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驱动、政策干预与产能扩张——兼论“潮涌现象”的微观机制

中国经济正面临多个产业的总量或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这一现象不能完全归因于经济的周期波动和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还需从企业产能投资行为的竞争战略和产业政策的视角予以分析。本文以2000—2013年我国乘用车制造行业的微观数据为基础,对三十多家企业产能扩张的战略性动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的新增投资与竞争者的扩张行为正相关,即存在潮涌现象或攀比效应;行业产能利用率、需求增长率与新增投资决策之间没有十分确定的关系;政府对汽车行业的投资限制和管制,只在一定期间获得了预期的目标。基于Probit模型的计量检验在支持潮涌现象的同时,并未发现在位者通过对产能利用率的扭曲,以维持市场份额和限制进入的确切证据。对合资和自主品牌制造企业产能扩张行为的边际效应检验则发现,影响这两类企业产能投资的因素存在明显的差异。     

我国区域创新发展能力差异研究——基于政府与市场的视角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创新协同发展,是实现动能转换和稳定经济运行的重要举措。本文使用我国226个城市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在测算地区创新发展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政府和市场等因素对地区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而后分别从东、中、西和南北两个角度构建孪生子模式,分析了地区创新发展能力差异的成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和市场都显著影响了我国地区创新发展能力;总体来看,中西部和北方地区创新发展依赖政府而东部和南方地区更倚重市场,这是导致区域创新发展能力差异的首因;经济开放、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也是区域创新的显著影响因素。     

市场与企业混合原因、多样性及扩大化--基于市场最优边界和企业最优边界关系的视角

作为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交易组织方式,市场与企业在很多情况下相互混合。本文从边界关系视角入手,分析了混合的原因、多样性及扩大化,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市场最优边界和企业最优边界的决定模型,论证市场最优边界和企业最优边界之间存在多重的均衡关系,结合两种边界的不一致性,分类讨论混合的形成及其多样性,结合相应的案例探讨垄断定价、规模差异以及扩大两种边界的不一致性,进而分析扩大混合的机制。     

中小银行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新结构经济学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视角下的经验研究

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中小企业是中国当前最优产业结构中的主要企业类型,中小企业存在融资约束也已然成为各界共识。然而遗憾的是,束缚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至今没有突破。文章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视角,以欧拉方程投资模型为基础,利用2006-2011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和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小银行发展对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性。研究发现,银行中介与金融市场的比例构成、金融发展和贷款利率浮动这三个因素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重要影响的判断无法获得经验证据的支持,而中小银行发展则显著降低了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同时,稳健性检验表明,中小企业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源于融资约束而非代理冲突。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与推动总量上的金融发展及放松利率管制相比,以发展中小银行为核心内容的金融结构改革应在中国金融改革中占优先地位。     

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1 999—2 0 0 3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当地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长期债务的比重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差异主要归因于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的不同。基于此,本文分析认为,当司法体系不能保证长期债务契约得以有效执行时,“政府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     

规范与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问题探讨——基于"小政府、大社会"框架下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社会中介组织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大量社会中介组织在促进市场交易、推动经济发展等各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为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提供了可能和思路。“中介”所奉行的社会机制已逐渐成为国家机制和市场机制之外的又一基本社会工具。然而,我们也看到社会中介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体制不顺、法律滞后、管理混乱、执业质量差、信用程度低、权力寻租等等问题,这将严重影响着其服务功能的发挥。因此,本文拟就“小政府、大社会”框架下、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的问题与成因、规范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建议,作出基本分析与理论探讨。     

福利经济学视角下的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问题是当前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内涵、关系以及组合模式,国内理论界众说纷纭.笔者试从一个新的视角--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重新阐释效率与公平问题.笔者认为:第一,既要重视收入分配公平,又要重视社会公平;第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优组合需要市场和政府双管齐下;第三,我国当前应实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

本文从经济现代化或者说是工业化视角出发,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和政策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已有研究强调新发展格局"双循环"的属性不同,本研究更加强调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新发展阶段后的高水平的自强自立。一是提出了"阶段—模式—动力"的三维理论解释,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现代化新阶段相适应的经济现代化路径,是中国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而探索的、以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的、突破"依附性"、具有"替代性"的一种经济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围绕着自主创新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经济现代化战略;二是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内涵是推进高质量工业化战略,实现从成本驱动、出口导向、高速度工业化向创新驱动、内需导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变,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三是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双协同"政策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有效协同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效协同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下,加快形成一种...     

政府干预、金融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动态博弈视角的解释

文章以金融创新风险为核心,构建了包含金融科技企业和政府干预的动态博弈模型.博弈结论表明:政府对金融科技企业干预的实质是风险分担问题,政府有意愿将金融创新风险转嫁给金融科技企业;政府对金融科技企业的干预意愿取决于金融科技企业初始发展策略.在不完全信息下,政府干预和金融科技创新发展之间存在两个均衡:低效均衡和帕累托均衡.对此,减少政府干预、加速金融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两条路径:一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为金融科技企业承担更多金融创新风险;二是增强政府对金融科技企业的知识认知,为金融科技创新制定更好的政策.     

长波理论的数理解析及其对新发展格局的启示——纪念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高峰先生

高峰先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先生视野开阔、涉猎广泛,在其众多的研究著述之中对长波理论的考察格外引人瞩目.本文系统地回顾了先生针对资本主义经济长波,从资本积累理论切入,所提出的"技术—制度—市场"三元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包含着异质性资本的单一部门模型,以说明技术变迁和...     

美国经济危机原因及其影响的新解释——基于经济长波、货币供给与国际竞争的视角

美国经济危机是其新长波运行到顶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现的一次调整,美国经济由此将步入缓慢增长的动荡时期。为满足长波扩张对巨额货币供给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体系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重构,由此支撑了美国经济长达20多年的快速增长,并极大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但随着长波的演进,不仅内部的扩张动力逐渐衰竭,而且外部的相对竞争力也在快速下降,实体经济对新增货币的吸纳能力减弱,由此金融创新深化所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就只能转向次贷和高杠杆的金融衍生产品。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