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幸福的?——个体特征、外部环境与主观幸福感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而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是理解幸福内涵的两个核心维度。本文从个体特性、个体状况、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环境等四类因素出发考察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与个体特征相关的年龄、性格、收入与健康等因素,以及与外部环境相关的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评价及对民主化进程的满意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显著的关系。如果不考虑年龄因素,在其他所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关系的因素中,居民的性格因素的作用高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的边际作用高于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不过相对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和收入不平等因素的边际作用是最小的。     

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对科学发展观的启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失业、通货膨胀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平、社会资本、人口统计变量、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幸福经济学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启示在于,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的幸福水平最大化,政府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公平分配、控制通货膨胀、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以我国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经验性地讨论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效应,绝对收入的影响仍较显著.因此无论是相对意义还是绝对意义,收入仍然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非收入因素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幸福经济学研究最新进展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随着伊斯特林悖论的问世,“幸福”逐渐走入经济学家的视野。国外学者以主观幸福感的度量和影响幸福的因素为中心,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幸福经济学认为,影响人类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宏观经济波动、经济政策、市场主体行为;人口学特征;环境因素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同时,主观幸福感也会反作用于就业、创业、消费等。幸福经济学是对现行经济政策的本质和核心进行探索,把幸福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要目标和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国民幸福指数作为制定和评估公共政策的重要参考,可见幸福经济学的影响已渗透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因此,对幸福经济学现有文献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对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贫困的分解,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选取《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城市住户分组数据,深入分析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因素对中国1991-2009年间城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城市绝对贫困率下降起决定性作用,但收入分配恶化对城市相对贫困率上升有显著影响。(2)收入水平越高,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弱,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小。因此,我国今后的城市减贫,应在继续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为重点。     

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调查分析

基于2007年武汉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数据,本文对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影响,收入-幸福悖论并不成立。同时,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与在政府机关及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体相比,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如果考虑不同工作单位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随着在其他单位工作的人的收入增加,由于工作单位的性质差异导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在两者之间逐渐缩小。     

相对收入与个人效用——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考察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对人们的影响程度,并比较社会中不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是否对这种影响起作用。笔者在中国城镇居民中进行了调查实验,用特定指标衡量人们对收入和消费的相对性关注程度。实证分析发现：（1）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对个人效用的影响始终存在,但在炫耀性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和非炫耀性消费品（如假期和保险）上的影响程度不同;（2）人们对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的关注程度较为集中在同一个区间里;（3）教育程度和职业显著地影响相对收入对人们的效用,男性比女性显著地更加在意汽车和住房的相对消费;（4）社会收入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对相对收入的关注度,但对住房消费的相对性有影响。这些发现为我们了解消费行为决策和认识宏观经济中收入不平等的消费效应有一定的启示。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变化,发现中国存在"收入-幸福悖论"现象。构建一个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框架分析发现,这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经济、家庭、工作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收入高、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较强。这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科学协调好发展经济与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多层次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而切实增进居民幸福感。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刍议收入与国民幸福感

与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古典经济学从主观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效用”。这就是说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因为人们的幸福感是受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诸如期望、收入分配等因素。本文旨在分析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和如何增进人们的幸福感。     

刍议收入与国民幸福感

与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古典经济学从主观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效用".这就是说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因为人们的幸福感是受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诸如期望、收入分配等因素.本文旨在分析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和如何增进人们的幸福感.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广东贫困县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研报告

通过调查分析广东丰顺县（省级贫困县）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主观幸福感,探究影响贫困山区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以丰顺县210位老人（年龄大于60岁）作为研究对象,以坎贝尔幸福指数量表和自编的老年人一般资料调查表作为测量工具,进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结果显示210位老年人平均幸福感指数为10．52±1．891,相对较高,1995年国内姚春生等人所做测试,幸福感指数全量表分数（X±SD）仅为5．1159±2．0282。数据分析显示,老年人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养老环境、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兴趣爱好、自我价值感、自我效能感、家庭关系、其他社会人际关系、经济收入、社会关注与支持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差异显著。而年龄和性别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不显著。     

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际的经验与国内的证据

本文对国内外有关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回顾和评述,大部分研究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力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程度比较低,而且随着收入层次高低不同而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跨时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快速的增长.相对收入、相对剥夺对主观幸福感起决定作用,和绝对收入相比,它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更大,相关性也更强.通过对现有成果的简单总结,从中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它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者。此外,收入不平等除了自身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外,还通过社会犯罪间接地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住房不平等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立足于多层次线性模型的分析

笔者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住房不平等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区域差异;城市居民住房的绝对不平等影响了其幸福感,住房数量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住房面积对幸福感呈现倒U型的影响;居民住房的相对不平等对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区域住房不平等(住房基尼系数)与幸福感呈现出倒U型关系,临界点在0.325左右,当低于临界点时,区域不平等的扩大会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超过了临界点则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     

转型背景下的居民主观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分析

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引起社会普遍不满和对社会稳定构成实质威胁的是居民主观层面所不认可的收入分配格局。本文尝试考察我国居民的主观收入不平等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在将主观收入不平等合理分解为认可的不平等和不认可的不平等基础上,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本文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居民认可的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显著负相关,而不认可的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显著正相关。此外,公平认知对居民的主观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当前政府的改革应该从消除体制性障碍入手,特别是要消除行业垄断、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等,创造一个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为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制度保障。     

职业、收入、社会满意度:多阶层收入—幸福关系比较分析

文章运用调查数据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目前幸福指数进行分析,发现幸福状况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关系曲线呈多斜率阶梯上升趋势。职业、收入、社会状况的满意度在六大幸福影响因子中处中等水平,且分值低于幸福指数,成为拉低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一情况表明,在目前我国,改善职业环境、关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改善以及提高社会公平公正满意度,对于提升国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客观相对收入与主观经济地位:基于集体主义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集体主义文化的视角研究了人们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人们在其所在区县的客观相对收入水平对其主观经济地位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客观相对收入水平越高,则主观经济地位越高。进一步地,本文在"集体主义"变量构建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集体主义"背景下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氛围更加浓厚的地区,人们的客观相对收入对其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大。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相对收入的分化和主观经济地位感知,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经济行为,更影响人们的幸福获得,政府在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区文化差异的重要作用。     

青岛市低收入人群主观幸福感和自尊研究

研究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和自尊量表对370名低收入人群样本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低收入人群主观幸福感和自尊处于中等水平,二者互为预测变量,生存质量和收入水平等现实生活状况因素对二者具有共同影响;收入增长预期等认知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获得具有中介因素;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朋友支持对自尊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