进行定量化测度与识别,并从整体态势、指数分布、等级对应及风险因子四个方面,对其尺度关联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社区尺度,恩施州乡村聚落韧性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乡村旅游发展成熟度越高的社区,其韧性水平越高。(2)农户尺度,中等韧性水平农户占比最高（43%）,兼营生计型韧性水平最高,务工/务农型生计韧性最低。(3)不同风险因子对乡村聚落韧性的作用强度各不相同,尺度间共性因子与差异因子并存,韧性风险障碍随尺度细化逐层聚焦。(4)韧性整体态势在多尺度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与一致性,指数数值分布随尺度细化逐渐转向集中,尺度间韧性指数等级对应关系明显,且随着社区旅游发展成熟度的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也显著提升。     

社会企业何以促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基于混合制度逻辑的视角

传统组织基于市场、行政或公益逻辑对脱贫地区乡村产业进行的帮扶常常面临可持续困境,新兴混合型组织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实现乡村产业持续振兴?文章通过对两个社会企业——碧乡农业和善品公社的研究,归纳了社会企业促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的理论解释框架。文章认为,社会企业通过组织目标调适、制度资源整合和治理模式优化融合市场、行政和公益制度逻辑,解决传统组织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在该过程中,初始的主导制度逻辑会影响和塑造制度逻辑融合的演进路径。文章也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框架与展望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重大决策部署。当前相关研究系统性不足,缺乏空间视角,亟需通过多学科融合与多方法集成构建系统性理论框架并开展分区分类研究。文章沿着"问题—理论—实证—调控"的总体思路展开研究,以实现乡村振兴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为研究对象,以现实差距与困境为出发点,借鉴国内外二者有效衔接的经验,探讨其理论框架构建、情景模拟与实现路径、发展模式以及管控体系与政策方案的问题。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不仅要努力实现理论创新,助推学科发展,也要服务国家战略决策。研究需要在方法论、分析工具、话语体系上寻求多维突破。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全球扶贫开发与乡村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关键问题、相对贫困治理机制与成效提升策略、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互馈机制与区域模式以及乡村科学与人地系统科学发展等科学命题。     

政府供给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动机与行为分析——基于诺思国家模型的理论视角

基于诺思国家模型的理论视角,立足政府的生产性职能,供给决策制度变迁的逻辑思路是实现供给决策的"自下而上",以社区居民需求意愿表达机制的建立为出发点,激励乡村社区居民真实显示消费公共产品偏好,使政府供给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动机与决策行为有机衔接,从而实现供需对接,供求平衡.     

我国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理论变革、现实困境及有效路径

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促使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与发展。文章指出"强政府—强市场"和"改革+战略"发展思维是我国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理论变革,并剖析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遇到的劳动力困境、土地困境、资本困境和创新困境,从政府、市场、社会三个维度横向提出解决现实困难的有效路径。     

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基于32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为对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及实现高赋能成效的路径进行探究,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凝练出数字金融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构建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创业成效的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数字金融对乡村创业实现高赋能成效的不同条件组态。结果表明,技术维度、个体维度与环境维度下存在数字化的便捷程度、可应用的场景、创业者素质、创业者风险偏好、政策性支持、金融信息平台建设6个影响赋能成效的因素。在6个因素的不同组合下,形成了3条取得高赋能成效的路径,即：全面均衡型、环境拉动型、个体能动+环境拉动型路径。     

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以武陵源为例

中国的乡村旅游发展大部分都是依靠外部力量进行发展,使得旅游业所带来的利益被外来投资者所获取,未能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获取相当的收益。在这一背景下,着手从内生式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进行阐述,选取了符合条件的武陵源景区作为研究案例,从该景区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针对其问难提出了相关战略导向。     

有为“链长”赋能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链长制作为一项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制度创新,应立足于不同产业链的关键症结,明确“链长”的职能边界。同时,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是我国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本文构建经济、社会、环境三重底线视角的商业模式画布分析框架,全景式地剖析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症结。基于结果效应和过程效应两个赋能维度,从国内循环的供给侧、需求侧和国际大循环三个赋能视角出发,深入探讨有为“链长”赋能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的内在机理,并从推动“五链”融合闭环发展、促进产业链内外良好衔接、提升全社会绿色低碳认知等方面提出实现路径。     

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理论内涵与实践创新

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第二个飞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结合山西省L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考察，从理论维度界定和明晰了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涵与本质，探讨了其互动基础与实现条件；从实践维度梳理出资源开发型、产业发展型、区位优势型、“三资”盘活型、集体兴办型、股份合作型、混合经营型等典型模式，剖析了组织牵掣、主导性偏差、主体异化、生态负外部性等卡点难题。基于此，应强化党组织对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引领功能、坚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保障农民在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发挥“美丽经济”对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优势等化解路径。     

路径依赖与多重锁定下的乡村建设解析

以旅游业为导向的乡村振兴活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乡村异化现象让学界逐渐意识到政府主导、资本驱动的乡村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基于经济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构建乡村发展演化的解释模型。以乡村旅游业中率先崛起的南京市江宁区石塘村为例,分析典型旅游型乡村的发展演化历程与路径依赖形成机制。发现自我强化机制的存在,使得石塘村的建设模式出现认知锁定、经济锁定和治理锁定。多重锁定之间交叉重叠、相互增强,最终导致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不可持续。乡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和资本的介入固然重要,但路径突破的根本在于乡村善治与社区精神的重塑。     

从益贫式增长到共同富裕的逻辑建构与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益贫式增长机制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也是重要途径。在新发展阶段，需要深入研究从益贫式增长到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本文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分析了益贫式增长和共同富裕在目标、主体、内容和方式上的逻辑关系。并沿着“改革开放前-涓滴型增长-益贫式增长-共富型增长”这一历史线索，梳理了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结合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约束因素，从解决相对贫困、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在全体人民共建共享中实现物质精神共同富裕等角度提出了我国从益贫式增长转向共同富裕的现实逻辑。最后，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统筹全面均衡发展、以数字经济落实共建共享等视角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营造路径——以山东省东阿镇Y社区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营造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社区营造理念与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价值契合性,通过农村社区营造,可以弥补基层政府和市场在基层治理中的双重“失灵”,促进农村社区内源性发展。通过对山东省东阿镇Y社区营造的分析研究,以社区营造“人、文、地、产、景”五方面作为分析框架,探析农村社区营造路径,即人：积极培育社区居民主体参与意识;文：保护老社区遗址,强化社区文化认同;地：打造生态宜居的社区环境;产：因地制宜地发展社区产业;景：对社区空间进行创造性建设,以期为今后农村社区发展提供思路。     

社区主导型乡村旅游发展的博弈论——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

我国社区主导型乡村旅游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却已经显现出旅游市场的无序竞争和公共资源过度利用及破坏等公地悲剧问题。文章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认为这些问题是村民与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游客之间基于个人理性的相互博弈的结果。从长期来看,集体理性更符合村民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心理需求,社区村民的博弈具有从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转变的机制和驱动力。为了避免和缓解公地悲剧的发生,缩短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转变的时间距离,必须依赖于外部力量的引导以及合理的制度安排,文章提出了相应制度保障措施。     

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缺失问题分析——基于对河北农村的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成效显著,但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农民主体性缺失是造成当前乡村治理工作难以推进的主要瓶颈.现阶段,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缺失主要表现为农民主体地位被政府取代、政府施政行为缺少民意沟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缺失、农民在权利享有和国民待遇方面的制度性歧视.深刻剖析农民主体性缺失的深层原因,摆正乡村治理中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满足农民合理需求,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素质教育培训,不断激发农民的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是增强农民主体性、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