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差异产品下价格领导制对默契合谋的影响

价格领导制对合谋的作用机理一直是产业组织理论关注和争议的焦点.本文以纵向差异产品模型为基础,构建一个扩展的双寡头无限期重复博弈模型,首先求出竞争状态下价格领导制的均衡利润,其次利用纳什讨价还价解求出合谋下的企业利润,最后通过比较同时定价和价格领导制两种情形下企业维持合谋的激励,重点考察纵向差异产品下价格领导行为对默契合谋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如果企业可以采用价格领导制进行价格合谋,则无论是哪家企业作为价格领导者,价格领导制都极大降低了领导者背叛合谋的激励,增强了合谋的稳定性,尤其是在高质量产品企业作为合谋的价格领导者之时.对此,笔者建议反垄断执法机构关注企业的序贯提价行为,发现潜藏在其中的合谋行为.     

企业避免行业性整体价格战的竞争战略

价格竞争虽是市场经济实现优胜劣汰所必须的竞争方法，但行业性整体价格战则是一国经济机体上的肿瘤，危害甚大！除了需要采用立法约束企业价格竞争行为外，也需要企业有正确的价格竞争方法。首先是企业之间要有正确的价格合谋行为；但在面对顾客主要受价格影响时竞争受“囚徒困境”心理支配和技术趋同、规模扩张趋同影响，正确的价格合谋极难。单个企业正确的价格竞争策略应是，根据行业产品利润构成动态结构来选择正确的价格策略；后期利润大的宜采用先期谋求最大份额的低价策略；销售利润大的，在前期采用降价，后期采用“属性动态竞争”策略；另外，企业需要采用超前扩大规模并按比自己规模略小的成本水平订价，这就可以破坏发生行业性整体价格大战，避免行业性整体价格大战发生。     

中国进口铁矿石定价权缺失与反垄断政策

本文针对中国进口铁矿石定价权缺失问题,构建了企业间部分交叉所有权下合谋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并对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文中简称“两拓”）及巴西淡水河谷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两拓”部分交叉所有权有利于其合谋,也有利于其与巴西淡水河谷合谋。国际铁矿石巨头企业合谋实施超高定价是导致中国进口铁矿石定价权缺失的根本原因;国际金融巨头对铁矿石巨头企业的部分交叉所有权及操纵行为应当引起反垄断当局的重视。笔者认为,中国应从完善反垄断立法、加强反垄断执法和国际反垄断合作三个方面予以应对。     

反垄断调查的一个鉴别：一致性定价行为背后的差异与合谋

如何区分成本上涨时企业同时涨价的行为究竟是价格合谋还是寡头竞争的企业正常的价格调整行为？这是反垄断执法机构面临的一个难题。本文通过数理模型证明了无论企业进行伯川德竞争还是古诺竞争，寡头竞争的企业的定价随着成本的变化存在一个连续调整路径，而组成卡特尔的企业的定价则会随着成本的变化出现一个不连续的跳跃。因此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观察到企业的一致性定价行为之后，如果能从以往的价格监测纪录中发现这些企业在成本下跌时，价格存在着更大幅度的下调，则可以据此怀疑这些企业存在着价格合谋，应开展更深入的调查来搜集这些企业违反《反垄断法》的全面证据。     

对企业关联方交易的转移定价分析

转移定价问题最先引起注意的是跨国公司的出现，导致税收的国际分配问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企业集团的不断增多，转移定价已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税收问题，企业利用关联方交易转移定价来粉饰财务报表、转移上市公司资金和利润，大股东往往通过不合理价格的关联交易向上市公司“喂水注盐”，已成为证券市场上所瞩目的现象。     

浅谈利用利润分割法调整无形资产转移定价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转移价格问题日益受到外商投资企业的重视。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诸如“高进低出”、“低进高出”、可以达到调节利润、逃避税收、享受优惠、优化资产配置、减少和避免各类风险。进而达到对公司进行全球性战略性总体调控的目的。因为无形资产的专有性，无可比市场价格，其价格的确定更是难以掌握，利用无形资产进行转移定价越来越被关注，寻找到一个合理的无形资产转移定价的调整方法至关重要。利润分割法是一种新的调整方法，它特别适用于调整由无形资产带来的超额利润。     

跨国公司的价格转移对税收的影响探析

由于跨国公司中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操纵,使得跨国公司不依国际市场供求关系而通过内部交易进行价格转移成为可能。如果两个关联企业同属一国法人,其间的价格转移必然影响各个企业的利润,从而使其逃避税收成为可能。如何洞察和防范此类税收流失,是本文的出发点。     

对中国关联企业的转移定价的分析

转移定价又称转让价格,是跨国公司内部或关联企业间销售和采购商品、劳务、技术时的一种内部价格。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活动的扩张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内地上市公司也不断增多。这些公司利用关联交易制度的不规范,通过转移定价实现资金的自由调拨与配制,逃避东道国的市场价格控制和外汇管制等以维持市场竞争能力,最终实现高利润的目的。     

跨国公司的价格转移对税收的影响探析

由于跨国公司中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操纵,使得跨国公司不依国际市场供求关系而通过内部交易进行价格转移成为可能.如果两个关联企业同属一国法人,其间的价格转移必然影响各个企业的利润,从而使其逃避税收成为可能.如何洞察和防范此类税收流失,是本文的出发点.     

跨国公司在华实施转移定价的方法及对策

跨国公司在我国普遍存在着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内部贸易转移利润的行为。它们采取"高进低出"的商品购销、高估投资设备价格、差异化的关联企业劳务收费标准、非市场化的信贷、抬高无形资产转让费等方式侵吞中方的利润和税收。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原有的转移定价税规体系,增扩新的转移定价税规,实施高效的转移定价监管,争取有关税务各部门的积极配合,提高中方的自我保护能力。     

算法合谋的反垄断规制及工具创新研究

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商务企业采用算法定价会明显提高合谋的可能性和可实施性,具有较大的价格合谋风险,因而成为反垄断法关注的重点。学理上,尚待明确的问题有:算法定价促进合谋的内在机理和类型化机制;如何创新反垄断执法体制以有效规制自主学习算法;在反垄断事后执法无效情况下,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实行事前规制等。研究表明:算法合谋的反垄断规制宜坚持分类治理原则,采取事后反垄断禁止为主并辅之以事前规制的政策组合,反垄断政策工具创新应主要针对自主学习算法合谋。算法合谋反垄断规制政策需重新界定构成非法合谋的"协议"要件,明确当事企业的主体责任,重在采取以"软执法"为主的反垄断执法体制。事前规制政策应坚持"基于设计来遵守法律"的原则,强化算法审查机制和审查能力建设,并将提升算法透明度和可问责性作为重点。     

中国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问题探讨

一、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的理论探讨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TransferPrice）是跨国公司内部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在进行内部结算（尤其是内部贸易结算）时使用的价格,亦称划拔价、转让价格或调拨价格。转移价格既不反映成本,亦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而是由跨国公司总部上层决策者从公司全球战略目标和谋求最大限度利润的目的出发来制定。跨国公司转移价格的产生和应用,有着客观的社会经济必然性。首先,它是市场交易内部化的必然产物。按照科斯定理,企业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把“投入”转变为“产出”,而应被视为一个多功能…     

刍议跨国公司转移价格及其影响

在当前各个国家税率差别减小,加强监管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我国使用转移价格主要基于非税务动因。出于整体利润最大化以及战略拓展的需要,跨国公司的转移价格定价方法主要有两大类：基于利润的方法和基于市场竞争的方法。跨国公司使用转移价格对我国企业、产业以及财政收入等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需要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提高外资质量。     

跨国汽车公司内部转移价格的动因分析

一、跨国汽车公司内部转移价格 转移价格(Transfer Price)又称调拨定价或内部价格，是跨国汽车公司为了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在关联企业发生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劳务等交易时以非市场自然交易价格(人为的抬高或压低价格)成交的行为。转移价格时所采取的价格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而是根据跨国汽车公司全球战略目标和利润最大化原则由跨国汽车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人为确定的价格。     

网络经济下的反垄断与政府管制政策

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为了达到促进市场竞争、维护市场公平、提高市场效率的目标，经常要对市场进行行政干预。干预的主要手段就是反垄断法规和管制政策。反垄断法规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减少操纵价格、限制产量、恶意兼并或垂直一体化等反竞争行为给市场造成的不利影响，保护市场的正常运行。在反垄断法规的实践运用中，是否拥有市场力量往往是判定企业垄断行为的关键。市场力量（或日垄断力量）是指企业具有制订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从而获利的能力。     

对中国战略性石油贸易政策的实证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政府通过实施合适的干预手段改，变或维持不完全竞争企业的某种战略行为，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取最大限度利益的方向改进。文章首先通过分析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内容和适用条件，并结合中国石油产业的自身特点，得出可以利用“校正模型”的方法对中国的战略性石油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实证的结论；继而通过计算和对比五种政策组合下原油进口价格和数量、国内外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以及整体国民福利的变化，得出了一定的关税和补贴政策确实能起到“利润转移”效果，但是介于石油资源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扮演的战略角色，中国政府还是决定选择次优的贸易战略等结论。     

交叉持股、共同股东与竞争企业合谋

随着竞争企业间存在交叉持股、共同股东的现象不断增加,其是否会促使企业合谋、损害竞争引发了关注和争论.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交叉持股、共同股东对竞争企业合谋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竞争企业间相互持有股权,抑或是存在共同股东,投资者持有目标企业所有权或控制权份额越大,合谋越容易达成.其次对滴滴出行和Uber的并购进行了案例研究,发现滴滴出行和Uber存在股权关系后,出现了涉嫌合谋的行为,主要表现在滴滴出行和Uber涉嫌划分全球市场,各自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并涉嫌实施垄断高价.最后本文提出了完善反垄断立法及执法的建议.     

外资并购热中的冷思考

“外资并购”近一时期在我国被炒得火热。笔者发现目前大家谈论的多是外资并购的正面效应，而忽视了其负面效应。外资并购作为利用外资的一种方式，也可能存在我国过去引进外资过程中的问题：外资利用优势地位打压民族品牌；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屡见不鲜；“以市场换技术”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外资利用转移定价等方式转移利润、逃税漏税情况严重。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措施减少外资并购的负面影响：改变原有外资政策，向以增强是关联为特征的外资政策过渡；建立对跨国公司的监控体系；大力培育中介机构；企业要明确并购动机，重视品牌和自有知识产权，搞好并购后的整合工作。     

基于加强国有经济视阈的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改革研究

企业的垄断行为一直为西方经济理论所诟病,但纵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反垄断监管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发现,政府监管并没有完全按照经济理论进行实践,而是依据不同的经济环境、经济主体展开“双重标准”.伴随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国际资本与跨国公司占据我国的市场份额日益增多,对我国反垄断监管机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要保证中国企业守住阵地,实现“走出去”的政策目标,必须辩证地认识反垄断监管的“双重标准”,以实现经济效率为反垄断监管的目标,通过相机抉择保证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的适度性与灵活性.     

宽大政策瓦解卡特尔的最优机制研究

有效的反价格合谋政策应该能够改变企业参与合谋的激励。宽大政策通过增加卡特尔企业的背叛激励、降低卡特尔惩罚的严厉性和增加卡特尔企业之间的不信任,来成功的瓦解卡特尔。最优的宽大政策设计要发挥威慑效应应该确定最优的罚金额度,并根据反垄断机关的执法能力和执法效能来灵活设计,以保证宽大政策的执法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